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开头就交代了故事的大致前提——人物身份和人物状态。如正男央求外婆带他出去玩的这场戏中，餐桌上的那一扇西瓜。这个背景的意义在于：其一，告诉观众这场戏发生的时间是盛夏；其二，当一个孩子面对美食提不起兴趣的时候，这个孩子在承受着很大的苦闷与无奈。

某日，一名快递送货来，正男在找印章时无意间发现母亲杉山里子抱着自己的照片，得知母亲工作的地点。于是，正男准备行囊后展开寻母之旅，却在路上遇见三名小混混将正男的钱全抢走了，正巧菊次郎与妻子经过，要回了被抢的钱，还教训了三个混混。菊次郎终于正式登场了，作为一部影片的隐藏主角，如果要给菊次郎定个性质，那么他便是戏剧形式里常说的“英雄”。英雄要什么时候登场，就是在剧中人物处于绝境的时候。

情节的铺陈需要时间的蓄势，而在电影中需要的是厚积薄发的形式，这样的手法，更容易吸引观众的注意力。通过一定情节，清楚地交代背景与故事线从而更好地塑造人物形象，这也就是电影中常用的“压轴”手法。

菊次郎的妻子知道正男要去丰桥市，于是拿了五万日元给菊次郎当旅费，让他带正男去找母亲。拿到钱后，菊次郎痞子的本性立刻暴露出来，他去赌自行车比赛，将旅费输得精光。失意的菊次郎跑到居酒屋借酒消愁，他喝完酒才意识到正男不见了，而此时正男被变态老头骗到角落想要猥亵，菊次郎及时出现教训了老头，顺便还抢了老头的皮夹。

这几场戏是连续几次的“绝境”与“希望”设置。在电影的叙事节奏中，为了让故事具有戏剧性，常常需要将人物逼上绝境。当然，在绝境之后通常也会给出希望。绝境与希望的环环相扣，才能让影片达到起伏跌宕的效果。例如：

菊次郎第一次赌钱，输得一塌糊涂，而正男误打误撞蒙对结果，让菊次郎连同观众一起惊呼“这小子是天才”。晚上，菊次郎带着正男去夜店狂欢，寓示着希望即将到来。但是在第二天的赌博中，正男猜不对比赛结果，在菊次郎的冲动下，旅费全部输光，使得两人再次跌入绝境。

当变态老头正在扒正男裤子的时候，观众心弦紧绷，菊次郎如英雄人物般出现，痛扁了变态老头这才让观众长舒了一口气，而接下来菊次郎抢劫变态老头的情节（图11-5），则是为了塑造其“反面英雄”的形象。

两人住在饭店内却又嫌住宿费用贵，被纠缠不已的服务生只好开车送他们到公路上，幸好遇到一对青年男女载他们一程。菊次郎霸道要求搭乘顺风车被拒载后用石子砸裂卡车挡风玻璃，司机追来兴师问罪，还被菊次郎打倒在地。这几场戏是为了塑造菊次郎与正男的人物形象而存在。为了让飞扬跋扈、蛮横刁钻，甚至有点穷凶极恶的“流氓大叔”菊次郎看上去惹人喜爱，就必须给他附上小孩性格的色彩。

比如：不会开车而偷开出租车，不会游泳反而逞能，挑衅不载他们去丰桥的卡车司机这些原本只有小孩才做的事情，却发生在了这个大叔身上。反观“羸弱正太”正男，我们却在这个小孩淡然、淡定的气质中感觉出一个阅尽沧桑的大叔形象。而那对青年男女的出现，是这几场戏中的亮点。导演用青年男女的热心告诉人们社会虽然残酷，但也有温情的一面。

在荒凉的乡村车站熬过冗长的一天后，老少两人终于遇到一位开着面包车四处寻找灵感的诗人，甚至在分手后又在玉米田相遇，于是三人一起将偷摘的玉米放在路边卖，但始终不见客人来买。好不容易来到母亲的住址，但却发现已经改嫁的母亲正在送丈夫和女儿出门。当正男伤心地在海边哭泣时，菊次郎从两名骑士手里强迫要到一个天使风铃送给正男，虽然正男拼命摇着风铃也没有天使出现，但毕竟“天使之铃”给了伤心的正男莫大的精神依靠。

这一段是影片大起大落部分，按一般电影的叙事节奏来看，破灭主人公的理想就意味着全片将要结束了。从意象上来看，诗人象征歌颂，与“总结”这个字眼脱不开干系，而骑士的出现推倒了诗人出现的传统目的，因为这个身份，往往象征着流浪，从而影片继续。

回家的路上，菊次郎带正男去了嘉年华，陪正男一起玩各种游戏。当菊次郎被流氓围殴时，反而是正男去买药给他治疗，两人经历了一次最难忘的夏季之旅。菊次郎要骑士载他去大东町，原来他母亲住在这儿的养老院，只是菊次郎最后还是默默回去了。

纵观整部影片不难发现影片的叙事节奏其实是跟着老少二人组的情感线而发展的。从最开始的两人相互排斥到中间两人相互打闹以及结尾处两人相濡以沫，整部影片在盛夏的阳光中，磨难与温暖同时温馨地进行着。因为，正男与菊次郎都是在寻找“母亲”。

影片中，第一个镜头和最后一个镜头首尾呼应。正男背着带有天使翅膀的书包从远处很快乐地跑过来，随即响起主旋律的钢琴声和提琴声，此时音乐旋律类型主要是跳进式。曲子简单明快、灵动而活泼，将观众不知不觉地带入清新自然的童真氛围。交响乐的使用给了观众偌大的遐想空间，自然而然地想象着此时的正男玩得非常开心。

音乐揭示影片主题的同时奠定了影片清新明快的基调。主题音乐穿插于整部影片，根据画面的感情色彩来变化音乐的风格、曲调的高低。音乐同时也将影片中一大一小两位主人公吊儿郎当和天真无邪的性格以及通过曲折的旅程产生的友情、亲情和温情诠释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