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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饰既是物质性的存在，也是思想性和精神性的存在。郭剑卿教授新著的《服饰塑造：中国现代小说的“时髦”话语》一书，就人们生活中的“衣道”之生成、历史演变、时代潮流等进行了学理性梳理，进而对现代进程中大量进入小说文本描写的现象加以考索分析，揭示出服饰“成为一种表意符号，具备了叙事或抒情的功能”，从而提出了“服饰塑造”这一小说美学命题。

    ■ 侯文宜

    回望我国数千年的服饰文化史，着装服饰既是物质性的存在，以御寒、护身为本要，也是思想性和精神性的存在，可借以彰显个人身份或寄寓内心审美追求。郭剑卿教授新著《服饰塑造：中国现代小说的“时髦”话语》（下文简称《服饰塑造》）一书，从日常着装进入小说的服饰塑造与小说美学。作者首先就人们生活中的“衣道”之生成、历史演变、时代潮流等进行了学理性梳理，进而对现代进程中大量进入小说文本描写的现象加以考索分析，深刻论证了“小说这一文类的兴起与现代日常生活有密切关联”，从而提出了“服饰塑造”这一小说美学命题。无疑，它给人以新鲜的感受和认知，读来顿开视界，始知现代小说中的服饰塑造之美学。

    服饰美学参与文学形象的塑造

    服饰美学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更重要的审美价值是其参与着文学形象的塑造。从《服饰塑造》一书对“服饰文化与文学谱系”的研究可知，服饰原本是生活中人的本能需要，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构成不同的价值功能，并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一种书写。在作者看来，正像罗兰·巴特所说的，“服饰是一种有意味的符号，被描述的服饰，即‘书写服饰’，完全是为了一种意指作用而构建起来的，它的存在完全源于意义的表达。”由此，相较于形而下之器的服饰，服饰书写作为“意义的表达”性的存在，已然具备了形而上的特征。而文学作品中的服饰“表现人对世界的认知，本质上是对主体所体验的现实生活的转型、遮蔽、升华”，是作者内在意识外化的“一种话语、一种充满意味的符号，既可以表现一个时代的政权更迭、文化变迁、阶层状况、民俗风情等宏大命题，也可以在作品中表现人物心理、人物性格、人物身份、人物处境等微观层面，可以说服饰话语兼具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属性”。因此，文学作品中的服饰话语的内在意指比单纯意义上的服饰书写的意思要深一个层次。

    特别是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服饰塑造已成为小说中的“时髦”话语，这也正是《服饰塑造》的核心研究。在其看来，服饰作为新概念在中国现代历史文化语境中被赋予了多重含义：“在物质层面，它是具有新文化的新民/新人的新装束；在文化层面上，它代表了一种新的物质文化；在文学层面上，它是一个细节或一种意象。”也就是说，基于“器”的服饰本体而言，其表象层面的“新”，使服饰本体具有了现代性特征，例如中山装和旗袍的产生，即是“西方现代服饰资源的中国化和本土服饰资源的现代性转化”的结果。同时，也因服饰往往是一种个人化或个性化的身体表征，具有彰显和提升人的精神之效，故其“本质是通过外在的器物能指实现主体内在价值定位的所指”。进一步看，由性别乃至性格的不同，会直接导致服饰穿着在款式与色彩等方面巨大的差异性。概而言之，基于服饰本身丰富的文化蕴含和审美表现功能，服饰塑造成为现代小说家最为青睐的艺术手段，也构成现代小说鲜明的美学特点。

    性别差异下不同的服饰塑造

    在众所熟知的现代文学中，可以说精彩而富有意蕴的服饰描写俯拾即是。本书专门就“现代小说文本中的服饰”展开研究，并对男女两性作家笔下不同的服饰描写进行了细读比对。比对后她发现，性别差异决定其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对服饰的描写是基于同性的自我掩盖、“自我表现”还是基于“性别跨界”的联想。例如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中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就颇不同。原因何在呢？主要在于现代认同与性别想象——即“现代意义上的性别想象，可以通俗地理解为什么样的女性才是美丽的；现代认同，则是表明个人在多大程度上是新时代的代言者。”换言之，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同样是创作女性人物的服饰话语，女性作家往往基于自身对女性意识与女性身份的认知，为其作品中的女性人物书写服饰话语，使这些女性人物成为作者自己的“代言者”，借以表达“自我”；而男性作家则只能通过“性别跨界”的想象，“通过性别置换与移情作用”，书写符合自身创作理念与男性审美诉求的作为“他者”的女性服饰话语。

    例如凌叔华在《李先生》中对学生淑英的金红色镶白花边的袍子的描写，“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对女学生这一女子群体的肯定”。在丁玲投身革命事业以后，一改往日现代都市知识女性的服饰风格，在陕北革命根据地身穿黄大衣，头戴棉军帽，而她这一时期创作的小说《在医院中》中的年轻女子也穿上了黑色棉军服。不同于此，在男性作家笔下的服饰话语往往是“性别跨界”的移情想象，不自觉地流露出男性的审美意识，使这些女性形象在潜意识中体现着男性的价值标准。例如林语堂以男性的审美眼光设计的穿着绣花粉红袄的姚木兰（《京华烟云》），便体现了传统男性对女性性别角色的期待。而新感觉派作家刘呐鸥笔下穿得“像牡丹花一般艳丽”的女银行职员（《杀人未遂》），她们吸引了异性的眼光，左右了异性的情感与理智，成为被消费，也被神秘化的“他者”。

    服饰成为一种表意符号

    撇开作家性别不论，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服饰话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塑造功能，延续着中国文化范畴中的“衣道”理念，形成了现代特有的表现社会世态、人物风貌以及文化意蕴的象征性意义体系；同时也是现代人的主体精神与个人意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映射。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服饰风格也即人的精神特征和时代写照。诚如作者所指出的，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服饰话语具有叙事和抒情的功能，并且“被赋予了多重意味：从诗情画意到思想精神，从肉体、灵魂到性格、人格。”

    众所周知，无论中外文学创作，自古而来主要包括抒情文学与叙事文学两大类型。前者多以第一人称直接表达自我的内心活动和精神世界，而后者往往以第三人称的外视点来写人叙事，有赖于多点透视的穿透性展现人物的内心活动和精神世界，于是服饰塑造就成为小说创作须臾不可或缺的重中之重，恰如清代文艺理论家刘熙载所说：“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所以，服饰话语除了表层形象描绘托出人物之外，其实也是一种“隐喻”，一方面表征着人物的身份与地位、性格与心理甚或命运走向，由此透视人物的主体意识与精神境界；另一方面也代表着创作主体之作家的价值观与情感向度。正像本书所揭示的：“服饰进入现代中国文学的视野后，摇身一变成为一种表意符号，具备了叙事或抒情的功能。”那么，以此类推，当代小说创作中的服饰书写未尝不是一个有趣的话题，这也便是读《服饰塑造》所给予我们的美学滋养和启示。

    （作者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