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行业有一道看不见的界限，只不过画下这条线的，不是行业从业者，而是媒体和观众。我们天然地把电影分成商业片和文艺片；把导演分成商业片导演和文艺片导演。

即便电影行业内部的身份在当今已经有些模糊：一个人可以是演员、导演甚至其他工种，但这条线却如此清晰，以至于任何人想要越界，都会引来一阵讨论。文艺片导演拍商业电影，媒体侧目，仿佛是一种堕落。拍惯了商业片的导演们想要涉足更自我的表达，首先是一阵疑惑和不解，再然后是以电影本身而论成败。

大鹏明显是后者，甚至他的出身在很多媒体和影评人看来，天生带有“原罪”——他不是专业院校毕业，从网站的编辑做起，成为节目主持人；从拍了一众视频开始踏入电影行业，拍的前两部电影，都是喜剧片。

直到《吉祥如意》的出现——在经历了《煎饼侠》的成功和《缝纫机乐队》的口碑下降之后，这部电影成为了2020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最受关注的影片。这三部电影串联起来的叙事结构简直就是大鹏自己最擅长讲的故事：所谓不忘初心，所谓绝地逢生。

关于这部电影，已经有太多报道不厌其烦地讲述：记录家人玩转结构的电影，一场天意的拍摄，历经4年的制作，以及他自己所倾注的心血。

但是从他自己和他所拍摄的家人之中，我们却可以抽出一些电影之外，语境之中的内容，勾连起一个东北山中小城的人对童年的回忆和世界的认知。

01

《吉祥如意》里，大鹏的亲戚们操着一口集安方言。如今这种方言被归类在胶辽官话里——山东人几百年前越过渤海海峡，来到东北之后留下的口音遗存。

这种方言越向北，越被东北方言冲淡。可想而知，集安这座鸭绿江畔，吉林省最南部的小城，和东北平原上的其他城市相比，多了多少阻隔。

来到北京后，对大鹏而言，一直目睹着的变化，就是往返北京和家乡的时间：最早，到北京需要从集安上一级的城市通化出发，坐18个小时的火车，常常买不到票，他甚至曾经盘腿坐在火车的椅背，手挂在行李架上。

后来有了高铁，回到姥姥所在的柞树村，可以先从北京坐高铁到沈阳，再从沈阳坐6个小时的客车。再后来通化有了飞机，隔天一半，时间缩短到了1个半小时。偶尔他也会开车回去，大概1200公里的路，早上5点钟出发，开14个小时，晚上到家。

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大鹏在17岁之前没有离开过。三面是山，一面是河，市区只有5万人，城里的同龄人基本都认识，小时候和父亲上街，就要看着他打一路的招呼。

站在山上望向这个盆地里的小城，建筑低矮。大鹏说：“小的时候我认为世界就是这样的。”

02

生活在一座小城里，想要走出去，到那些只在电视上见过的城市里看一看。这可能是许多80后们共同经历过的日子。这种想法或许来自电视、书籍；或者来自家里去过最多地方的那个亲人。

对大鹏而言，这个人应该是他的三舅，也是《吉祥如意》里的主角，那个在雪地里念着“文武香贵”，独自走着的男人。

他是大鹏年少时认知里靠自己改变了命运的人，一路当兵，然后成为科长，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会见到。

三舅年轻的时候去过扎赉诺尔，距离俄罗斯仅有十几公里。后来有去了盘锦工作、生活。一个人，勾勒出了东北的大致轮廓。大鹏人生中的第一块巧克力、第一颗泡泡糖，都是三舅的女儿给的。他回忆，自己还曾经见过三舅玩一个可以玩俄罗斯方块的游戏机。

那个时候，他想，也许自己可以去长春，那里是吉林的省会。再远的城市，他也没想过。因为不知道全国还有那么多的地方，也没想象过这些地方到底长什么样子。

17岁，高中2年级，他和一个朋友一起出了一趟门，一直向南走，最远到了大连。高考结束后，他真的去了长春。

在东北平原腹地的这座大城上，大鹏看不见山，望向任何一个方向，都看不到尽头，只能看到建筑一直延伸，延伸到看不见。他觉得自己有种说不出来的不安全感：“因为小的时候习惯了你怎么看都会看到界限或者边界，所以他可能影响了我的一部分性格，就是到了没有山的地方要适应好长的时间。”

03

如果说长春已经带来了这种不安全感，那刚到北京的时候，可能这种感觉还会加剧。

2003年，大学3年级，在要找工作的时候，大鹏向一堆北京的公司投了自己的简历。从二环边的北京站出来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吓坏了”。

大鹏在专访中回忆自己刚到北京时的感受

北京站虽然这么多年没有任何的外在变化，但在那时，从一个第二次来北京的大学生眼里，这座建筑显得格外巨大、粗壮：“不算特别高但是它很宽，我觉得那些建筑随时都能把我吃掉，那是我最深的感受。”

随后的故事，可能我们已经通过各种文字反反复复地温习过：关于他如何通过视频节目成名，如何刷遍人情卡磕出了《煎饼侠》这部电影，关于他和圈内的朋友们识于微时走到今日。

像他自己的前两部电影那样，他成名，进入某种创作上的低谷，然后通过找回初心，再次获得一种群情激昂的成功。

这一次的初心，是把目光放在了家人身上。

04

采访中，大鹏意识到自己视角的变化，比如2003年的北京和2021年的北京；再或者童年时的柞树村，和2016年的柞树村。

柞树村是他姥姥生活的村子，也是《吉祥如意》的拍摄地。他记得自己即便在工作之后，每年有机会回去，还是会找到自己小时候喜欢待在的河边，只能听到流水声，耳朵像被洗过一样。

但是2016年回去的时候，他发现村庄变小了，童年时看到的房子变小了，很长的街道变短了。在电影里，他登上村外的高处，看着这个仿佛玩具的村子上空，炸开烟花。

这场烟花可能也是点给姥姥看的。他说起了拍摄电影时的一次遗憾：那是姥姥清醒时，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冬天孩子放假，村子里聚满了人，都想见见他，纷纷拿着手机拍摄。

面对这么多镜头，大鹏不知所措。也许此时和亲人间的拥抱像一种面对镜头的表演，也许畏惧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他只是简单地和姥姥作别。

“我以为我下个月就回来了，然后我们会一起拍家人们过年，我会用很长一段时间与姥姥相处，所以我就有些匆忙的就上车了。在姥姥的目光当中，在大家的手机拍摄之下，我就很匆忙的就上车了然后我就走了。”

那时，那辆车就行驶在电影里三舅走得那条路上。大鹏回头看着姥姥站在远处看着车，距离越来越远，姥姥越来越小，直到看不见，心里还揣着下个月就能见面的念头。

只是，总有些告别带着遗憾。总是有些再见没能说出口。

采访的那天，大鹏特别的兴奋，我们在架设机器的时候，还能听到他在自己公司里唱歌的声音。他反反复复地唱着同一句：“这是飞一样的感觉。”

但其实，这首歌里还有另外一句歌词，是这样写的：“我只是一只小鸟，在寻找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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