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没走通的捷径

——《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诗歌背景

马 睿

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相携及田家，童稚开荆扉。

绿竹入幽楥，青萝拂行衣。

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

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

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

——静嘉堂藏宋蜀本《李太白文集》卷十八

今译：

傍晚从终南山上下来，山月随我而归。回望来时的路，山林苍苍茫茫一片青翠。路遇斛斯山人，相携到他家，孩童出来急忙打开柴门。小路从竹林间穿过，藤萝轻拂我的衣裳。谈笑中得到放松，畅饮美酒宾主频频举杯。放声高歌风入松的曲调，歌罢银河星星已经很稀。我与主人都喝得很高兴，忘却了江湖险恶与心机。

诗歌背景：

喜欢户外运动的人都知道：大路虽说平坦好走，但路程要远一些。而捷径虽近，但往往崎岖难行。距离的远近与行走的难易总是成反比，山路如此，仕途亦如此。

老祖宗在造字时就讲得清清楚楚：足+各=路。各人涉足的道路不同，抵达终点的难度当然也就不一样。

在唐朝，有一条世人公认的“仕途捷径”，就是去山中隐居，尤其是在终南山隐居。终南山之所以是仕途捷径，源自一席对话。

隐士卢藏用年轻时曾在终南山隐居，后被朝廷征用，历任左拾遗、吏部侍郎、中书舍人、黄门侍郎等职，最后还当上了尚书右丞。在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执政期间，一度非常吃香。

有一次，唐睿宗召道士司马承祯入宫问道。因二人是老熟人，卢藏用便指着终南山对司马承祯说：“此山大有佳处，何必去远处？”司马承祯一听此言，非常生气。认为卢藏用是把隐居作为当官手段的小人，便不动声色地回怼到：“在我看来，只不过是当官的捷径罢了！”此言一出，顿时搞得卢藏用狼狈不堪，无地自容（刘肃《大唐新语》卷十）。

打这以后，朝野上下都嘲笑卢藏用是“假隐”（李昉《太平广记》卷二四〇）、“随驾隐士”（宋祁《新唐书》卷一二三《卢藏用传》）。

嘲笑归嘲笑，效仿归效仿。后来，学卢藏用的人却越来越多了，李白便是其中之一。

李白在终南山隐居的地方名叫“松龛”（李白《春归终南山松龙旧隐》），时间在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0年）左右（郁贤皓《李白初入长安事迹探索》）。一天，他从终南山下来。正好碰见也在此山隐居的斛斯融（杜甫《过斛斯校书庄二首》《闻斛斯六官未归》），便留下来住了一宿。当天晚上，李白与斛斯融喝得不亦乐乎，遂作此诗。

虽说隐居终南山是仕途捷径，但捷径注定崎岖，并非人人都能走得通。

那么，作为在深山隐居的道士，怎样才能把名声传到皇帝的耳朵里呢？换句话说，一名道士如何才能得到皇帝的召见和宠信，进而开衙建府、为官做宰、封妻荫子呢？到底有哪些规律和条件可循呢？

规律总是隐藏在反复出现的现象之中，既然是反复出现的，就一定能够被人所发现、掌握并遵循。从唐代的历史来看，要想把捷径走通，主要有以下几条规律。

首先，你得是宗教领袖。

道教是唐王朝的国教，皇帝对此高度重视，只要你能当上道门威仪（类似于全国道协会长），名气自然就大了。不管你隐居得多么深邃，被皇帝召见、笼络和封赏都是迟早的事。

在当时，道教中最吃香的是茅山宗上清派，无论是信徒数量还是宫观规模都占有压倒性优势。上清派尊奉元始天尊为最高神，太上老君为次，主导了南北道教的合流，早在隋朝就已成为道教的主流派别。

因此，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韦景昭、包世荣等上清派领袖，一直都是历任皇帝的座上宾。比起其他宗派，吃香得多。正因如此，李白加入的就是上清派（袁清湘《道士李白所属道派探析》）。

除了上清派，江西龙虎山的张天师，从汉末张鲁开始便世代相传，世袭罔替，也深受皇室青睐。

虽然来此隐居，但李白既不是道教领袖，也不是“天师”后裔，故而很难受到皇帝的召见。

其次，你要么是理论权威。

宗教领袖的名额太少，竞争也激烈。当不上宗教领袖，能当上理论权威、学术精英，也能把捷径走通。

在唐代，道教代表性的理论权威有：创立“重玄宗”的成玄英（太宗、高宗时期），创立“道体论”的王玄览（武则天时期），创立“坐忘论”的司马承祯（中宗、睿宗时期），创立“修心论”并整理道教斋醮科仪的张万福（睿宗、玄宗时期），创立“玄纲论”的吴筠（玄宗时期），撰写《太白阴经》的李筌（肃宗时期）等。

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李隆基刚刚即位，为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便下诏让太清观主史崇玄、太清观大德张万福等人编撰《一切道经音义》《妙门由起》等道教经典。到了开元中期，又编成《开元道藏》（又称《三洞琼纲》），总计三千七百四十四卷。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编撰《道藏》。

编撰《道藏》这类活动，工程浩大，费时耗力，必须由理论权威来牵头主持，各门各派的学术精英参与。事成之后，必然也会受到皇帝的召见与封赏。

李白虽自幼结交道友，熟读道经（李白《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但距“理论权威”还差得很远，既没有创立任何新理论，也不曾开创任何新流派，自然没有资格参与《开元道藏》的编撰工程。所以，很难得到皇帝的召见。

第三，是能出谋划策。

在道教中，很多道士都拥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和精准的判断力，能为帝王出谋划策。

比如，隋朝末年，东都道士桓法嗣投靠王世充（魏征《隋书》卷八五《王世充传》），泰山道士徐洪客投靠李密，进献取天下之策（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皇帝义宁元年）；巨鹿道士魏征先向李密进献《十策》。李密失败后，他又投奔了唐高祖李渊。后来，他又辅佐唐太宗开创了“贞观之治”，被提拔为左光禄大夫、郑国公（刘昫《旧唐书》卷七一《魏征传》）。

在“唐隆政变”前，道士冯道力、处士刘承祖为唐玄宗密布诚款，一举铲除了韦氏党羽（刘昫《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

“安史之乱”爆发后，京兆府道士李泌赴彭原郡觐见唐肃宗，陈述古今成败之道。唐肃宗听后非常满意，特许他出入后宫，以备顾问。每当遇到四方奏章、将相任免等大事，唐肃宗总爱与李泌商量，权力甚至超过了宰相（刘昫《旧唐书》卷一三〇《李泌传》）。

像魏征、李泌这类神机妙算，善于剖析形势、制定国策的奇才，自然备受皇帝青睐，肯定会频频召见。

遗憾的是，李白的政治嗅觉很迟钝，根本不是玩政治的料，屡屡在政治上站错队。即使他向唐肃宗提过一次迁都金陵的建议，也是一个抱薪救火的馊主意。不仅没捞到任何官爵和封赏，反被判处长流夜郎（李白《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偷鸡不成蚀把米。

第四，是擅长制造舆论。

由于科技落后，古人很迷信。为了影响民意，皇帝们便需要有人为自己的统治寻找（或编造）神学依据。有需求就有市场，每当政治斗争开始前，图谶、符命、祥瑞、隐语、梦兆、神降、鱼腹藏书、狐狸夜语、石人一只眼之类的鬼把戏便应运而生。

比如，隋末唐初之际，楼观道士岐辉、茅山道士王远知便向李渊进献“符命”，宣称李氏要夺取天下（谢守灏《混元圣纪》卷一、刘昫《旧唐书》卷一九二《王远知传》）。

“玄武门之变”爆发前，滑州道士薛颐对秦王李世民说：“德星守秦分，王当有天下，愿王自爱。”李世民当上太子后，马上就任命薛颐为太史丞，后又提拔为太史令（刘昫《旧唐书》卷一九一《薛颐传》）。

“唐隆政变”爆发前，道士叶法善为帮助唐睿宗登基暗中出了不少力。唐睿宗一上台，马上便封他为鸿胪卿、越国公（刘昫《旧唐书》卷一九一《叶法善传》），并派叶法善去南岳魏夫人仙坛修法事，于坛西建洞灵观，度女观七人（宋祁《新唐书》卷二〇四《叶法善传》）。

一般来说，夺位之前，道士帮助帝王制造舆论；事成之后，帝王则对道士投桃报李。

纵观《李白全集》，他对帝王将相指桑骂槐、揭露罪恶、怒斥秽行的诗歌比比皆是，但他向帝王密呈符命、进献祥瑞、编造图谶的文字却几乎为零。

这可能与他一生饱读诗书，对左道旁门之术深恶痛绝的性格有关吧。既然如此，皇帝当然懒得理他。

第五，是能够斋醮祈禳。

斋醮祈禳，是一项道教特有的宗教活动，是指祷告神明以求平息灾祸、福庆延长。其祈求的内容广泛，几乎覆盖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最出名的案例，就是诸葛亮在五丈原大帐中为自己禳星延寿（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一〇三回）。

在唐代，因唐肃宗是擅自登基，当皇帝的合法性不足，加之“安史之乱”尚未平定，故而最喜欢斋醮祈壤。

早在唐玄宗时期，太常博士王玙就以擅长斋醮祈壤而闻名。唐肃宗上台后，很快就将其提拔为太常卿、蒲同绛三州节度使。后来更是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爬上了宰相的宝座。王玙成天啥事也不干，专门替唐肃宗斋醮祈壤（刘昫《旧唐书》卷一三〇《王玙传》）。

只要你擅长为皇帝斋醮祈禳，不愁没人召见。可惜李白并不会这项业务，因而也未收到帝王的邀请。

第六，是擅长炼丹合药。

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尤其是帝王。每天过着一言九鼎、锦衣玉食、美女如云的日子，当然希望自己能永远享受，万寿无疆。于是，能替皇帝炼制仙丹、配伍神药的人才，当然大受欢迎，尤为吃香。

比如，唐高宗听闻陈州道士刘道合精通炼丹之术，便将其召入宫中，深加礼敬，特令其为自己配伍丹药。唐高宗服用后非常满意，前后给予了大量赏赐（刘昫《旧唐书》卷一九二《刘道合传》）。

现代药学研究表明，古代的方士、道士为帝王炼制的“仙丹”，大多是些含汞、铅的催命毒药，吃了死得更快。而他们所配伍的“神药”，往往是些富含激素的催情药，短期服用有效，长期服用则有害。因而，好几位皇帝都死在吃丹药上（唐太宗、唐穆宗、唐武宗、唐宣宗）。

李白也曾学过炼丹之术（李白《草创大还赠柳官迪》），但一直没什么效果。杜甫说他是“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杜甫《赠李白》），名声自然无法传入皇帝耳朵里。

第七，是能诊疗疾患。

自古以来，道教与中医的关系十分紧密，很多人既是道士又是医生，他们运用气功、按摩、针灸、引导、本草、丸药为人民群众治疗疾病，故称“道医”（如张道陵、孙思邈等）。

人生在世，吃五谷，生百病。皇室成员也是人，自然也会生病。有时候，碰上太医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症，就需从外面引进专家入宫会诊。

比如，初唐时期的道士甄权精通针灸术，著有《古今录验方》《针经钞》《明堂人形图》《针方》及《脉经》等医学著作。有一次，仁寿宫的一名宫人患了脚病，甄权刚刚刺了环跳、阳陵、巨虚下廉、阳辅四穴，宫人马上就能站起来行走。还有一次，大理寺卿赵某患上风疾，腰脚不便，不能起立下跪。甄权为他针刺上窌、环跳、阳陵泉、巨虚下廉四穴，立即就能跪起了（孙思邈《千金要方》卷八）。

到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年），甄权已经活了103岁。消息一出，唐太宗非常惊讶，亲自跑到他家里，考察他的饮食起居，还向他请教了许多医学知识。事后，唐太宗不仅赐给他衣服和几杖，还加封他为散朝大夫（刘昫《旧唐书》卷一九一《甄权传》）。

南昌道士万振，人称“万天师”，精通长生久视之道，治人疾苦立效。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被唐高宗召入光曜日殿询问治国养生之道。高宗待他如师友一般，赐予无所受（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三一）。

在当时，医术最高明的道士是孙思邈。他自幼体弱多病，遂久病成良医。隋朝末年，隐居在终南山，与高僧道宣关系很好。在唐太宗、高宗时期，孙思邈多次被召入宫中，诊疗疾病。他撰写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著作流传至今，为我国的医学、药学、养生学、化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后人誉为“药王”（刘昫《旧唐书》卷一九一《孙思邈传》）。

李白虽然年轻时在大匡山读书练剑，但并未涉及医学，也不曾为人诊疗疾病，故而很难被皇帝召见。

第八，能呼风唤雨也行。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在水利普遍落后的古代，往往靠天吃饭。老天爷一旦不下雨或下得太多，都容易引发民变。因此，擅长呼风唤雨的道士也颇受皇帝重视。

比如，陈州道士刘道合曾为唐高宗作法止雨（刘昫《旧唐书》卷一九二《刘道合传》），昊天观道士叶法善曾用九寸蟠龙水心镜为唐玄宗求雨（李昉《太平广记》卷二三一）。

李白虽然擅长写诗，但对呼风唤雨之术却没有兴趣，所以也很难被皇帝召见。

第九，能替帝王释天占星。

古人迷信，一旦出现特殊的天文星象，皇帝常常要宣召懂天文学和占卜术的道士入宫，为自己解疑释惑。

有一年，唐高宗住在九成宫，出现孛慧经天，彗星的尾巴长达数丈，这在古人看来是大凶之兆。于是，唐高宗便宣召楼观道士尹文操入宫询问。

尹文操回答唐高宗说：“这是老天爷在警告陛下，陛下只要能够孝敬父亲，纳谏征贤，斥邪远佞，罢役休征，责躬励行，以合天心，用不了几天彗星就会消失。”唐高宗依言行之，彗星果然就消失了。于是，唐高宗以太原的晋府旧宅为父亲唐太宗造昊天观，任命尹文操为观主，兼知本观事（员半千《大唐宗圣观主银青光禄大夫天水尹尊师碑》）。

李白虽曾写过一首《日出入行》，但却从未涉猎天文占星之学，因此皇帝欲解释星相肯定不会找他。

第十，能谱曲奏乐。

唐玄宗是个很喜欢乐舞的皇帝，每次在宫中举行斋醮仪式时，都喜欢演奏新乐曲。

据史料记载，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特令道士司马承祯谱写《玄真道曲》、李含光谱写《大罗天曲》、贺知章谱写《紫清上圣道曲》。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唐玄宗还亲自谱写了《霓裳羽衣曲》《紫微八卦舞》荐献于太清宫。天宝十年（751年），他亲自在内道场教授道士们演奏法曲（宋祁《新唐书》卷二二《礼乐志》）。

李白只会作词（李白《清平调词三首》），不会谱曲，皇帝邀他入宫谱曲的概率也很低。

李白的教训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我们在学习别人成功的经验或模式时，一定要与自身实际情况相结合，必须量体裁衣，既不能邯郸学步，也不能刻舟求剑，更不能削足适履。

对大多数来终南山隐居的人，隐居只是手段，获得召见才是目的。终南山的景色再怎么美也是暂栖之所，而非久留之地。但眼下，李白却沉溺于手段（我醉君复乐），忘记了目的（陶然共忘机），在诗中尽情地描写山中的优美景色和携友大醉的欢乐。如此买椟还珠，他又岂能被皇帝召见？

人活一世，不怕被人利用，就怕自己没有利用价值。别人利用你，说明你还有利用价值。一旦没了利用价值，就该被灭口了。

综上所述，李白虽学了卢藏用，来终南山隐居，但他身上却没有任何一项符合被皇帝宣召入宫的条件，故而陷入了“谋身谋隐两无成”（左偃《寄韩侍郎》）的尴尬境地。

名家点评：

清旷中无英气，不可效陶（渊明）。以此作视孟浩然，真山人诗而。

——王夫之《唐诗评选》卷二

尽是眼前真景，但人苦会不得，写不出。

——宋宗元《网师园唐诗笺》

曲尽更深，而见河星之稀。我醉矣，君复乐。不知主之为主，客之为客也。陶然相忘于机心之外，而共游真率之天矣。今夜之宿，不大可乐哉！

——沈寅《李诗直解》卷二

经典名句：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

对比阅读：

《春归终南山松龙旧隐》

《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

《君子有所思行》

《答长安崔少府叔封游终南翠微寺太宗皇帝金沙泉见寄》

《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

《草创大还赠柳官迪》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马 睿（中国李白研究会会员，四川省《西南商报》社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