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少数民族古籍如散落在民间的文化遗珍，它们记载着各个民族的历史文脉、生产生活、民俗礼仪、情感体验…，也凝聚着各民族的文明智慧。韦如柱正是一位广西少数民族古籍的“追光者”，到民族地区搜集古籍是他工作的日常。

1997年，韦如柱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文学系的民族古籍与文献专业，民族古籍与文献专业由国家民委委托中央民族大学招生，是全国高校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开设的专业，当年招收了22人。

因为专业冷门，如今，22个毕业生中只有两人还坚守在少数民族古籍领域工作，韦如柱就是其中之一。少数民族古籍工作者常被形容为“苦行僧”，工作内容不为人熟知、工作领域不被人青睐。可韦如柱一干就是25年，他亲历了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从起步到发展壮大的过程。

2012年是广西少数民族古籍发展的转折点。韦如柱发现广西古籍研究中心当时的古籍收藏量已经达到了5000多册件，已经翻译已经整理的却不到5%，所以还有95%这些都放在柜里，束之高阁，如何利用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是很急迫的问题。然而，当时古籍面临人才短缺，经费困难，项目难立项等多项困难，特别是“人才”成为最大的问题。

这一年，韦如柱为了发掘古籍工作人才，鼓励更多群体参与少数民族古籍的抢救和保护。借助古籍研究项目，在搜集一线及高校学者间，开展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培训班应运而生。

韦胜辉在古籍培训班上受到韦如柱的启发激励，决定从事少数民族古籍事业。他毕业进入广西教育出版社后，加入到古籍保护工作中，并启动了第一个合作项目《仫佬族地区文书古籍影印校注》，韦胜辉成为项目负责人。从项目立项，到出版物发行，历时三年，《仫佬族地区文书古籍影印校注》不辱使命，先后荣获第八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中国出版政府装帧设计提名奖。

2014年，韦如柱成为广西少数民族古籍研究中心主任，在广西教育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逐步建立起“三支队伍”。民间文化传承人队伍逐步增加到100多人，市县民族文化工作者队伍60多人，专家学者队伍40多人，他们成为推动广西少数民族古籍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人才力量。

少数民族古籍有别与传统印刷的古籍，不仅是手抄，且多为孤本，还是群众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工具书，这给古籍普查、抢救搜集带来了许多困难。韦如柱与团队探索出“古籍复制件换原件”的抢救搜集新模式，既满足了群众实际所需，又有效保护民族古籍。抢救搜集的新模式，人才队伍的壮大，推动古籍保护工作取得丰硕成果。目前，广西每年抢救搜集的少数民族古籍超过2000册（件）、馆藏2.5万册（件），抢救搜集和收藏量居全国同行第一。这项经验也被评为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抢救保护工作的“广西经验”。

广西少数民族古籍包含四类：书籍、文书、碑刻和讲唱。

在2021年前，因为碑拓人才缺乏，广西少数民族古籍研究中心尚未展开对民间碑刻的研究，直到一个人的出现，让韦如柱重拾信心。他就是梁良，一位自由摄影师。2010年，他在三江侗族自治县拍摄时，迷上了碑拓。几年间，自学成才的梁良与团队传拓了100多通三江地区碑刻。因为不能产生经济价值，这些拓本几乎被家人扔掉。

2021年，三江侗族自治县政府找到韦如柱团队和梁良团队，希望他们为刚建成的三江侗族自治县博物馆充实侗族文化资料。在韦如柱因此结识梁良，在韦如柱的邀请下，梁良团队也再次捡起这门手艺，成为“三支队伍”中新的古籍传承力量。

讲唱类古籍比较特殊，是少数民族古籍独有的形式。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民间歌谣类讲唱古籍居多，但从专业角度研究这类古籍的队伍并不多，录制音视频技术是一方面困难，经费紧张是更大的困难。

202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制定了广西少数民族古籍工作规划，启动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典藏计划，投入专项保护经费536万元，对全区11个世居少数民族农工百艺、婚育丧葬、饮食服饰等9大类32小项，800多个语言文化现象条目进行抢救性调查记录、拍摄和注释。

随着各方的支持，韦如柱想让讲唱类古籍呈现出更立体、更直观的成果，南宁师范大学民族音乐创作与传承专业硕士生导师曹昆也加入“三支队伍”，韦如柱期望曹昆对广西歌谣类讲唱古籍进行创新性传承。

2022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2022年8月13日，“广西古籍文库”数字化平台在广西教育出版社上线。未来，平台将为中央民族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等9所高校、科研院所、出版单位实现“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提供更大的发展。伴随着高校、科研院所、出版单位对古籍的整理研究和出版应用。古籍文化的数字化共享将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

更多精彩详细内容，敬请收看广西卫视12月22日 21:20播出的《我们的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