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博物馆？博物馆又起着什么作用？

如果说，人类因为科学进步才导致生活有至大的改善，那麽博物馆可以说是人文学科在此巨变中，有意图地呈现人类优缺点的场所。

从人类原始的收藏行为，到现代博物馆，作为“文化载具”的它，一直在人类发展历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以下为徐纯老师文章，经授权发布于知鸦通识平台。

人类与生俱来搜集物件与食物的本能是人类追求更好的生活的推动力之一，也是为不时之需。这个准备“不时之需”的本能使人类走出动物界而成为万物之长。

换言之，人类会用思考来创造出“不时之需”的物件，将对未来的思考的方式累积成知识，并将创作出来的物件累积为文明，更能将这些累积的知识与文明再使用，就像他会累积食物、种植、畜牲、创造工具百器一样，促进人类生存的便利与机率，以利下一代更完善的生活。

在史前时代，至少在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就有制作与收藏石器与石斧的习俗。这种收藏或许很单纯的是为自己或与他人分享丰富的生活，但是人类在知性的领域里，同样的，也懂得将这累积的知识与文明所产生的文物做保存，并且有意识要呈现给后世的观者做历史的回顾，期望可以再被后来者使用，再创造出子孙可以利用的新知识与新文明，这就是广义的博物馆之任务与目的。

新石器时代房屋遗址。图源：Wikipedia

在此，我们必须要有个前置的概念，博物馆并不是既定的组织形态，它的形成是人类社会经过相当长久而且繁复的发展过程，如今它已被公认为是一种服务社会的机构，不管它的收藏是有关人文、自然、或科学，都是人类知识的一部分，都是由人类的经验演进产生出来的文化资产。

这也是我们今天想继续用博物馆这个“文化载具”，来与他人共享经验与知识的主要原因，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之根本在此。西方的史实中，“博物馆”一词出现得很早，但至少要到十四、五世纪文艺复兴时代后期，才有比较清晰的博物馆概念。

至于现代博物馆的观念，则至迟也要到十八世纪后半才逐渐完整，至十九世纪后半期，世界上有博物馆的地区也仅限于西欧几个国家，最多只到美国的东部。

而一直要到廿世纪前半，才具体具义有了“博物馆学科”的研究，但仍须以实在的案例做跨领域的研究为根据，主要因为博物馆涉及范围相当广泛，其演进的脚步，除了因其在地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不同之外，它的运作也必须与其他学科与在地需求结合后，同步进行，因为这不是一门基础科学，而是一门跨领域的后设学科。

现在我们单就其历史的角度来看，博物馆之前一段时期是以典藏为主，所以它与物质及科学的历史有紧密的关係。到博物馆发展出来之后的前一段时期就以教育为主，主要就是它的收藏，不管是转型或革命而来，都是由个人手中转到公开给社会大众的取向，有关人文与概念的传播就要在跨学科之间，做人与物的整合与观察。

如果说，人类因为科学进步才导致生活有至大的改善，那么博物馆可以说是人文学科在此巨变中，有意图地呈现人类优缺点的场所。现今世界性的博物馆组织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下的国际博物馆协会（International Councilof Museums,ICOM）为最庞大，它对“博物馆”一词所下的定义，就是针对上面所指出的功能而言的：

“博物馆乃一非营利的永久机构，致力于搜集、保存、研究、传播与展示，以从事研究、教育、娱乐和探讨人与环境的物质证据（materialevidence），它开放给社会大众，完成服务社会，促进社会发展的责任。”

从这个观点来看，人类收藏行为的开始，虽说是博物馆的原始动力，但其所收藏的内容则与该文化群的社会普遍存在的价值观有着必然的关系。从人类原始有收藏行为到现代博物馆的定义，其历程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我们可以由不同文化的博物馆史，观察他们在收藏上所作的选择，以及其所呈现的表征与特性，可以透视出该文化的未来走向与展望。

现代博物馆。图源：Wikipedia

我们甚至可以具体地从文物典藏上，见到科学在博物馆史中所经历的争辩与矛盾。因此，我们研究博物馆史的目的在于：

以其典藏文物的消长与其运作的演变，来说明人类不同文化使用博物馆的成长过程。

传统的博物馆发展是依其收藏品的类别做区分，而这些物质证据都与人类的过去有关，这也说明了人类收藏的原因并非单一的。在史实上，除了因为文化形成的复杂性之外，博物馆藏品的动向与消长，与其典藏文物之易主变迁，更与社会架构与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艺术品方面。因此，我们要找一所是单一收藏动机的博物馆不多。博物馆源于西方人对文明思考的一种方式，原本收藏的动机是一种个人的、内在的生活行为，当这种行为与社会发生联系时，文物的聚散与文化、政治、社会之间，就产生不可分割的相关性。

因此在打开博物馆史的同时，我们首先要对人类收藏文物的行为进行一段简单的分析，探讨人类收藏文物的动机。博物馆学专家AlmaS. Wittlin曾按人类不同的收藏动机，将收藏分为六类，包括经济性的、社会地位象征性的、宗教性的、群体象征性的、对个人情感的忠诚、以及好奇心追求性的。

这项分析中包括了个人与群体的动机，但就博物馆的意义而言，当他的藏品数量或内容未达到影响群体的程度，不能将之视为其具有社会价值观的“物质证据”，在个体能力可能维系的情况下，是个人所保有的一份隐私收藏，与具有群体性的收藏之发生是不同的（公开给大众，to the public），例如恋爱信物的贝壳与当做货币的贝壳之区别。至此，收藏的“博物馆性”（museality）就显然可见。

这种以群体导向的博物馆演进史，其动机就因群体在某一段时程内的文化动向而有不同，在此，我们将Wittlin论述的收藏动机归纳为经济性、社会性、与想像性的三种，其中想像性的收藏动机较趋于个人性质的，也涵括了Wittlin宗教性的及好奇心追求的两类，所以不将个人的想像因素列于其中。分别说明如下：

一、人类搜集的动机始于经济理由，在“民以食为天”的古代，因为人类会收藏食物、会使用工具而节省了很多时间与精力。

收藏的行为扩大了人类活动的领域，使他更易于适应环境，累积更多的经验来创造新知。由博物馆收藏的历史看，人类以珍宝献于庙堂，信仰是集体收藏的象征起点。庙堂的建立代表著对神的崇拜，也成为信徒奉献珍宝的聚集所，渐渐形成了博物馆的刍型，人类的收藏也因此而培养出宗教财富力量之源起。这种收藏，除了聚落性、信仰上的意识型态之外，也因为过去时代的经济条件造成的。

当交通不方便，也无金融交换之事，为满足对物件制造者与使用者个人或群体的需求而产生的收藏，也是人类的欲求，当然也有为了未来需要而做超过其目前需求的收藏，尤其在游牧民族中，由小诸侯向封建主的效忠（homage）而来的收藏，所以这种收藏以金属、金币等经济价值较高者为最普遍。

在后来的历史中，不管哪个社会的新贵，也都以聚集珍宝为经济活动之要项。例如古罗马人对艺术的品味是由征服希腊城邦与其他地域而来，当时艺术品的买卖与奴隶市场并行，就类似美国十九世纪后半期到廿世纪前半期的艺术市场，它们是属于权贵富豪家的财富之一。

从罗马时代开始，收藏的市场作用就发生，在原来对寺庙神明的奉献之外，开辟市场价格是收购艺术品的决定因素，因此经济繁荣与社会变迁直接影响艺术品的销售与收藏。而工业革命经济发展后的中产阶级、金融银行家、工商业业主等，都参与收藏投资的活动，尤其到现代，工商业国际化，经济发达，到金融的交换多于货物的转卖，收藏文物或搜集科学成果更能代表经济潜力。

博物馆展品。图源：AP

但在经济不稳定时，这些收藏的经济价值，的确可以躲过经济动荡与通货膨胀的危机，这也是古老文物及历代艺术创作品在社会中成为经济层面的基础。

如今博物馆收藏品的经济价值已经涉及战场，伊拉克的战争其国家博物馆十七万件收藏的失窃就是一个明证。最古老的公开拍卖方式以罗马为中心开始以来，至十八世纪，辗转到阿姆斯特丹，后来拍卖中心也曾迁移到巴黎、伦敦、纽约、甚至香港等国际商业城市，2002年也曾发生在北京。

收藏品的拍卖随著经济中心变迁而移动地点，按时代、社会而不同，来往其间的人物也从古罗马的将军、贵族、甚至罗马公民，到后来中古时代的教士、皇族，随后的十字军东征带来欧洲的商机，于是德意志商团、欧洲皇亲贵族的加入。

进入现代之前与之后的海外拓殖国家的首相公侯与启蒙学者、俄国沙皇及其特权贵族，再延续到美国内战后工商大企业业主等，将这些文化资产代代转换。于是历代就有专家来经营这种生意，出示广告、举办展览、印制艺术品目录、僱用专人在拍卖场叫价，也有了专业的拍卖场所，或是艺术家作坊、拍卖商家或公共会堂的成立。

这种经济的因素，自然地成为文物与艺术品收藏的驱动力。博物馆与这些有经济活动的场域之间的关系，就进入法律的范畴，所有博物馆在社会立案的同时，都必须建立它特定的收藏政策。

二、收藏之所以能构成社会关系的另一个原因，是由收藏主对收藏的展示功能而来。

它除了有经济效益之外，也可以当做宣传，以呈现收藏者的社会地位，尤其是属于国家所共有的文物，可以在群众中塑造特殊的政治形象，发挥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功能。在专制的体制下，收藏可代表权力、地位、与财富。中古时代教堂收集圣徒用过的遗物，可以代表宗教领导权。这种收藏的例子可以拿公元前三世纪，大希腊化时代埃及王King Ptolemy Philadel Phno收藏，为解释其“自我炫耀”的意念为启念。

他用千万个奴隶搬运他几近病态的收藏，包括金、银器、神话的人像、灵化的象征物件、大象标本、乐器、花标本等千奇百怪的物品，应有尽有，博物馆的刍型就是他创的。直至拿破伦时代，不但有这始祖类型的博物馆出现，其收藏品甚至是用武力聚敛完成的，终演变为世界强权国家建立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典范。

而博物馆历史性的收藏几乎就是帝王与宗教首领，将收藏兴趣扩充至自然与人造的稀物珍奇，以炫耀其权力、财富与见识。如：天主教教士兼物理学家米兰人LodovicoSettala，收藏着各式各样的自然界物件与手工制作的珍奇与书本；1663年JohnRay（1628-1705）及1670年SirAndrewBalfour（1630-1694）的书中，都曾描述过其收藏内容，并且叙述他们参观其收藏的过程。这个当代闻名的收藏就以Settaka之名而称之为MuseumSeptalianum。Settaka本著公开展示的目标，希望在他身后将他的收藏放置在AmbrosianLibrary。

但是事与愿违，此后该收藏分散各处，为下一个阶段的权贵所拥有。十九世纪美国的新富阶级，就以收藏欧洲的艺术品创立博物馆做为打进社会的第一步。

另一个例子是海德堡的第一座博物馆，它的前置收藏时代是在Carl Ludewig（1632-80）手中，以其图书馆馆员Lorenz Beger（1653-1705）兼收藏管理员。1685年，当该收藏全都归于神圣罗马帝国之选侯the “Great Elector” of Brandenburg而迁往柏林时，与当时菲德烈威廉二世（FriedrichWilliamII）正进行中的收藏做合并，Beger也随著收藏到柏林，继续执行其职务。

JohnRay的书中充分描述，the Great Elector of Brandenburg如何以珍藏来显耀自己，文中除了赞美他的博学外，也称道他的慷慨展示，宴请他与其跟随者，餐后并领他们看他最得意的宝藏，书中也提及他们被邀请并参观其收藏图书的大教堂。以收藏的质与量来看，都显示出这位选侯财力与博学的荣耀。

1698年彼得大帝（PetertheGreat）虽然西化未成，但在他奔走西欧国家的时期，却为俄国带回来庞大数量的收藏品，当他到阿姆斯特丹时，经常宴请解剖学家Frederik Ruysch（1638-1731），目标在于他拥有当代西欧号称“博物馆”最有名的收藏。1717年，Peter the Great第二次造访荷兰时，就收购了他的收藏，带回圣彼得堡，此乃羡慕与炫耀的心理使然。

综观世界各文化的收藏史，这种收藏者的行为非常普遍，其最可肯定的动机就是展现藏品拥有者的地位。自古至今，这种例子举不胜举。

三、人类的想象力是推动文明的另一个主力。

人类把想象力附在实物上，创出新的境界，宗教与另一种抽象世界油然而生，于是这件实物就具备神奇的力量，而成为被收藏对象。这些收藏常为教堂带来崇拜的信徒，这种现象遍行于基督教、回教、与佛教等领域，而且东方尤盛于西方。

中国人本对死后世界的想像，就产生过类似宗教奉献的收藏，在殷商时代就有的殉葬及随葬品的习俗，到战国秦汉时，殉葬演化为俑的埋葬制度，为死者收藏也是属于这种想像的类别，只是这种收藏在墓内的随葬品，要按死者的阶级陈列于墓中，甚至经过一种仪式把陪葬品神灵化，这些陪葬的物件一旦被收藏就永久陈列于地下，所谓“丧道”：乃“备而不用”、“神明知之”而已。

事实上，希腊神庙的供奉品也一样，是永归神所有，不再流通于世人之间。

又例如中古时代，除了教堂收藏圣徒遗物外，长途跋涉的信徒会带著具有神奇力量的圣地沙土，将之视为珍奇宝物，保护他一路平安回到家供奉，就像我们从庙里的神明求签一样。

甚至到了十八世纪，在Franz Ernst Bruckman的收藏中，有一处是藏罗马天主教的遗物，其中有的并非与基督有关，也不是教士们的艺术创作，而是对奇妙物件的好奇心引起的，包括了护身符或避邪物。

比方刻有圣约翰福音的透明红水晶杯，可以预防婴儿中毒；西班牙的十字架可避雷；一座可移动的圣坛等，都是由人类附加在物件上的想像力而产生的收藏价值。

1994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出版的《博物馆实务基础入门》(Museum Basics)一书，讨论到博物馆对它所在地的社会所做的贡献，也分为与本书对收藏分类相似的三方面：社会文化方面、经济方面、与合作或政治方面。

所以Wittlin的理论中对物件（object）的定义，比其他理论更为广泛而且合理，她以为如果收藏的物件不是用来承载讯息的，就不是博物馆要收藏的。这项“讯息”的传承与传播之可能其实就是社会的价值观，尤其对一家官方成立的博物馆收藏而言。

另外Hendon书中陆续提到博物馆收藏的两个特点：收藏物件项目的选择与其展示表现的结合。

他进一步说明，由于展示的方式可能会改变收藏的意义，同时也会影响到博物馆的收藏政策，尤其是公立的历史博物馆。收藏品与展示方式的不协调，常构成博物馆很大的问题，这使得沟通（其实就是传承与传播）成为收藏的主要手段，对现今的博物馆界而言，Wittlin的这项理论就是最常被採用的一种收藏理论。

事实上，不管是按联合国或Wittlin的定义，至今我们仍认为博物馆是以“真实的物件”（realobject）为主要的沟通媒介。但如果我们接受这种定义，就要把“物件”这个词定得更广义、更接近文化资产才合理，也就是说一株活的植物、或一只活的动物，算不算是“物件”呢？图书馆算不算“书的博物馆”呢？为厘清这个观念，国际博物馆协会在1974年又加上以下的机构，它们也算是博物馆，使博物馆所定义的内容更为完整：

1).由图书馆及文献中心来维持的保存中心与永久的展场。

2).自然、考古学、民族学（人种志学）的纪念物与遗址、历史遗址与博物馆性质的纪念物，为这些机构所做收藏、保存，而且与民众做沟通活动。

3).展示有生命的生物类属，例如：生物学、动物学的园址、水族馆、动物园等。

4).自然界保育。

5).科学中心与植物园。

从这项更新的定义内容来看，博物馆不但走出以收藏物件为主的功能范围，它更是要为公众诠释收藏的功能做展示，要让大众了解社群的文化资产，因此博物馆“沟通”的作用大于收藏物件的价值，展览成为博物馆独特于其他文化机构的重要特征。

这使得博物馆的发展与政治民主化，尤其是议会制度的发展，产生密切关连的现象。同时，博物馆不但发生于已发展国家，它也随着帝国主义时期的政治，发生于在殖民时代结束后才成立的国家之博物馆，其发展也要看博物馆与在地社会沟通作用的能力。最热忱的说明这项关係的人，恐怕要算美国教育家亚当斯（T.R.Adams）。

当博物馆这类文化机构在全世界繁衍至廿世纪后半期时，就不再是原来以珍贵稀有的藏品为内容，却是以社群对自我社会的认同为基础。因此，既使在贫穷、饥饿的地区，甚至为避免一个事件、一场争战的再发生，也会成立警惕人类的和平博物馆，因此博物馆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1984年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联合国国际博物馆协会大会时，所宣布的“新博物馆学宣言”就是对这份挑战的直接回应。

如今在跨入廿一世纪，我们再进一步讨论原有的这些定义之前，如果用到旧金山的概念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Conceptual Art）、或洛杉矶的容忍博物馆（Museum of Tolerance）、华盛顿的大屠杀博物馆（Holocaust Museum），甚至到2004年在费城开幕的宪法中心（Constitution Center）来解释，可能还是会发生困难。

因为这些概念性的博物馆自己说明它自己的功能时，就分为两个层次：它是“档案的仓库或图书馆，那些档案是用来记录世界上发生过的事件、或一些概念性、预定性的计划；

（另一层次）但最重要的是记录有关这些事件或概念所发生的地方。”因为，虽然这类博物馆并不以物件为主要的典藏，但它仍可以用这些资料做为证据，证明这些是人类做过的、是曾发生过的、是曾经想过的。

这时，我们突然从传统博物馆的观念，一下子跳到后现代概念式的博物馆，就不得不赞叹我们人类对历史的重视。

因此，这本书就是要用博物馆史做主题，建立起读者对历史意识的观点，以期当我们用历史的观点来检视任何时代、任何属性的博物馆时，都能以人文、人性为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