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建升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21世纪以来，科技兴盛，物质繁荣。与此同时，中国人在沉醉于物质文明的极大满足之中，也深深感受了社会文化变迁带来的人心不古、世道浇漓等现代性文化危机。在学术界，也随之出现了一股以“中国”为反思对象的文化新现象，学者们想通过对“何为中国”的多维度拷问，来重新发现中国，来重述中国故事，以回应这个时代出现的各种人文异象与文化危机。葛兆光在《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对“中国”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诸如“谁是东方”“何为中华”“中国意识从什么时候凸显”“汉族与中国有什么关系”“如何从历史与现实中界定中国”等，他超越中国现实的地理局限，希望在世界和亚洲的文化大背景中来重审“中国”。叶舒宪在《玉成中国》中认为“中国”之所以是“中国”，在于“玉魂国魄”，只有玉石神话信仰才是“中国”最根本、最具有原型意味的文化基因。叶舒宪还在《重述神话中国》中提倡立足文化大传统，以四种证据法为主，重视证据间性，来重述中国文化的原初价值。李零在《我们的中国》一书的序言中云：“什么是中国？这是本书的主题。”他想通过自己多年的文化思考，来回答“我们的中国是这样的中国”。由此可见，“中国”一词，在数年之间成了学者们争相思考与反复阐释的文化热点。

2017年秋，叶舒宪、谭佳等人组织的“神话中国”工作坊如期举行，后来经过数易其稿，叶舒宪领衔的神话学研究团队精心打造的《神话中国》付梓出版了。本书不仅聚焦于“中国”问题，而且以“神话中国”的独特理论体系与知识话语诠释了神话学界关于“中国”问题的本土学理回答，这是对先前“中国”问题的重要突破。《神话中国》的作者来自不同的专业领域，涵盖了神话学、比较文学、民俗学、人类学、考古学、分子人类学等学术领域，是多学科的文化共识与密切合作，充分体现了研究“中国”当下问题的跨学科新范式。

一、 当代中国诊断：以西方文化为理论标准的机械移植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国运强。百年来，随着西学东渐，中国现代文化出现了西体中用的文化理论风气。具有长达数千年的中国本土文化传统，却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被漂洋过海的西学喧嚣所隐没，也正是现代中国的过分依赖外来理论的学风士风，直接导致了现代中国文化的不自信和不自觉。《神话中国》可谓时代急先锋，将文化反思的矛头直指学术界挪用西方理论的不良风气，认为现代中国文化危机的思想根源就在于西方理论的东方移植。这种文化诊断可能有些逆耳难听，但却发人深省。

叶舒宪在《“神话中国”VS“轴心时代”：“哲学突破”说及“科学中国”说批判》长文中指出，要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传统，首先必须立足本土立场，对现代中国学术场域中两个误区（哲学突破和科学中国）展开反思，通过重审这两种未经证实的西学外来学术假说，揭示其“理论旅行”的后殖民实质。他认为，现代中国文化之所以不自信，是因为现代文化的学理根基不在中土，而在西学。《神话中国》对“中国”问题的学理诊断，直接指出了现代中国文化的病症根源。只有确诊了现代性文化危机的病理根源，才能对症下药，由此才有痊愈的可能。叶舒宪认为：“这种将先秦思想与希腊哲学世界相提并论和等量齐观的做法，对这一批热衷于效法西方理论家的中国学研究者而言，好像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成自然的研究立场和出发点。在笔者看来，这是误导性极大的一种通病，必须得到及时诊断和治疗，否则会在不知不觉中传染和误导更多的后学。”这种毫不含糊的文化诊断是震聋发聩的，直接揭示出了学术界热衷于效法西方理论的文化通病，有针对性地治疗这种文化通病，才能避免病情的传染和误导。陈泳超亦认为：“他们（现代学人）重建中国神话系统的共同方法，乃是以希腊、罗马神话为标准，力图在宏大结构和具体细节上与之尽量对应。……可是这样竭尽全力地比附，始终给人以左支右绌、裁割灭裂之感，反而失去了中国古典文献自己的话语自足性和整体感。究其原因，根底还在于对人类文明一元进化论的过于崇敬，缺乏民族文化的内在自信。”建立在他者崇拜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是一种虚妄的文化自信。而现代中国文化的学术标准不是立足中国文化传统，而是全力比附于外来的西方理论，过于依赖西方文化的理论标准。学术界这种西方理论的跟风习气，直接导致了本土传统文化的巨大遮蔽。研究对象是中国的，研究材料也是中国的，而文化理论却是西方的，用西方的理论来强制阐释发生于东方的文化现象，臆想出许多风马牛不相及的文化命题，反而引发了许多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而实际上的“中国”就在这种理论跟风中越来越被疏远了。叶舒宪云：“面对这些中国文化十足的本土素材，我们还能亦步亦趋地跟着德国学者的‘轴心时代’说去研究古代中国吗？跟风者臆想出来的所谓‘内在超越’，如果仅仅发生在个别思想者的内心，对社会与时代没有起到决定性的影响，那又何须夸大其词去强调‘轴心突破’呢？按照‘哲学突破’的形而上思维方式，岂能读懂一件件新出土的玉璧、玉璧图像和金缕玉衣？遮蔽我们认识自身的东西，原来正是空降一般地来到我们这里的外来话语。”欧美学者提倡“轴心时代”“哲学突破”，彰显欧美文化的理性精神，而中国学者不加反思就跟风臆想传统中国也存在相应的“轴心突破”，这种文化话语的机械挪用与假设，不仅未能揭开本土文化对象的文化意义，反而令华夏精神支离破碎，备受屈辱，难以为继。

众人皆醉我独醒。《神话中国》的作者对这场百年旷日持久的文化移植、“理论旅行”的当代学案有着十分清醒的文化认识。这是一场中西学者共同参与、循环论证的后殖民文化转移，最终结果，作为舶来中国的西方理论话语，落实成了理所当然的阐释中国的“真实存在”与终极原理。叶舒宪指出：“作为一个典型的理论旅行的当代学案，‘轴心突破’说空降中国，完全可以当成一个盲目崇洋语境下的传播学事件来考察：欧陆思想家的学说在欧洲本土时默默无闻，经过美学学界的再阐释过程，发扬光大，再经过美国著名汉学家的二传手作用，推波助澜，最后成功打入海外的华语学术圈，再假道香港媒体而全面登陆中国，其结果就是在人云亦云中，被当成一种看似理所当然的真实存在。”如果没有本土文化的价值立场，如果没有十足清醒的文化认知，如果没有长期在华夏文化传统中浸润提炼的文化经验，面对这场人云亦云、雾里看花的跨世纪文化游戏与理论殖民，很难达到如此透彻、一针见血的文化论断。

为了让读者更为清楚地认知这场持续百年的文化移植学案，《神话中国》还给出了文化移植全过程的诸多清晰站点，以此具体揭示出外来话语辗转输入中国的五级步骤。叶舒宪总结为：“依据理论旅行的时空轨迹，归纳出‘轴心时代’说空降中国学界的全过程，共五个站点。第一站，发源地。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 · 韦伯和哲学家雅斯贝斯。第二站，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第三站，美国汉学家史华兹。其早期文章为《古代中国的超越》，后期代表作《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第四站，美国的华裔学者代表人物：余英时、杜维明、许倬云等。第五站，国内学者。他们紧跟着第四站的美国华裔学者新儒家代表们，将‘轴心时代’说、‘哲学革命’说或‘科学革命’说推向一个新高潮。”这五个站点包括：文化起点站、中转站和终点站，“轴心突破”的外来理论经历欧洲，再到美国，再经由美国汉学界，再到海外华

裔学者（新儒家），最后不断经国内学者反复引述与重复论说，完成了其生根、开花、结果的移植全过程。叶舒宪将这个西方理论东方移植的文化全过程形象地称之为理论旅行“接力赛”，其云：“这样一套纯粹外来的力量话语，在经历过从欧到美，再到美国汉学界和美籍华裔学者为代表的新儒家，再到留美或访美的中国教授们，最后到中国高校，就是这样五站的理论旅行，被这些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大腕们，像接力赛一样地绵续到中国学术话语中来了。”只有揭示出西方理论的文化移植全过程，才可以让现代中国人清醒认识到，西方学术话语是怎样在现代中国未经论证，就获得了一种不证自明、不言而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由此而建构了一个现代“中国”的虚妄文化存在。

《神话中国》的作者们对外来西方话语的“理论空降”持有一种深切的、沉重的忧患意识，他们批判“轴心突破”的理论假说，就是想重新立足本土的文化真知，依靠重新梳理中国文化现象，希冀能总结出一套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属于中国自身的文化理论。叶舒宪云：“这种援引西方观念和术语，照搬用于中国材料的情况，直到近期学者们的反思和批判。倡导‘神话中国’说的目的，即在于推进这种反思和清理的再认识。”可见，“神话中国”的文化命题不是凭空而来，也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立足中国，有的放矢，针对西方外来的“轴心突破”学术假说，在现代中国学术处于迷失困顿、人云亦云之时，自觉开展本土视野的理论创新，用“神话中国”的中国版文化理论，展示华夏精神的万年文化传统，揭示出华夏精神的原初文化基因。

二、 大神话观念：反思对西方神话观念的因袭比附

西方学术界所谓的“哲学突破”，其实质是哲学对神话的文化突破，即理性思维对神话思维的人为超越。哲学突破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神话的文化放逐，由此，神话开始成为哲学的对立面，成为虚构、想象、不真实的代名词。近现代以来，随着“轴心时代”“哲学突破”等理论话语被引入中国，与之相随的神话概念，也被机械地移植到现代中国，成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的重要理论范畴。

《神话中国》不仅深刻反思了“哲学突破”的文化假说，而且对西方文化的神话观念移植比附也展开了清理与批判。学者们认为，外来神话观念强调“神的故事”，重视在传世文献中寻找关于神的故事，如果机械移植这种外来的神话观念，就会大大遮蔽中国神话的本土经验。吕微指出：“中国古代汉语文化中，明明存在着超越性、统一性的信仰—叙事实践，早期的神话学家们却视而不见，坚持中国古代汉语文化中的神话现象—‘神的故事’只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存在，而这正是人的本原的存在与实践，被用理论概念（‘神的故事’）所支配的神话现象、神话经验所遮蔽的结果。”如果依据西方的神话观念，中国神话的特征就表现为“零散的、不成体系的”，吕微认为，这种对中国神话特征的文化概述，只是被西方神话理论概念（神的故事）所遮蔽的结果，完全不符合中国神话的特征。

陈连山对现代中国的神话学研究作了深入的学理剖析，他认为，这种“神的故事”的神话观念已经渗透到了诸多具体的学科研究中。首先，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中应用了西方现代神话概念。其云：“现代学者们的无数本《中国文学史》无不从远古神话开始讲起，就是模仿西方文学史模式以建立中国新的文学史模式的努力。引入西方现代神话概念，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发现了神话，使中国人找到了与西方文化的共同点。”其次，古史研究中也应用了西方现代神话概念。其云：“古史辨学派借助于西方现代神话概念，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化十分神圣的历史观，神话观念的引入，对于中国反对传统文化，建设接近于西方现代文化的中国新文化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可见，现代中国诸多学科依据西方神话的概念，在讲述着中国古老的文学史与历史，中国诸多学科直接应用这种虚构想象的西方神话观念，其具体结论就表现为对传统中国文化与历史的怀疑否定。陈连山提出：“人们无暇反思这个借来的神话概念是否符合希腊神话的现实，在中国使用是否符合中国古代文献的实际，是否需要对概念做修正等问题。”“中国现代神话学是引进西方现代文化的结果，对于中国神话的研究必然是‘中西比较’的眼光下进行的；而西强中弱的现实则使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文化为学习榜样，于是把西方神话概念作为标准来看待中国神话材料，不能以平等的眼光对待西方神话和中国神话。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漫长历史中，西方神话及其概念似乎完全笼罩了中国神话学研究。”这种机械使用西方神话观念的文化弊端是不言而喻的，以西论东，直接导致了现代中国文化的不自信。陈连山还指出：“中国神话学将全部力量都用在挖掘‘神的故事’上，忽略了作为中国古代主要神圣叙事形式的关于远古帝王的历史叙事，这是一个失误。”“我觉得简单模仿西方神话学的方法无法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甚至还会制造出很多虚假的学术命题。很多人盲目崇信西方理论，不加反思地拿来随意剪裁中国神话资料，这是中国现代神话学一个致命的缺点。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神话在不同文化体系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社会功能是不同的。”神话学研究者们为了能够满足这个西来的神话观念，他们不顾中国神话历史材料的实际，随意剪裁传统中国的神话资料，臆造出很多的虚假命题，这种胶着于他者神话观念的神话学研究确实是隔靴搔痒，难得其核。

李川对现代学人的“再造中国神话”行为也是不满的。其云：“西方（古希腊）既然有，中国文化并不输于西方，也应该有。西学理论观照下的‘再造中国神话’，学术目的只是为了和西方抗衡，中国典籍成为西方科学理论阐释的内容对象。在将本土资源对象化的经验对应模式下，现代学人只在古典载籍中发掘出和西方‘神话’内容相似的‘片段’，而不得不采取‘镶嵌、拼凑’之文本重构的方法以建构完整的中国神话学体系。因此进入具体学术实践中便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境。”现代中国人的攀比思想比较严重。他们一根筋地认为，西方有哲学与神话，中国就一定也有哲学与神话，在这样的思维定势之下，什么“哲学突破”“神话故事”就逐渐在中国学术界扎根落户了。但究其文化实质，这种“哲学”视野下的现代中国神话研究终究还是方枘圆凿，难以相合。

只破不立，这是后现代学者的学术立场。《神话中国》不仅要破除旧的神话观念，而且还要立足本土文化，结合自身神话研究的实践经验，大胆改造旧有因袭比附的神话观念，建构一种符合中国本土实际的新型神话观。早在10年前，叶舒宪就写有《中国的神话历史—从“中国神话”到“神话中国”》，在此文中，他提倡一种全新的大神话观。其云：“神话在今日学科体制中归属于文学是一个大错误。因为神话概念远大于文学。神话作为初民智慧的表述，代表着文化的基因。后世出现的文、史、哲等学科划分都不足以涵盖整体性的神话。作为神圣叙事的神话与史前宗教信仰和仪式活动共生，是文史哲的共同源头。”叶舒宪认为，神话不仅仅是指那些书写文献中所有的支离破碎的神话故事，而是指向了文史哲的共同文化源头，是初民智慧的特殊表述，是民族精神的文化基因。这种大神话观念直接跳出了文字书写的文本神话观，摆脱了西方以“神的故事”为主题的神话观念。在《神话中国》一书中，叶舒宪将“西方神话观念”与“轴心突破”放在一块，重点展开了学理反思，其云：“对天命、天德和天子的信仰，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也没有‘一去不返’。如果说，神话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是由于哲学与科学将其作为对立面，才有独立的神话学出现，那么，中国有神话而没有神话学的最好解释，就是中国传统从来没有哲学与科学的权威。这个事实足以成为‘轴心突破’说适合中国文化史的反证。”“天命”“天德”“天子”这些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术语，传递的就是对神圣之天的文化信仰和天命神话。叶舒宪强调，传统中国不仅没有哲学，也没有神话学，这并非意味着传统中国就没有神话。他尤其强调，传统中国虽然没有西方式的神话故事，但却有着铺天盖地、对中国文化具有全覆盖式的神话叙事。

《神话中国》的其他作者也对“神话”观念有着独特的理解。他们尝试立足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来阐释本土知识的神话观念。吕微认为：“神话学因特别关注神话的体裁信仰形式进而纯粹信仰形式，而指向了人的本原存在方式的实践认识的可能性。……只有在对人自身最本原、最本真的道德性、超越性、神圣性存在的信仰条件下，人才能因信仰而作为人、成为人。而神话所讲述的正是人如何能够作为人、成为人的信仰形式的故事。”吕微立足于人本身，以自身对自身的神话想象，揭示出神话是作为人本真存在的信仰形式，是一种本真信仰的超越存在。户晓辉认为，神话不是一种与人无关的外在知识，“神话是关于事物‘神性’的话语，它‘神’就‘神’在将人与事物的整体呈现出来，而不像在认识或知识中那样，总是把人和事物分割为片面的东西”。户晓辉提倡从神话认识论走向神话的存在论，最终要用人的生命存在，来激活神话，让神话的本真世界自身向我们开显出来。可以这么说，神话和人的生命是一体两面的，神话是鲜活的生命体验，不是死的僵化知识。杨利慧提倡“朝向当下”的新神话主义观点，关注传统神话在当下社会中的有效激活与文化运用。其云：“‘新神话主义’是指20世纪末以来，因电子技术和虚拟现实的推波助澜，而在世界文坛和艺坛出现的大规模的神话—魔幻复兴潮流。”“我提出的‘神话主义’概念，力图探究的则是神话传统在当代社会中被挪用和重述的情况。”“一个毋庸置疑的社会事实是：新兴电子技术的发展不但没有促成神话的消亡，反而造成了神话的复兴和‘神话主义’的广泛流行，尤其是青年人越来越依赖电子媒介来了解神话传统。”新神话主义认为，神话不仅是古老的文化传统，而且还具有穿越时空的文化表征。在工业文明时代，神话依旧可以成为工业文明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可以成为历史传统与当下存在共生共存的文化样式。

《神话中国》深刻反思现代中国的神话观念，提倡本土知识的大神话观念，彰显神话作为文化基因、文化源头的大神话精神，大大超越了古今中外的时空观念，建构了符合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新型大传统神话观。

三、 神话中国：认知中国的神话立场

在《科学革命的范式》一书中，库恩将非常时期“科学共同体的专业承诺发生了转移”的文化现象，称之为“科学革命”，或“范式转型”。《神话中国》不仅批判了当代中国学术的西方理论跟风习气，而且立足本土文化立场，更新了西方“神的故事”的书写小传统神话观念，提倡利用文化大传统的新神话观来重新认知中国，确立了人类文明起源之初的神话新范式。此时，原本作为“哲学”对立面的、属于被打压状态的神话，由边缘转为中心，由虚构不真变为神话历史。曾经被学术界误认为是文化小道的神话，一跃成为认知华夏文化精神的文化利器。“神话中国”说解构了以文字书写的西方哲学突破与神话虚假观念，同时，彰显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神话编码与文化基因功能。叶舒宪认为：“为此，我们才要宣扬‘神话中国’论和‘神话历史’论的力量命题，这正是为对抗或替代所谓‘轴心突破’说的误导作用，从2009年开始倡导的。此后至今的七八年时间里，又衍生出更新的学术命题，如‘神话观念决定论’与‘文化基因’论等等。这一系列新命题的孕育过程，也就是尝试有效悬置不适合本土的外来理论话语，对本土历史叙事和思想史再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按照虚构的神话观念，古史辨派认为，中国早期历史乃是神话传说的历史化，是不可靠的，是值得怀疑的。现在如果转换视角，站在作为文化基因的本土神话观念，从大传统文化的神话视野来审视早期华夏文明，就会得出新范式的结论。华夏原初居民利用神话的文化资源，不仅讲述了古老的华夏起源与人文历史，而且铸就了凝聚人心、万年不变的华夏精神，属于文化历史的神话化，这样就生发出“神话历史”的新型历史观。比较神话历史与神话历史化，可以发现，神话历史是历史与神话思维的神圣叙事，认为历史既是一种神话叙事，又在神话叙事之中饱含了人的真实情感。而相对来说，神话历史化则认为古史都属虚构，需要全面怀疑，甚至否定古史传统，显得有些过了头。“神话中国”立足于文化大传统时期的大神话传统，还生发出一系列与之相关联的本土理论命题与文化体系，诸如“神话决定论”“文化基因”“N级文化编码”等。

立足“神话中国”的整体视野，“中国”就从文字书写的小传统标准中释放出来。此时的“中国”，就不再是从甲骨文开始的3 000年中国，而是具有万年文化传统与神话信仰的中国。如果以万年的玉石神话信仰来重审“中国”，放眼文化大传统视野下的“中国”，中国就由3 000年的文字中国，变为具有万年文明历史与神话信仰的神话中国。由此出发，要解释“中国之所以是中国”，要发现中国文化最基本的民族精神与文化认同，就不仅仅指向文字书写的文化意义，而是指向万年华夏先民用生命守护的方式传承下来的大传统玉石神话信仰。“神话中国”不仅破解了西方文字标准的文明起源论断，也为重新认知“中国”，提炼华夏精神，提供了一条行之有效、时空超凡的神话信仰新途径。叶舒宪在《中国的神话历史—从“中国神话”到“神话中国”》中认为：“中国早期历史具有‘神话历史’的鲜明特点。文学人类学与历史人类学的会通视角，是重新进入华夏文明传统，重新理解中国神话历史的门径。从《尚书》《春秋》到《周礼》《说文解字》，古代经典体现着神话思维编码的统一逻辑。参照玉神话与圣人神话的八千年传承，呼吁学界从文学视野的‘中国神话’转到文化整体视野的‘神话中国’。”只有抛弃以西方标准的神话观念，我们才能摆脱“中国神话”极为狭隘的文学史书写神话观，才能产生全新的中国认知范式转型，由视野极小的文字书写神话故事，转向文化整体视野的大传统神话思维，由“中国神话”转向“神话中国”。谭佳也认为：“国际学界历来只承认商代甲骨文记录以来的中国历史，即有文字以来的三千多年中国史。同时，国内外更是不乏学者仅从现代国族认同立场理解‘中国’，拒绝承认或忽视几千年未曾间断的中国文化大传统，否定至少五千年以上的中华文化共同体，忽略基于文明起源特色的中国文化如何在几千年的传承中被表述、被传承。神话—应该是我们整合历史的最佳载体。”由本土立场生发出来的“神话中国”，不仅适合于理解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而且适合于理解人类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文字还没有出现的文明起源问题。大传统的神话观念不仅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神话世界”。在“神话世界”中，人类才能共享地球村。

“神话中国”指引我们，要想重新认知“中国何以为中国”，不能拘囿于文字书写的小天地，而要到更为久远的大传统神话中去发现“中国”的文化基因，只要提炼出文化大传统的神话编码和文化基因，我们就可以利用大传统的文化编码，来解码小传统的诸多层级的文化编码。叶舒宪强调：“中国文化的所有重要原型，全部来自无文字时代的大传统。以甲骨文为代表的象形汉字本身的造字取象也来自大传统。大传统时代根本不存在无神论，其核心的思想观念必受神话观念支配。若无法走出文字牢房，只研究神话之流，而无法溯及其源头，就无法找出真正的原型。”以前学术界的原型概念，都是文字书写时代的小传统文化原型，这种小传统的文化原型还不是中国文化的最初原型。甲骨文代表了中国文字的萌发阶段，其文化意义的解读，不能仅仅通过文字书写的传统获得解码，而要在无文字时期的大传统视野中，才能获得其造字取象的文化编码真相。可见，要认知真正的中国，只有在文化大传统中才能触及和发现神话信仰的本真原型。

“神话中国”还会帮助我们重新认知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核心价值观念，诸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阴阳五行”等传统文化命题。以前，学术界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整套的文化观念打入迷信、荒诞的冷宫，认为这些东西违背了“科学”，属于落后野蛮的文化标志。立足“神话中国”，我们才能理解，这些代表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神话观念，恰恰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知一个全新的、可以持续发展的文化中国。杨儒宾以“五行”为例，剖析了“科学”理性对“五行”的文化判决，其云：“在‘科学’一词成为流行口号的年代，‘五行’自然而然地被视为中国落后的象征，这也是中国科学所以不发达的罪魁祸首。它和小脚、辫子、鸦片一样，都被视为封建中国的残渣，早该被丢入历史的灰烬当中。”同时，他又将“五行”放置在“神话中国”的全新视野中，阐释和发现了“五行”思想的生克流行观念，他认为，这种相生相克的文化制约反而会赋予“科学”一种全新的科学观念。其云：“角度调整了，溯源即是正本清源，原‘五行说’不一定是明日黄花，有可能是黄金之华。它揭开了一种原初的，也是新颖的物理，一种大不同于当代科技物理学的物理。”“五行”不再是迷信，也不再是科学的对立面，而是可以与科学融合为一体的原初神话观念，“五行”不仅需要重新发现，而且需要阐释，只有重视了“阴阳五行”，我们才能认知“中国”最为重要的文化基因。杨儒宾认为：“但随着历史的变迁，它们却被时潮挤到社会的角落，成了落伍、迷信的标志，构成这些技艺理论因素的‘五行说’更成了‘迷信之大本营’。然而，回到源头，考察‘五行’的出处，不难发现它的身份极高贵，它一出世，既是《洪范》‘九畴’中的第一畴，在构成国家大法上，‘五行’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神话中国”不仅释放了“五行”，改造了“科学”，而且可以启迪工业文明时代的中国人，重新立足华夏精神，继而才能认清“中国何以为中国”的社会问题，才能认知“中国人何以为中国人”的文化问题。

“神话中国”不仅是一个亟待重视的文化命题，而且也是一场具有预流指向的范式革新，是文学人类学勤勉思考，积极进取，奉献给当代中国学术界的一份学术厚礼。理解中国，不能忽略神话，更不能脱离神话，否则所理解的中国将不成为中国。只有回归到华夏大传统的神话世界，我们才能找到华夏民族的神话信仰与文化之根。

由此出发，华夏传统文化中还有很多曾经被科学主义打压遮蔽的文化观念，在神话中国的范式革命中，将会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也会显现出早期中国人独有的大智慧，诸如神话生命、神话世界、神话人观、神话物观等。传统中国中诸多神话命题，还等待着学术界一部分能够摆脱跟风习气、具有本土理论认知的开明学者，来丰满其羽翼，建立符合本土实际的新型文化理论体系。“神话中国”首发其论，意蕴丰厚，开启心智，也面向未来，期待来者。

本文来源：《深度认识中国文化：理论与方法讨论集》

《深度认识中国文化：理论与方法讨论集》

顾  锋   杨庆存 主编

ISBN：9787309153941

2021年6月 复旦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