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漱渝

中国古代文史不分，传记文学的传统源远流长，仅鲁迅《阿Q正传·序》中，提到的就有列传、自传、内传、外传、别传、家传、小传……西方基督教文化为圣徒立传，对传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自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之后，随着“人的发现”，传记文学更成为了文化文本中的最大类别。

在中国现代，胡适是新旧传记转型的关键人物，他的《四十自述》是胡适研究的入门书。胡适也提倡为普通人立传。他1919年12月发表的《李超传》，就成为了研究中国妇女问题的一个起点。鲁迅却不热衷为自己立传，理由是自己的一生太平凡，如果他写自传，那当时四亿人口的中国就应该有四亿部传记，图书馆必有被塞破之虞。然而，由于鲁迅本人的地位及影响，中外关于他的各类传记已近二百种。

对于传记写作，理论家与出版家的要求都是真实性与文学性的结合。这在原则上是对的。真实性是传记的核心和灵魂。背离了真实，传记岂能取信于读者？文学性同样必不可少，因为“史”以“文”传。《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述了孔子的名言：“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这就是说，文学性可以为真实性插上广为传播的翅膀。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文学性是一个十分笼统和宽泛的概念，不同人有着不同的理解。文学创作的追求是在似与不似之间，既可以进行符合历史逻辑和人物性格逻辑的合理虚构，也可以用荒诞的手法直接表达荒诞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虚构就没有文学创作。

我撰写传记时追求的是史传性，即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我对文学性的追求仅限于文学形式层面，主要是锤炼语言，优选细节，提炼情节，完善结构，决不在文学表现手段之外去改写历史。我也反对代传主立言，“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评论是研究者的任务，即使撰写的是评传，也应该将主观评价与客观叙述加以严格区分。我在《鲁迅传》中描写鲁迅与许广平恋爱的细节，依据的是许广平手稿《同行者》《风子是我的爱》。我在《宋庆龄传》中描写宋庆龄跟斯诺夫妇吃火锅的场面，是经过审批查阅了宋庆龄秘书张钰的工作日记。

追求传记的真实性，这种“真实”究竟存不存在？我认为，完全还原历史的原生态，这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今天我们为前人立传，或多或少总会被赋予了一定的主观色彩。但是，相对之中总会有绝对，绝对总是存在于相对之中。执着追求历史的真实性，首先要对所涉及的文献资料、口述资料、实物资料进行严格的考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中国自古多伪书，有人是借此“托古传道”，有人是借此盗名牟利。口述资料的主观色彩更浓，虽然可以成为文献资料的必要补充，但更需要进行严格鉴别。当下又出现了一种恶搞（KUSO）文化。对于网络上流传的名人轶事。择取是更应该慎之又慎。

我这样讲，丝毫也没有低估文学性传记的意思，只是强调史传跟文学性传记写法不同，从而具有不同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鲁迅《故事新编》中的《出关》《非攻》《起死》等篇都有传记及史实依据，又都是以人物为中心，故可以视为传记类作品，但其中又含有游戏笔墨和演义成分，故不能等同于老子、墨子、庄子的史传，而只能划归为新编历史小说。作家史铁生有一部《山顶上的传说》，主人公是一位残障人士，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心灵历程跟作者相似，被读者视为“史铁生的精神自传”，从中可以感受到作者跟痛苦和厄运顽强抗争的意志，但不能以这篇作品作为撰写《史铁生年谱》或《史铁生传》的史实依据，这是显而易见的。

（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二级研究馆员）

内容来源：《文艺报》2022年12月21日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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