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前，埃德加·斯诺赴陕北采访后写成的《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在伦敦正式问世；他的夫人海伦·福斯特循着丈夫的足迹赴延安，为《红星照耀中国》姐妹篇《红色中国内幕》的推出奠定基础。回眸这两位美国进步记者、作家早期在黄浦江畔的活动，令人感佩。
“一生中一个觉醒的起点”
1928年7月，斯诺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远涉重洋抵达上海，寻找“东方的魅力”。他在灯红酒绿的背后，瞥见悲惨景象：“赤身露体的苦力们，用颤巍巍的竹扁担挑着沉重的货物，小跑着从令人生畏的印度巡捕身边走过。坐在锃亮的汽车里的英国人在马路上与人力车抢行……”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大都市尚且如此，别的地方又怎样呢？他本打算作短期停留，但为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决定先落脚申城再寻找机会去各地考察。
斯诺赴上海外滩大北电报公司（今中山东一路7号）六楼，找到《密勒氏评论报》报社，经与主编约翰·本杰明·鲍威尔坦诚沟通后，他成为该报的助理编辑。
当年，《密勒氏评论报》是在上海出版的有影响的英文周刊之一，创刊于1917年6月，逢星期六出版，面向在华外籍人士和中国政界、知识阶层，也运销欧美。主要创办人为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驻远东记者汤姆斯·密勒（封面标注的中文刊名即取自其名），宗旨是“让远东局势的发展，使本国明了，同时让西方的发展，使东方明了”。密勒退休后，由共同创办人、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校友鲍威尔接任主编和发行人。年仅23岁的斯诺的加盟，使该报增添了新的活力。
《密勒氏评论报》创刊号(选自上海书店出版社《我在中国二十五》一书）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西北地区连续数年发生旱灾。1929年6月，斯诺从上海来到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在古镇萨拉齐目睹惨绝人寰的饥荒，感到极震惊，迅速为《密勒氏评论报》撰写通讯。他在《救救二十五万生灵》一文中说：“成千上万的儿童死于饥荒，那场饥荒最终夺去了五百多万人的生命。一路上，满目凄凉，全无生机，就像刚刚发生过一场火山爆发。”他将萨拉齐之行视为“一生中一个觉醒的起点”。
“我和海伦都谢谢您”
1931年8月，曾就读美国犹太州立大学的海伦·福斯特通过文职人员考试，被派到驻上海总领事馆工作。在“冒险家的乐园”，纸醉金迷的背后却是“拥挤成堆，肮脏不堪，衣衫褴褛，有着各种疾病的乞丐”，这引起她的沉思。
年仅23岁的海伦曾在报刊上阅读过斯诺的作品，抵沪当天刚下榻于礼查饭店（后为浦江饭店，现为中国证券博物馆），她就设法联系上了他。此刻，斯诺刚结束在外半年的考察，由于先前撰写《侨居在上海的美国人》等文章抨击民族歧视和对华掠夺，被一些美国侨民攻击，情绪低落。两人初次交谈，海伦的亲切鼓励，使斯诺的精神为之一振。
昔日上海理查饭店
同年9月，斯诺应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之约，欲撰写宋庆龄传略，为此请求会见。宋庆龄安排“在静安寺路（按：今南京西路）上的一家巧克力商店”，与他初次见面。斯诺在《复始之旅》一书中记述：“我们进了午餐后，继续留下来喝茶。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就认为我已开始对她有所了解了。几天以后，我第一次到她在法租界莫利爱路那幢朴素的两层楼住所拜访她。”
海伦也渴望能拜见孙夫人。过了一段时间，终于有合适机会，斯诺偕海伦赴上海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海伦曾回忆，“我们在客厅坐下。客厅的小壁炉架上，悬挂一幅很大的孙博士遗像”“她落落大方，好客，喜欢有趣味的交谈”“她像她母亲年轻时一样虔诚，不过她将这种虔诚献给了中国革命”。
宋庆龄与斯诺
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斯诺多次奔赴前线采访，挑灯夜战赶写报道，赞扬上海军民的顽强抗战。海伦也冒着炮火去各处摄影，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历史镜头。
由于志同道合，斯诺和海伦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斯诺在给父亲的信中谈起海伦，他写道：“患病期间，唯一使我高兴的事情，就是有一位‘迷人的同胞’‘可爱的女孩’陪伴在身旁。”海伦则在给家人的信中说：“我现在有一个男朋友，我太喜欢他了”“他确实很有才华，有一种惊人的冒险精神。”
同年12月，斯诺和海伦结婚。宋庆龄高兴地为他们举行了一次粤菜晚宴，她端着酒杯说：“让我们为你们的幸福干杯！”斯诺激动地站起身表示：“孙夫人，您是我最崇敬的中国人之一，是您让我认识了中国，并热爱上中国的。我和海伦都谢谢您！”
斯诺和海伦
“鲁迅那双伟大的眼睛极其炽灼”
斯诺和海伦在上海期间，左翼文化运动正蓬勃发展。
斯诺从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作品中，看到“中国文学中现代反抗精神和同情心的最初证据，也是要求最广泛公平的证据”，觉得仅靠新闻报道还不够，只有中国现代的优秀文学作品，才能更真切地反映中国的世态和民众的深层心理。他着手编译鲁迅作品。不久，他结识了姚克（即姚莘农），这位精通英文的青年作家成为他“能干的合作者”。斯诺的《鲁迅印象记》一文说：“在上海，姚（按：姚克）和我同鲁迅多次见面，那时候，我们计划把一些现代的白话短篇小说译成英文结集出版，对此，鲁迅热情地给予支持。”
1933年2月21日，经姚克的联系，斯诺与鲁迅初次见面。斯诺的《鲁迅——白话大师》一文说：“鲁迅那双伟大的眼睛极其炽灼”“这双眼睛似乎能洞察你的肺腑，所以，几乎在你提出问题，话音未落之前，鲁迅已经用从容不迫、很有气韵的声音回答了”。通过交谈，斯诺对鲁迅更敬佩，深感他“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鲁迅对斯诺也颇有好感，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S君（按：斯诺）是明白的，有几个外国人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
同年3月，斯诺担任美国“统一新闻协会”驻北平（今北京）代表，偕海伦离沪北上。随后，他还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并曾任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纽约太阳报》和英国《每日先驱报》等的特约记者。海伦则做了《密勒氏评论报》驻北平记者。斯诺虽事务繁忙，但仍未耽搁编译鲁迅的短篇小说，姚克也来倾力协助。
同年5月26日，鲁迅在日记中提及：“同姚克往大马路（按：今南京东路）照相。”这次照相，与斯诺编译鲁迅的短篇小说相关，姚克的《〈鲁迅日记〉的两条诠注》解释：“一九三二年秋，我和《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的作者史诺（Edgar Snow）计划将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译成英文。第二年春，征得他的同意，我们就和美国的出版界接洽，先在《亚细亚（Asia）杂志》刊登《风筝》《药》，和一篇鲁迅的小传。可是鲁迅先生给我们的几张照片都不够好”“我就和鲁迅先生约定，于五月二十六日(一九三三)到南京路先施公司后边的雪怀照相馆去”“洗印之后，我从底样中选了一张最好的，寄到美国去，后来登在《亚细亚杂志》上。鲁迅先生逝世后，挂在万国殡仪馆灵堂上的那张大照像，也就是从这张照片放大的”。
1936年，在英国伦敦印行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英文版
在编译鲁迅的短篇小说基本完成时，鲁迅在给姚克的信中提出：“现在新出台的作家中，也很有可以注意的作品，倘使有工夫，我以为选译一本，每人一篇，介绍出去，倒也很有意义的。”斯诺对此意见极为重视，决定克服困难，再编译一批中国现代优秀作家的佳作，这得到了萧乾、杨刚的积极协助。
1936年5月的一天，斯诺在书稿即将交给出版社之际，由姚克陪同，又一次在上海拜访鲁迅，进行了长谈。海伦有事未能同行，她为撰《现代中国文学运动》论述文，要向鲁迅请教23个大问题（其中还包括30多个小问题），斯诺受托带上这份问题清单，鲁迅详尽地一一作答。
同年10月19日,鲁迅因病在上海逝世。姚克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与斯诺共同署名敬献挽联：“译著尚未成书，惊闻陨星，中国何人领呐喊；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
两个月后，斯诺编译的《Living China：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在英国伦敦出版；卷首印着：“献给S.C.L(宋庆龄)，她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她的精神的美，是活的中国卓越而辉煌的象征。”附录里的《现代中国文学运动》，署名是“尼姆·威尔士”（斯诺给妻子起的笔名Nym Wales音译）。斯诺在“序言”中说：“本集在精神上和内在涵义（含义）上对原作是忠实的，它把原作的素材、根本观点以及他们对中国的命运所提出的问题，都完整地保留下来了。”
“拿一个外国人脑袋去冒一下险”
当斯诺逐渐了解在中国西北黄土地上活跃着为人民而战的红军，看到了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走向光明之希望，他决心“拿一个外国人脑袋去冒一下险”，冲破重重封锁前往采访。《斯诺眼中的中国》一书提及：“1936年6月，我听到了中国西北出现了使人惊讶的政治局面的消息……当时红军主力正由全国向那里集中。我去到上海，再次见到了孙中山的夫人，我求助于她，宋庆龄很快做了安排。”
1936年7月初至10月中旬，斯诺深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成为第一位访问红色苏区的外国记者。他一共做了16本笔记、拍了24个胶卷，大量文字和照片不仅是珍贵资料，也见证了他从求真相到求真理的转变。斯诺返回北平后，马上奋笔疾书，将毛泽东在保安（今志丹县）与他谈话的全文和对陕北的综述寄给一些英文报刊。同年11月14日、21日，《密勒氏评论报》分两期发表斯诺的《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会见》。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他的《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即前文所提及的《西行漫记》）完稿。10月，它在英国伦敦出版，首次向世界展现中国红色政权的真实面貌，引起巨大轰动。他将此书赠给宋庆龄时，在扉页恭敬地写着：“送给勇敢的革命家庆龄同志，您是中国第一位鼓励我写作此书的人，而且是此书的第一位读者。”
1937年，在伦敦印行的《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
斯诺赠宋庆龄的《红星照耀中国》扉页题签
海伦在协助丈夫整理笔记、打印文稿过程中，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必须不惜代价完成一次类似的旅程。1937年5月初至8月中旬，历经艰险的海伦终于如愿在延安进行采访，做了27本笔记，拍了300多张照片，这为她写书准备了充足的素材。此行所收集到的丈夫尚未知晓的部分中共领导人情况，恰好为《红星照耀中国》书稿弥补了缺憾。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历时三个月的淞沪会战打响。9月，斯诺来到硝烟弥漫的申城，为英国《每日先驱报》进行战地采访。他与同行的海伦曾在屋顶望见许多厂房毁于日军炮火，大批难民无家可归，深感必须做些事情。卢广绵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一文说：“上海沦陷，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一个救国组织，叫‘星一聚餐会’”“一次聚会上，美国朋友斯诺（Edgar Snow）和他的夫人尼姆·韦尔斯(Nym Wales)也来参加。他们当时刚从陕北解放区来，谈到对日战争爆发后的后方工业生产问题，认为沿海一带工业区已沦陷，抗战将是长期的，而且主要是游击战，因此应以合作社方式动员后方的人力物力”“他们讲话后，就由该会组成一个中国工业合作社设计委员会”。1938年4月，第一个工业合作社促进委员会在上海成立，斯诺、海伦参加宣传委员会；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诞生，随着“工合”运动的开展，斯诺和海伦的设想变成现实。其间，海伦的《Inside Red China》（《红色中国内幕》）于上海完稿，翌年它在美国纽约出版，向国际社会展现了延安的无限活力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风采。
在纽约印行的《红色中国内幕》英文版
“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
1937年11月，斯诺收到从伦敦寄来的样书，在上海赠送给胡愈之。胡愈之翻阅后，决定尽快推出它的中译本。
1938年2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由上海复社出版，为避免日伪势力的注意，将书名译成《西行漫记》。胡愈之曾回忆：“得到斯诺本人的同意，漂泊在上海租界内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在一部分中共地下党员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以‘复社’的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这本书的中译本……”在中文版序言中，斯诺写道：“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
1938年，上海复社出版的《西行漫记》
1939年4月，上海复社又出版了海伦的《红色中国内幕》，作者署名是宁谟·韦尔斯，鉴于环境险恶，书名被译成《续西行漫记》。那时，上海译社也出版海伦的《革命人物传》，书名译成《西行访问记》，作者署名是Nym Wales。
由此可见，斯诺和海伦夫妇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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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少伟
文字编辑：许云倩
微信编辑：佳思敏
校对：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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