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华夏族群在不断的劳动实践中，推动着自身文明的发展进步。其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也在发生着这样那样的变化。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既有的存在形态也在逐渐演变。至周时，中国文化发生了极为重大的变革。这就是形成了基本稳定的对后世产生基础性影响的文化范式。

接上期

科学技术的普遍性进步（上）—— 从华夏文明到中华文明之六（杜学文）

教育的系统性发展与社会性普及（下）

关于夏商时期的教育，似乎所论不多。这当然是由于史料缺乏所致，但也很可能是由于夏商时期的教育还没有得到系统的发展。但是，我们并不能认为在这一时期不存在相关的社会组织。如在甲骨文中，就记录了占卜贵族子弟去学校上学在返回时会不会下雨的卜辞。杨宽先生研究认为，这证明在商时已有贵族学校存在。（杨宽著，《西周史》，第706页）

至周，教育的独立性逐渐显现，教育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就是专门的教育机构的普遍出现。杨宽先生认为，在西周时王室贵族的子弟已有专门的学校。这种学校分为小学与大学两种。所谓小学，是指王室贵族子弟在大约八岁的时候，就要出外舍，入小学，以习小艺，履小节。所谓出外室，就是不能住在家中，而要住到家外专门的地方，也就是小学。到十五岁的时候，也就是束发之年，就要入大学，习大艺，履大节。尽管到底是多少岁，各说不同，但王室贵族子弟的学校有大学与小学之分是肯定的。大致来看，所谓小学，是指学习基本的识字书写、数字计算、方名干支、音乐诗舞等，应该属于基本知识的培养。大学所学主要是各类经籍，就是在掌握了基本的文化知识后，要掌握主要的经典著作与音乐射御等。《礼记·内则》对此进行了描述。其中谈到，“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年有三，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从杨宽先生的这一介绍中可以看出，王室贵族子弟的学习可分为三个阶段。按照《礼记》所记，六至九岁为第一阶段，主要学习认字、识数。第二阶段是到了十岁的时候，就要离开家住到学校中，主要学书记音乐，就是撰写简短的文章与音乐，掌握基本的计算方法。此外还要学习作诗诵乐与歌舞等技能，以及基本的礼仪。第三阶段是十五岁到了成童的时候，也就是少年时期，要进入大学，学习音乐、御射等，为成人做好准备。一直到二十岁，举行“冠礼”后开始学习礼。（杨宽著，《西周史》，第707页）

稷下学宫

这里提到了两个地方。一是小学的学舍，二是大学的学舍。它们肯定不是一处，而是各有其所。杨宽先生引《礼记·王制》中的记载，指出“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就是说，小学虽然要离开家，但其处所在城内王宫的南面左边；大学的学宫则在城外，是“郊”。近来考古学家发现了齐故城，在今山东临淄。在齐故城小城的西门外，也就是今之小徐村，有一处建筑基址，被确定为两千年前的稷下学宫遗址。稷下学宫应该是当时最大的高等学府，或者说学术机构，汇聚了众多的学者。从考古发掘揭示的遗迹来看，稷下学宫即建于齐国都城之外的稷门之下，故称“稷下”。虽然稷下学宫是由齐国——相对于“周”而言是诸侯所办，为“地方”性质的学宫，但由此亦可看出王室大学的建制——所谓“大学在郊”应该就是建在城外之学宫。

《礼记》中指出，建于郊的大学，有不同的名称。“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就是说王室所建大学称为“辟雍”，而诸侯所建之大学称为泮宫。齐国所建之稷下学宫应该就是“泮宫”。根据杨宽先生的研究，辟雍的建设有其特定的规制。主要是建在都城之郊，四周要有水环绕，称为“池”，附近还要有较为广大的园林。其主体当然是各种房舍高堂，其中最高大的建筑为“明堂”，是辟雍的中心建筑，建在辟雍内的高地上。同时，西周时的明堂有非常突出的特点。首先是以茅草盖于堂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瓦木堂顶。其次是四周无壁，所谓有盖而无四方。再次是上圆下方，其形如璧。诸侯所建之学宫，也就是泮宫，其形制应该基本一致。从目前发掘的稷下学宫遗迹来看，其三面有水，一面依城。有砖铺的硬化过的操场。是不是在其周边建有园林，还没有发现。目前也没有发现类似于明堂的建筑遗迹。

西周贵族必须掌握的知识技能，主要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最具技术或功夫的应是乐与射。所以大学中的学习内容特别强调这两个方面。在《周礼》中有许多关于乐舞教育方面的规定。如设置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可见大司乐是负责“学政”的官员。其中，要“以乐德教国子中、和、袛、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另设有乐师一职，“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为强化学习教育的成效，设大胥，负责掌管学生的名册、乐官的好坏，以及学生的成绩。设小胥，协助大胥进行管理，惩罚不敬之生，鞭挞那些怠慢不勤者等等。辟雍中的水池、园林，均为学生学习渔猎御射之所，在一定的时期内要进行比赛考核。总体来看，大学主要是培养王室贵族子弟明礼仪、治政事、善御射、长乐舞等担任王室要职的基本素养，既重视理论养成，更注重实践技能。

事实上，辟雍的功用也并不是单一的。除作为教学场所外，这里也是贵族成员极为重要的聚会场所。凡举行重要典礼、重大集会、练武奏乐，甚至重大政务发布等均在此处。所以后世很多人认为辟雍、明堂，与太庙、大学、灵台等“异名而同事”。就是说称呼的名称可能不一样，但在这里从事的事务是相同的。但实际上在西周时这些处所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据杨宽先生研究，辟雍也是举行乡饮酒礼、庆功典礼和商讨国家大事的地方。大致来说，辟雍即大学，是王室、贵族最高学府，也是当时举行重大社会活动的所在。

周王室对王室贵族子弟进行教育的场所设在什么地方？杨宽先生研究认为，西周时宗周镐京的辟雍就建在镐京东郊。这里还建有周室宗庙、周王寝宫等，招徕四方贵族学子，为西周之文化教育中心。所以《诗经·大雅·文王》中记有“镐京辟雍，自西自［至］东，自南自［至］北，无思不服，皇王烝哉”。就是说，在镐京建立了辟雍，各地都服从于周室，周王室的大业欣欣向荣。此外，各诸侯国也有自己的学宫，这就是所谓的泮宫。泮宫的功能应该与辟雍类似，只是等级不同而已。如齐国之稷下学宫，应该属于泮宫，是由诸侯国主办的大学。但是由于齐威王、齐宣王的重视支持，稷下学宫汇聚了天下众多英才，举凡诸子百家均有重要代表在这里讲学求进，影响颇巨。近来的考古研究已经探寻到稷下学宫的具体位置，以及大致规模。而早于稷下学宫的由子夏主持的魏国西河之学应该也是诸侯国所建之大学。除了诸侯国的大学外，可能各地亦建有乡学。但是乡学的具体情况如何，还缺少深入的研究。

总体来看，周时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教育体系。从其行政序列来看，不仅有中央层面的王室所建之大学，各诸侯国亦建有大学，各地有乡学。中央政府设立了负责教育与教化的官员，亦有相关的制度安排。不过，这些均系针对贵族子弟而言。至春秋时期，周之教育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就是“士”大量出现，反映出非贵族人士也有可能接受了比较好的教育，以至于他们能够有一技之长，实现个人的价值。而孔子则直接打破了贵族对教育的专属地位，倡导“有教无类”的全民教育，并取得了极为重要的成就。

孔子本为宋国贵族，应该是殷商后裔。青年时代曾任委吏、委田等管理仓库与畜牧的官员。他四处游学而学无常师。中年时聚徒讲学，提倡恢复周礼，主张德治。后在鲁为官，先后任中都宰、司空、司寇等，并“摄相事”。之后周游列国，至七十而专注于讲学著述。其一生将大量的时间用于教学授业，整理古代文献。他的教育思想与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紧密相连，重视现实生活，张扬人道主义，认为不论什么人，均可“学而知之”。所以他倡导“有教无类”，充分肯定人接受教育的可能性。这在当时来说具有革命性意义，打破了学在宫室，只有贵族子弟才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局面，使平民百姓、底层人士有了入学求教的可能。他的弟子号称有三千人，身通六艺者有七十二人，遍及各类人士。因为跟从他求学的人来自四面八方各种阶层，人们认为他的学生庞杂，予以质疑。但其学生子贡却认为，“君子正身以候，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隐括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这虽然是子贡为孔子作的辩解，但也反映出孔子教学收徒之一般情况。这就是“来者不拒，去者不止”。不论什么社会地位、身份，在孔子面前都是一样的、平等的。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孔子因材施教，针对学生不同的境遇、资质、禀赋采取不同的方法、措施，以求得最好的教学效果。同时，孔子注重实践，认为理论应该与实践相结合，只掌握理论而没有处理问题的能力是没有意义的。所谓“诵《诗》三百，授直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孔子

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学用结合，是孔子在教育思想上的重大贡献，使周时的教育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是中国教育历史上极为重要的进步。这一思想极大地推动了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亦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的自主性得到了解放，创造力得到了发挥，整个社会的活力被激活，各种人才竞相涌现，平民百姓亦可出入朝堂，挂印领军，推动变法。在春秋战国时期，聚徒讲学与养士之风盛行。除孔子外，如墨子也多有学生徒众，并逐渐形成一个有组织的集团。孟子游说于诸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可见其生徒之众。各诸侯国适应变革的需求，选拔人才，招揽游士，多者数千百人。白衣卿相之局与礼贤下士之风盛行。如魏文侯推行变法，起用了乐羊、吴起、李悝（又名李克）、西门豹、翟角等人；鲁缪公任公仪休为相，子柳、子思为臣；赵烈侯用牛畜、荀欣、徐越等。各地养士之风颇盛。这些所谓的士虽然出身复杂甚至低下，但均学有所长。魏文侯以卜子夏为师，支持其在西河之地讲学，形成了对中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西河学派。齐之孟尝君、赵之平原君、魏之信陵君、楚之春申君、秦之文信侯即吕不韦等所养之士均达三千余人。

与此同时，出现了许多思想与学术重镇，形成了许多学术流派，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来临。不同的学术思想与流派相互辩驳，相互交流，提出了许多关于宇宙自然、社会文化、人生价值、经济发展、治政策略的理论，形成了历史上中国文化从生成到成熟，从各言其说到体系构建的生动局面。

百家争鸣的学术轴心时代

随着文字使用逐渐普及，教育体系逐步完善，文化得到快速发展，发生了重大的嬗变。从社会发展来看，更多的人，既包括贵族阶层亦包括普通民众，纷纷探索富国强兵、争取一统的主动权，竭力增强国家实力。从文化形态来看，出现了空前的著书立说热潮。周时，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浩若星汉的各类著作，乃至许多学术机构、许多极为重要的思想家，形成了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流派，被称为诸子百家的争鸣时代。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大繁荣大兴盛时代。

梳理历史上出现的典籍，最早的应该是被视为尧舜时期的作品。其代表作如尧时的《击壤歌》、舜时的《南风歌》等。这些作品很可能是民间之作，但亦有托名于圣人者。如《南风歌》就被认为是虞舜所作。被收入《尚书》中的《尧典》《舜典》也有人认为是尧舜时期之作。大禹时期，作品渐多，有据说是禹妻涂山氏所作之《候人》等。被认为是禹迹九州所作之《禹贡》，亦可能是那一时期的著作，但亦多被认为是后人所作。传为夏时之著作，还有一部非常重要的物候农事历书《夏小正》。据说大禹曾颁“夏时”于邦国。《史记》记有“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可见在春秋时《夏小正》影响颇广。据考证，当时孔子所传之《夏小正》是杞国所存的故夏朝遗典。（何新著，《〈夏小正〉新考》，北京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14年9月第1版，第3页）不过亦有人认为是后人所作。无论如何，属于夏时之著作存留至今者比较少。商时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文字进一步成熟，但其使用还有局限。尽管《尚书》中记有“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但我们目前还少见可认定为殷商时期著作的遗存。除甲骨文所记之外，可见者还有青铜器铭文可考。总体来看，流传至今的典籍，多为周时之作。

周立，国家治理逐步完善。各类小学、大学等教育机构进入正轨。这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文化变革。尽管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它们还不够专业，但其承载的文化积累与传承的功用却是不容置疑的。进入东周，文化进一步兴盛，出现了许多影响重大的官办学校、私人讲堂，亦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按照李零先生《先秦诸子的思想地图》研究，春秋时的儒墨之学，兴于鲁地。孔子的学生号称有七十子，为第一代儒家。他们的学生为第二代儒家。其后仍然有孟子、荀子等。墨家为儒家所分，与儒家同为战国时期的显学。儒墨之学，儒为孔子私人所教，墨亦以墨子为首，均为民间之学。稍后至战国初期，子夏到魏国西河讲学，受到魏文侯的支持。魏文侯亦自称为子夏之徒，以子夏为师，形成了西河之学。这一学派，虽然是子夏个人讲学，非官方性质，但一方面受到魏文侯等的支持，另一方面其学生众多，多有在各国为相任职者，具有非常突出的官方背景，因此李零认为西河之学是官方学术，所学亦多用于做官，其中的李悝、商鞅等为其代表。介于二者之间的是稷下之学，也就是稷下学宫的学派，虽然有典型的官办特征，但其学术却极为庞杂，可谓百家齐聚，不仅孟子、荀子等儒家代表多次入住，亦有墨、法、道、名、阴阳等派之学者汇集，可谓群英汇聚，人才迭出。李零认为其中的学子虽有为官者，但实用色彩弱，学术色彩浓，间有官民二者之特色。

有周八百年，西周通过分土封建，实现了中华的第一次大一统。在文化方面，完善文字、制度、教育、科技、礼乐，取得了创造性发展。但是其后期，诸侯渐大，周室衰微，王室东迁，礼崩乐坏，曾经强大的、礼乐文明发达的周呈现出无序状态，人们开始更为深刻地思考如何才能使国家强盛，思考个人意义价值何在，怎样才能实现等等。于是，在西周文化积累的基础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流派，即所谓诸子百家。其中的道家，从宇宙自然的法则来观照现实社会与人生存在，出现了以老子、庄子等为代表的思想家。他们感悟到宇宙自然的运动法则，并以此来讨论社会人生。其思想具有原生性，就是说对其他思想流派有非常深刻的影响。稍后出现的儒家，从道出发，更具体地研究讨论社会人生的问题，其主要的代表人物为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虽然言道，但道并不是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社会治理、人生价值才是他们思想的核心。孔子希望恢复西周的礼制，希望修炼个人的人格身心，认为人人皆可成圣贤。其思想具有现实意义与操作性，被视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性结晶。

儒道两家，在春秋时期已经产生。但在战国时期，显学却是儒家与墨家。墨家由儒而生，逐渐走向儒家的对立面。这并不是说儒、墨讨论的问题不同，而是说许多儒家提倡的东西恰恰是墨家反对的。如儒家倡导爱，但这种爱是有差别的爱。而墨家则讲兼爱，倡导无差别的爱。儒家强调礼，有一系列的规制，非常繁复。而墨家则强调俭，强调节用等等。墨家学派不仅有理论，亦从事具体的实践。如理论上倡导非攻，现实中就真的去劝阻诸侯战争，并以攻来止攻。这一学派在科技方面亦有重要贡献。同时，它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其首领为“钜子”，代表人物为墨子。

墨家在战国时成为显学自然有其社会原因。很可能其倡导的信义、奉献、牺牲等极致的追求是当时社会迫切需要的。但是后来墨家渐失，成为绝学。而针对当时诸侯纷争、各国逞强的现状，许多人强调以法治国，以强力来统一中国。于是出现了法家。法家多为从事实践变法的人物。如魏国之相李悝，秦国之相商鞅、李斯等。有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之说。至韩非，集法家之大成，成为法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诸子百家，除以上道儒墨法外，还有名家、阴阳家盛行。此外，还有纵横家、兵家、农家、杂家，以及小说家等十余家出现。其中，惠施、公孙龙为名家的代表，邹衍为阴阳家的代表，苏秦、张仪为纵横家的代表，孙武、孙膑与吴起为兵家的代表，许行为农家的代表，吕不韦为杂家的代表。先秦之小说家多佚名，汉时虞初集小说者《虞初周说》计900余篇。《汉书·艺文志》中对各家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李零先生认为，汉代，一人可称一家。而《史记》中提到的人物最多。“百家争鸣”中的百家，只有《史记》说出个轮廓。（李零著，《我们的中国之思想地图：中国地理的大视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16年6月第1版，第79页）百家人物虽然众多，但其学多有交叉混杂，许多人很难简单地分类。如荀子，一般认为他是儒家的重要代表，但亦有人认为法家由荀而出。就是说，荀子的学问中不仅对儒家有继承，亦有发展创新，最重要的就是在其论述中演变出法的思想。再如墨子，曾学儒，但逐渐由儒而墨。李悝，著名的法家人物，但也著有兵书，可谓兵家等等。这种复杂性，显示出当时思想的解放、学术的新变是十分普遍的。也正因此，才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活跃态势，各类著作喷涌迭出。所谓经史子集，汗牛充栋；道儒墨法，竞相涌现。大致来看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是元典类著作。这类著作奠定了中国古典学术的基本法则、方法与范畴，是从宇宙自然与社会人生全方位综合系统地阐释存在的根本规律与意义的著作，对其后各类著作均产生了根本性影响。这就是《易经》。据说《易经》有三。一是《连山易》，为最早的易学，已佚失。二是《归藏易》，亦为早期之易书，传为汉时佚失。20世纪70年代在湖北江陵王家台秦墓中发现了秦简《归藏》，得以重现其面目。三是《周易》，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易经”。《周易》包括“经”“传”两个部分。“经”主要是六十四卦与三百八十四爻，卦、爻各有说明，据说是周文王所演。“传”是阐释卦辞、爻辞的十篇论述之作，统称《十翼》，传为孔子所作。《易经》被誉为群经之首，设教之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总纲领。

也许可视为元典的著作还有《道德经》。一般认为《道德经》为道家之经典。但是由于《道德经》对宇宙自然与社会人生有非常深刻的研究，对其他诸家的影响也非常之大。凡儒、法诸家多对“道”有自己的体悟，并由此生发出独立的体系。所以，《道德经》亦可视为元典之作。

其次是周时出现的各类史著。这些史学著作奠定了中华文化史传传统。最具影响的如《春秋》《左传》《战国策》《尚书》《国语》等。由于时日久远，散佚严重，很多史籍今已不存。而一些史籍由于种种原因又被发现。如晋时汲郡今河南卫辉市战国时魏国墓葬中出土了大批竹简，包括今称之《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琐语》，以及《周易》《国语》《周书》等15种。其中的《竹书纪年》为我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所毁的编年体通史，包括春秋时晋国史官与战国时魏国史官所记之史书。《尚书》则经秦火之劫，由西汉学者伏生口述而成今文《尚书》。相传西汉时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故居发现了古文《尚书》。而在清华大学入藏的战国竹简中就发现了失传两千多年的本来面貌的《尚书》。

与史书相关的是各类地理学著作。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作者不详。一般认为是一部描述地理、风物的著作，但其中也有大量的历史、神话、传说，以及动物、植物、道里、部族等内容。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部远古世界地理学著作。

除可归于史传类的著作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大量的可视为政事之作的著作。这些著作可能主要不是记录事件人物，而是记录人物的言论，或者某一方面的具有准则性意义的观点、规定的。这其中，《周礼》应该是最为重要的一部。这部著作相传为周公所作。它与《仪礼》《礼记》合称“三礼”，是古代华夏礼乐文化的理论结晶。《周礼》亦名《周官》，包括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百工六部分，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之策的著作。《仪礼》则记述了日常生活中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娉等礼仪制度，存17篇。20世纪50年代末，甘肃武威墓葬中出土一批汉简，其中就包括《仪礼》，仍保存完好。《礼记》是先秦典章制度的汇编，共20卷49篇，传为孔子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所作，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教育、政治、美学等诸多方面的思想，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据说由孔子与其再传弟子所编之《孝经》，存18篇。该著以孝为中心，系统地阐述了儒家的伦理思想，是关于孝道与孝治的经典著作。

周时还出现大量文学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是《诗经》及《楚辞》，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典文学形成独立的形态。与经史之作因具有突出的文学性而被视为散文不同，《诗经》与《楚辞》是体例意义上十分完备的文学作品。同时，它们也反映了诗歌从曾经的诗、乐、舞一体的礼乐模式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文体。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黄帝内经》《考工记》这样的科技著作。《黄帝内经》分《灵枢》《素问》两部分，相传为黄帝所作，但学界多认为成书于战国时期。它源于古人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与医学实践，奠定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的认识基础，被视为中医之源头。《考工记》则是一部春秋战国时期记述手工业及制造工艺的文献。其科技信息含量极为丰富，内容涉及车御、兵器、礼器、练染、建筑、水利，乃至天文、生物、数学、物理、化学等诸多方面。据说春秋时期的师旷曾著有《禽经》，是一部鸟类学专著。《吕氏春秋》亦被视为最早的农学著作。《管子》中的《地员》亦可能是最早的生态植物学著作。其中还涉及数学及音律的制定等内容。这一时期，中国天文学的研究成果卓著。石申夫之《天文》、甘德之《天文星占》被合称为《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星系观测记录，记载了战国时期我国天文学家观测天象的成果，特别是二十八星宿与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运行规律。应该是战国时期，还出现一部极为重要的语言学著作《尔雅》。全书收录了4000多个词语，按义类编排，被誉为是中国词书之典，对后世之训诂学、音韵学、词源学、文字学等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周时最为重要的著作是诸子之作。其思想、方法论、价值观对中华文化的影响至为深刻。除我们熟知的老子之《道德经》、庄子之《庄子》、孔子之《论语》、孟荀之《孟子》《荀子》，墨子之《墨子》，韩非之《韩非子》，以及兵家之《孙吴兵法》等外还有很多。据李零先生梳理，儒家早期的著作还有如《晏子》，以及孔伋之《子思》、曾参之《曾子》、漆雕启之《漆雕子》、宓不齐之《宓子》等。孔子七十子之作，仅《汉书》即记有五部，即景子之《景子》、世硕之《世子》、魏文侯之《魏文侯》、李克之《李克》、公孙尼子之《公孙尼子》等。墨家后绝，所传不多，但《汉书》所记仍有六部，为《墨子》《尹伊》《田俅子》《我子》《随巢子》《胡非子》等。道家著作除老庄之外，还有诸如《关尹子》《文子》《蜎子》《长卢子》《鹖冠子》等。（李零著，《我们的中国之思想地图：中国地理的大视野》，第83页）各家所学多有著作，难以一一列举。诸子之书，博大精深，非三言五语可尽其详。

总而言之，两周时期，中国的文化发生了质的变革。文字使用的普遍化、规范化为文化的繁盛奠定了基础。教育，主要是学校的完备为人才的涌现、学术的传承创造了条件，推动有周一代中国古典文化进入一个极为成熟的时期。其表现就是人才辈出，学术繁盛，研究者众，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著作。这些著作奠定了中华文化基本的价值体系、方法论，乃至思维方式与表述方式，是人类文明不可多得之瑰宝，亦是中华古典文明嬗变升华的重要表现。（完）PICS

来源：《映像》杂志社 （主管 主办：中共山西省委党刊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