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2年第 4期

晚清驻藏大臣笔下的成都“酒事”

——夜读《有泰日记》

郭 平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六日，蒙古正黄旗人有泰带着15名家人、仆人，经长途跋涉，顺利抵达成都。此时距二月六日一行人由京师出发，刚好3个月整——两头的时间显然都是算过的：六六大顺。

此行是去上任。有泰是清廷新任命的驻藏大臣，全称“钦命总理西藏事务大臣”，简称“西藏办事大臣”，俗称“驻藏大臣”。这一官职直接由皇帝指派，坐镇拉萨，达赖、班禅均受其节制，其地位可见一斑。

按当时惯例，驻藏大臣以四川为“大本营”。入藏前，一般先到成都，遴选随员，采购物品。有泰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在成都每一天的主要活动，包括各种官场应酬。晚清成都官场，喝什么酒？什么酒好喝？日记里都有真实而有趣的记录。

绍兴酒

凭实力令精通汉学的蒙古大人“词穷”

明清两朝是科举的鼎盛时期，关于科举时代的士人，不论古今，人们有一个普遍共识，“天下才子，半出江南”。代表科举最高水平的进士资格考试——会试，如果不是在地域上作了人为的限制，给其他省份留出了一定的份额，江浙士人所占的比例只会更大。即便如此，江浙出身的文人，从体制内官员的各级幕僚（俗称“师爷”），到各级京官外官，乃至地位煊赫的封疆大吏朝中阁老，都占据着数量上的优势。这种优势形成了话语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比如，官场应酬用什么酒水？首选往往是绍兴酒。

有泰肯定早就喝过绍兴酒，具体到这一趟入蜀、赴藏，还没到成都就喝上了。

四月二十八日，绵州（今绵阳市）。

绵州是入蜀后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城市”。知州朱锡莹，浙江会稽人，跟有泰的兄长、前驻藏大臣升泰有旧，他热情挽留有泰一行停留一天，稍事休整。二十九日，朱锡莹带着自己的女婿余钊，设宴款待有泰。席间，宾主“大为纵谈”，甚至谈到前任四川总督刘秉璋和成都将军岐元打架的官场糗事。拐了个弯的旧谊，再加上酒精的作用，便达成了这样融洽的氛围。意外的是，当天喝的什么酒，有泰竟只字未提，也可能是觉得不需要提？绍兴人请客，你说喝什么酒？

朱锡莹、余钊翁婿俩都是绝顶聪明、能来事、会办事的人，他们的酒当然也不“白喝”。余钊本来只是一个候补小官，靠岳父的关系，在绵州驻军做文案。初次见面，有泰对这个年轻人颇为赏识，在绵州喝这顿酒之前，就已经同意带他进藏当差，并承诺一到省城就为他办理调动。

一个月后，五月二十七日，在省城待命、随时准备出发入藏的余钊给早已安顿下来的有泰送来一桌席，以及“绍酒一坛”，有泰的评价只有两个字：“甚佳”。又过了十来天，闰五月上旬，朱锡莹来省城办事。返绵前，他亲自给有泰送来两大坛十八年陈的花雕酒。这酒怎么样？有泰是个每天离不得酒的人，他带了很多酒进藏，然而竟然忍住了酒虫子的诱惑，“狠心”把这两坛最好的酒留在成都的寓所。直到任满，重返成都，才给自己一个“已贮五年，恐其变味”的理由，小心翼翼地开了一坛，他的评价还是5年前的“甚佳”二字。美酒当前，汉学造诣颇深的有大人总是“词穷”。

那么还有一坛呢？山长水远的，他也不嫌麻烦，直接带回了北京。

洋 酒

高官的新宠

绍兴酒是官场长盛不衰的饮品，但当时还有一种火速蹿红的顶级奢侈饮品：洋酒。

有泰在日记里多次提到洋酒，但有名有姓说出来的请他喝过洋酒的只有两个人，分别是当时四川官场文官和武官的“一号”人物，即护理四川总督①陈璚和四川提督马维骐。

官场里的应酬是要讲规矩的，驻藏大臣来了，省里的重要官员要尽地主之谊，轮流请客，谁先请谁后请，都有规矩，不能乱来。五月十日，陈璚在四川洋务局设宴招待有泰，虽然只是护理总督但既然管着大印，就是大佬。

酒局的安排很有意思，场地是洋务局，酒是洋酒，而东道主陈璚却是一个77岁的老头子。难得啊，77岁这么开明。不妨粗粗地解剖一下这个局：77岁的官场老油子，不太可能真正懂洋务，用洋务局的场子，摆明是由洋务局买单。至于喝羊酒，这正是当时四川官场最高的待遇。庚子事变刚刚发生3年，朝廷与列强和谈，接受了很多不平等条约，最直接的一个变化，是国门打开了。时也？势也。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对于新的形势，谁适应得好，谁的仕途就宽敞。于是成都官场中的大佬，开始“试运行”洋人的生活方式，包括洋酒，酒都喝羊的，岂非留心洋务？

然而总督带了头，下面的人并没有纷纷仿效，个中原因不难想象：洋酒虽好，太贵。

有泰性情率真，酒量极好，所以经常喝醉，那天也醉了。要说一个人醉酒的原因，其实到今天也没多大变化，根本原因是过量了，主观原因是轻视了，客观原因是喝混了。

大概对于当时的人而言，记住洋酒名是一件很费劲的事，所以有泰的日记里看不出来，他喝的到底是哪种洋酒。

另外，在成都期间，有泰还喝过四川提督马维骐的“三宾酒”。所谓“三宾”，是当时人对“香槟”的音译。说起来，“三宾酒”也是洋酒，但从日记中的记载来看，当时四川官场中人，对这种酒，并没有真正作为“酒”来看待，至于当时已经来到中国的啤酒，更是只字未提。

中低档酒

各有行情 苦练“内功”

从五月十日接受陈璚的宴请，到八月二十日接受省城官员公饯，告别成都，历时130天（含闰五月），有泰日记记载酒局11场，这个频率不算高，正反映出大清新败于列强，官场奢靡风气有所收敛。至于成都官场顶级之下的普通宴请，酒品则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客观地说，当时各种酒品，绍兴酒的地位无可争议，而洋酒虽然尊贵，但只能视为一种“流行”，能否持久，进而普及，尚难断言。

之所以说绍兴酒地位无可争议，还体现在当时四川已经有了它的替代品：本地黄酒。据有泰日记记载，五月十六日，“富娃子来，送到黄酒，本地造，甚甜”，强调“本地”，明显指系四川当地生产的绍兴酒。从称谓来看，送酒者当是成都满城驻防的蒙古旗人，日记中称其“已大高，长成人矣”，可见双方有某种旧谊，对方是地位不甚高的晚辈熟人。本地黄酒显然不是有泰青睐的饮品，但这酒能反映中低档消费者的购买力，送的是双方认可的感情。

其实，“山寨”的黄酒完全不能代表四川本地酒，本地有大曲酒。大曲比较烈性，走的是中低档路线，不太符合大多数高级官员的口味，此时颇有点“默默向上游”的意味。有泰在成都赴宴，稍微有点身份的，几乎没有人用大曲待客，只有一个叫陈昌先的候补小官，冒冒失失地给他送过一次烧酒，还自称早年曾经在苏州给有泰当过差。但是有泰没什么印象，因此觉得这个人有点来历不明，再加上也不怎么看得上他的酒——这烧酒大致就是产自四川比大曲更差的白酒，有泰婉拒了事。

赴藏途中以及到达西藏之后，雅州府打箭炉（今康定市）通知刘廷恕、驻拉萨的都司李福林分别给有泰送过大曲酒。有泰在日记中评论为“四川宦习”，可见大曲在川藏各地中下级官员中还是很受欢迎的，带去极寒的西藏就更适合了，时间地点都发生了变化，送酒的人也不一样，这就不好再拒绝了，俗云“入乡随俗”。

论烈性，当时省城有一种比大曲小众的酒，凌驾于其他白酒之上，即“毛台”，也就是今天白酒之王——茅台。日记中的写法，可能是口听误录，也可能茅台酒当时尚未得到普遍认可，写法不甚讲究。有泰应两位贵州籍候补道毕国英、马汝骥之请，初次喝到茅台，他非常惊艳于这种酒的品质，赞赏（茅台）“好极，亦热极”，这大概是来自草原的汉子对烈酒最高的评价了。

咸同以降，大量贵州籍官员以军功宦蜀。清光绪初，贵州人丁宝桢更是官至四川总督，所以晚清四川官场，贵州籍官员一直是一股很有影响的实力派。川黔之间的盐运盛极一时，官商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为茅台酒在四川的异军突起创造了条件。

成都官场的酒水，大人物私人独有的个性化饮品同样备受青睐。如四川提督马维骐，好饮，好客，“华洋各酒皆备”，还不时拿出泡酒、自制米酒等别致的酒品，令宾客大饱口福，叹赏不止。

五月十二日，有泰在马维骐的官署喝到百年米酒，大赞其“色似酱油，味则少酸多甜，苦则在内，其醇非可言传。据云非至好不肯出，实将各酒压倒，亦口福也。”这是有泰对酒赞美用字最多的一次，读来似尚意犹未尽。

后 记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月，有泰驻藏任满，仍然取道四川回京，在成都停留约50天。大概刚从高原地区回来，对健康有所顾虑，有泰饮酒相对节制，而他这次来蓉已是离任，以常理而言，是和四川、和成都真正意义上的“再见”。“人走茶凉”的况味在所难免，所以应酬较之来时相对冷清一些。日记记载酒局7次，基本上都是来任时性情相投的成都官场朋友，大家主要喝黄酒。黄酒之外，仅有两次例外，一次喝了著名的郫筒酒，有泰评价“似老酒”；另一次是喝马维骐自酿的葡萄酒，这位军门大人简直是酒品魔术师，有泰这一次还是只用了“极好”二字。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郭 平（绵阳市三国演义学会会员，供职于绵阳市城市建设档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