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经纬11月11日电 (王玉玲)近日，由中国政法大学文化娱乐法治研究中心主办的“科学认识直播打赏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研讨会在京举行。会上，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文化娱乐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文杰分享了《网络直播打赏的制度建构研究》报告，研究认为，需要根据直播行业的特点，谨慎看待关于设置打赏冷静期的建议。“设置冷静期会推高直播市场交易中的道德风险，可以通过设置提醒功能来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即平台给予用户提醒，或者帮助用户自行设置提醒，让消费者想明白是否真的要进行这个打赏，如果想清楚后仍然进行打赏，那么打赏之后就不可以撤销。”刘文杰说道。

　　《网络直播打赏的制度建构研究》报告共分为五个部分，一是直播打赏的价值分析，二是直播打赏的法律性质，三是对直播打赏设立冷静期制度的评估，四是未成年人直播打赏问题及应对，五是直播打赏治理的制度建构。

　　刘文杰指出，主播获得打赏收入具有正当性。“直播打赏是继收费、广告后的第三种内容收入形态，目前它已经成长为同内容收费、广告并立的第三种内容收入形态。二是直播打赏具有鲜明的市场经济属性。三是直播打赏助力传统文化传播与传承。因此，我们认为打赏既是对直播所创造的社会价值的肯定，也是对直播制作所付出的劳动的补偿。”

　　直播打赏对传统文化和艺术的传播与传承具有推动作用。“调查发现，直播是互联网带给戏曲等传统文化产业的一个惊喜。通过网络直播，传统文化收获了大量观众，而打赏收入又推动了从业者精进技艺，使传统文化内容的生产、创作进入可持续的良性循环，有助于传统文化传播自发生长。”刘文杰说道。

　　有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和文艺演出机构也开始尝试线上直播。例如，过去一年抖音演艺类直播超过3200万场，场均观看人次超过3900人，相当于每天都有近9万场中等规模的演出在抖音上演；抖音非遗类直播每天开播1617场，打赏总收入同比增长533%。

　　从直播打赏的法律性质来看，刘文杰指出，行政主管部门明确把直播打赏定性为用户的一种文化消费行为，从理论及司法实务来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法院倾向于将直播打赏认定为网络服务合同。比如北京互联网法院认为用户将虚拟礼物发送给主播的行为系一种新型的消费行为，而非法律意义上的赠与行为，用户与主播及平台形成网络服务合同关系。“理论及实务界的主流观点倾向于认为，当前形势下，将直播打赏定性为服务合同，引入行业自律、行政监管，有助于规范直播行业，遏制低俗直播蔓延，促进直播业健康有序发展。”刘文杰总结道。

　　基于对直播打赏法律性质的认知，刘文杰认为，设置直播打赏冷静期在理论上存在正当性问题。第一，冷静期制度一般只适用于商品购买，且商品可以完整退货的情形，而不适用于接受服务，直播打赏与消费者冷静期的适用场合存在本质不同。二是消费者冷静期制度主要适用于远程交易，消费者在收到货以前，对商品没有全面的了解，仅凭经营者的图片或描述做出购买决定，而直播打赏是用户对直播表演的评价，用户可以按照自己的评价来决定是否打赏以及具体金额，拥有充分的决策自由，不存在因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盲目决策问题。

　　刘文杰指出，在现实中高额打赏属于少数情况，大多数情况下打赏金额并不高。根据《中国网络表演(直播)行业发展报告(2021-2022)》，平台主播多属于线上兼职型就业，月收入3000至5000元的中腰部主播居多，收入中来自打赏的部分在50%以下，高收入的“头部主播”数量占比较少，收入分布较为均衡。对直播打赏设立冷静期，也就是允许用户对自己已经实施的决定反悔。设置事后可撤回打赏的冷静期容易造成市场上形成不讲诚信的氛围，不利于激励主播创作积极性和直播行业长期健康发展。

　　刘文杰建议，直播平台可以设置消费提醒功能来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即平台在用户准备打赏时给予提醒，帮助消费者想明白是否真的要进行打赏，如果用户想清楚后打赏，那么打赏就不可以轻易撤销。打赏提醒可以采取平台设置与用户自主设置相结合的方式，即用户设置优先，用户没有自行设置，则启用平台的默认设置。

　　最后，在直播打赏的制度建构方面，刘文杰提出四个要点，一是尊重直播打赏行业发展规律，实现协同共治。二是防范未成年人打赏。三是抵制恶意诱导打赏，避免低俗内容。四是倡议分级分类管理。

　　“直播打赏作为一种商业运营模式，其有效运行离不开平台所提供的技术、内容运营审核方面的支持，因此科学合理界定直播平台的责任边界，显得尤其重要，既要平台负起责任，也不能因为部分极端个案，无限扩大平台责任。归根到底，直播打赏的治理目标应当是实现网络直播行业的健康发展。”刘文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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