编者按

书法是中华民族独创的艺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本期文化周末特邀书法博士、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程仲霖从书法史的角度，讲述唐代隶书的演变与发展，带领读者领略书法之美，并从中感受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人们谈及唐代书法，必说唐楷，尤其是欧阳询、颜真卿的楷书更是家喻户晓，而少有人提及唐隶。因为汉代才是隶书的鼎盛时期，汉隶的雄浑与高古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隶书在汉以后历代皆有书写，但将其刻于碑版并蔚然成为一种风气，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算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启功先生慧眼识珠，曾有《论书绝句》：“正始以来论篆隶，唐人毕竟是中兴”，并进一步说“今人不敢薄唐篆而轻议唐隶，吾未见其有当也。”意思是说，不但唐篆好，唐隶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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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书起源于战国时期，当时主要的字体是篆书，但从新中国成立后出土的秦简来看，字形虽然属于篆书，而用笔中已经出现隶书的笔意，由于用笔流畅，结字减省，婉转的篆书线条正在向点画演变，书写变得快速，符合了实际应用的需要。西汉立国后，这种便捷适用的字体迅速发展，成了社会和官方认可的通行文字，由此开启了以隶书为主的时代。当然，早期的隶书字形笔法尚未成熟，仍有篆书的意味。但从西汉中晚期，汉隶面貌逐步形成，无论是书写在简牍上的墨迹，还是刊刻在碑石上的刻字，无不质朴精美，端庄大气。到了东汉晚期，隶书则达到了灿烂无比的鼎盛时期，此时出现了大量的碑刻，如我们熟知的《张迁碑》《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曹全碑》等，可谓名碑纷呈，风格多样，是我们今天学习隶书的典范。

从书法艺术发展的角度讲，当一种书体达到登峰造极之时，也就是其衰落之始。就隶书来看，这种情况在汉末已经出现，当时一些丰碑巨碣过分强调波挑的装饰性，汉隶曾有的生气勃勃渐渐消失。尤其东汉灵帝熹平年间为统一典籍、校正文字所立的《熹平石经》，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从书写水准上不可谓不高，但其形神气骨与风格多样的隶书名碑大不相同，后世称为“石经隶体”。《熹平石经》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准确规范至极，士人学子纷纷仿效，于是隶书的风格慢慢统一为这种方平正直、中规中矩的特征。魏晋南北朝时，各种书体交相发展，虽然隶书仍是官方通行的作为正规场合应用的书体，但这时的楷书趋向成熟，草书也经过章草阶段逐渐发展成今草，行书在隶楷递变过程中逐步成熟，曾经辉煌一时的隶书已经走入程式化的末路。这种情况一直发展到初唐依然没有改变，我们看欧阳询的《房彦谦碑》等，表现为结体方整、疏密停匀、精致谨严、圭角外露等特点，深受汉末《熹平石经》的影响。但初唐书法风格更多的是承续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以优美为主调。随着国力逐渐强盛，文化不断繁荣，艺术领域也逐步进入烂漫多姿的新境界。

到唐玄宗李隆基即皇帝位后，肃整纲纪，励精政事，社会安定，开创了和平的开元盛世。在唐玄宗的倡导下，壮硕肥美逐步成为艺术审美的主流。据《旧唐书·本纪》记载，唐玄宗“尤知音律，善八分书”，这里说的八分书，就是隶书。《宣和书谱》也说其“临轩之余，留心翰墨，初见翰苑书体狃于世习，锐意作章草、八分，遂摆脱旧学。”可见，当时风靡的“二王”流美书风已经不符合盛唐的审美需求了。唐玄宗锐意改革，提倡隶书、章草，以隶书来纠正楷书，章草纠正草书，亲自书写《石台孝经》及《纪泰山铭》，又颁布《字统》规范隶书的形式和写法。唐明皇李隆基的《石台孝经》刻成后，就立在长安城务本坊之太学内，借此来教化臣民。尤其《纪泰山铭》，为唐玄宗封禅泰山后撰书的铭文，镌刻于泰山大观峰石壁上，属于摩崖石刻，字大近尺，结构谨严，浑厚苍劲，气势雄伟，真正反映了那个气象阔大的时代。这种结字工整庄严，笔画华丽丰腴的隶书风格，被后世称为“明皇新体”，成为唐隶的典范。晚清叶昌炽认为：“唐玄宗好八分，自书石台孝经，泰、华两铭，鄎国、凉国两公主碑，于是天下翕然从之。开、天之际，丰碑大碣，八分书居泰半。”书法风气大变，此时涌现出一大批以隶书见长的名家，民国柯昌泗也在《语石异同评》中说：“唐人分书，明皇以前，石经旧法也，其体方而势峻。明皇以后，帝之新法也，其体博而势逸。韩蔡诸人，承用新法，各自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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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隶不是凭空而来的，但它并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体现了审美情趣在这个特定时代的改变。如果和汉代的隶书相比，两者最大不同在于取法不同，取势各异。汉代隶书的基础是厚拙古朴的篆书，从用笔、结构到章法，都十分生动，可谓不拘一格，而唐隶的基础是唐楷，表现为点画平直，结构端严，章法整饬，显得规矩刻板。唐玄宗的隶书最具楷书特征，端正大方，点画用笔有隶势，但多用楷法为之，是唐代书法注重法度的体现。对于汉、唐两代的隶书，清代万经《分隶偶存》认为“汉多拙朴，唐则日趋光润；汉多错杂，唐则专取整齐；汉多简便如真书，唐则偏增笔画为变体，神情气韵之间。迥不相同耳。”同时代的王澍《竹云题跋》中也讲到“唐人隶书多尚方整，与汉法异。”汉唐隶书之不可同日而语已经大白于天下，但绝不能认为唐代的隶书就一无是处了。清代刘咸炘在《弄翰余沈》中对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凡文字一代自有一代之风气，举全风气而论高下。则此代有不如彼代者，而一风气中，亦自有高下。高风气中之下者，或不如下风气中之高者。”因此，我们应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分析，以便更清楚地看到它的特点。

从继承的角度来讲，唐隶实从魏晋而来，只是收敛了棱角，在肥重方面予以加强。启功先生说过：“汉隶至魏晋已非日用之体，于是作隶体者，必夸张其特点，以明其不同于当时之体，而矫揉造作之习生焉。魏晋之隶，故求其方，唐之隶，故求其圆，总归失于自然也。”一语道破天机！我们从几块碑刻就会明显看到魏晋时期隶书的特点：《上尊号碑》和《受禅表碑》均为曹丕称帝而立，是典型的官方隶书，书体方正、气度庄严，但笔画都呈方棱的尖角，过分强调波挑的装饰效果，因而矫揉造作，有方板之病，很少有生趣，这就是魏晋隶书的特色。此时的《孔羡碑》，书法结体方整，字形长方，已变汉隶的横势为纵势，笔画方硬，挑法同样呈方棱状，特色更鲜明，实际上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先导。还有清代出土的《曹真残碑》字划清晰，从中可以更好地窥见魏晋隶书的用笔面貌，其笔画呈圭角，捺笔圆厚出锋，和其他碑方棱的挑法不同。与它风格相近的还有《王基残碑》，其点画已趋向楷书的写法，棱角渐去，势皆方板，笔皆显露，已经很明显地看到唐代隶书继承的影子。

那么，到了唐隶，呈现出的就是笔画圆润丰腴，波挑左右开张而无棱角，结构上狭下宽，反映了唐人崇尚丰美的审美情趣。同时，极讲求左规右矩，方整端正，结构对称，装饰趣味特别浓重。汉代隶书变化多端，纯出自然，一碑有一碑的特色，而唐隶则较为规范，与唐楷一样法度森严。但唐隶线条富有质感，方整之中流露出一种光泽丰丽的美，这种雍容华贵的气息，又是汉隶所不及的。唐隶笔画之中虽然时露楷意，这是楷书通行时代自然的反映，从审美上来讲，给隶书增加了新的意趣，这也影响到了后代隶书的发展。

唐代的隶书家，有案可查者不少。除了前文提到的唐玄宗外，后世提到最多的，有韩择木、史惟则、蔡有邻、李潮等人。韩择木是韩愈的叔父，他的隶书在唐代曾被列为第一，《宣和书谱》评价为最高：“隶学之妙，唯蔡邕一人而已，择木乃能追其遗法，风流闲媚，世谓蔡邕中兴焉。”从《祭西岳神告文碑》看，他的隶书与一般唐隶不同，笔画并不丰腴，用笔清峻遒劲，结构中紧，波挑四面开张，显得窈窕而有姿致，这在唐隶中比较少见。应该说他的隶书比较接近汉隶，字形有方有扁，而有的略长，无排列如算子的弊病。然从气息上看仍属于唐隶的范畴。史惟则的《大智禅师碑》，字形俊美，结构比较紧密，其波挑以力出之，劲健而有姿致，这种以楷法入隶的风格是唐代隶书的典型。蔡有邻的《尉迟迥庙碑》有汉人的风韵，但更整齐规矩。李潮是杜甫的外甥，杜甫曾作《李潮八分小篆歌》称其：“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龙盘拿肉屈强。”从这些名家碑刻作品看，唐隶也是在接受传统、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意无意地创造出来，并没有完全丢掉传统。客观来讲，时至今日唐隶的影响较小，在整个书法史上属于面貌独特但昙花一现，这也正是其独特时代风格特点带来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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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伯鹰《中国书法简论》中认为：“就中国文字和书法的发展看，隶书是一大变化阶段。甚至说今日乃至将来一段的时期全是隶书的阶段也不为过。草书和楷书为千余年来流行的书法。它们在形体上由隶书衍进，固是无待多言的事实，尤其在技法上，更是隶法的各种变化。”就唐隶来讲，它的重要影响在于确立了一种逐渐趋于肥美的审美风格。清代梁巘在《承晋斋积闻录》中说：“至玄宗字肥，其后颜鲁公、徐浩、王缙、苏灵芝诸人字皆写肥。”正是由于这种风格所带来的影响，至颜真卿则凭借其对文字法度的深刻领悟以及深厚的艺术功底，广泛借鉴秦篆、汉隶、北朝碑版与初唐褚遂良等人的书风，结合民间书韵，创立“颜体”，以雍容伟壮、雄浑朴厚、气势磅礴的盛唐气象而开一代新风，最终确立了唐楷的法度，成为“二王”之后中国书法史上的又一座高峰，并且影响至今，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综观唐以后的书法史，宋元明三代的隶书都没有脱离唐隶的窠臼。一直到了清代，这一藩篱才被逐渐打破，由于尊古之风盛行，清人开始关注汉隶，追求古朴拙厚，风格多样的面貌，笔下的旨趣便也与唐隶迥然不同了。

（作者：程仲霖 系书法博士、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