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谡违亮节度，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不下据城。张郃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士卒离散。”

马谡失街亭的故事，历来演绎多多。《三国志》的相关记载零散于各处。《资治通鉴》里如上作了归纳总结，寥寥数语，仍是语焉不详。

马谡之死，说法也不统一。在《三国志·马良传》中说马谡是“狱中物故”。如此春秋笔法，诸葛亮到底有没有斩马谡，让三国迷争论不休。

电视剧《风起陇西》以马谡失街亭开场，甫一播出，收视率走了麦城。《风起陇西》中把街亭之败，甩锅给被情报误导的诸葛亮。马伯庸的原著小说并未直写失街亭情节，倒是交代出蜀国情报机构司闻曹乃马谡一手创办。要是依小说，马谡简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表面看，《风起陇西》是谍战剧，看到底是权谋剧。从《长安十二时辰》《风起洛阳》再到《风起陇西》，马伯庸偏好这种历史“阴谋论”。他写过不少三国题材的作品，在《三国配角演义》一书中，更有一篇《街亭》专写马谡。故事中，马谡此番败走街亭，来自王平对马谡的暗算，背后主谋则是费祎。作为诸葛亮的接班人选，费祎和马谡是竞争对手。马谡之死，实死于蜀国派系间的内斗。

蜀国确有派系政治。史学家田余庆先生较早从派系斗争来梳理蜀国政治脉络，他在《秦汉魏晋史探微》一书中，把蜀国派系分为诸葛亮为代表的新派与李严为代表的旧派。刘备死后，蜀国政局成为新旧两派的博弈。易中天在百家讲坛品三国中说，在刘备入川前的老班底荆州派之外，益州本地势力又细分出两派——东州派和益州派。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肯定另有内幕？《资治通鉴》强调马谡“举动失宜”“举措烦扰”，诸葛亮杀他，就是军法当斩。依法办事，理由还不够？

画作《诸葛亮》 摄影：程功

大家都是“第一次”

刘备生前，诸葛亮的工作就是守家。刘备东征西讨，诸葛亮在后方负责“足食足兵”。

诸葛亮南征，马谡献上“攻心计”，是为北伐试阵。马谡参加没参加这次实战练兵，一直有争议。街亭一战，姑且算马谡第一次上前线，没成想也是最后一次。

街亭一战，对诸葛亮同样意味着“第一次”。这是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第一次全权指挥对魏作战，事后证明，这也是他六次北伐（一说五次）中最有机会赢的一次。

《三国志·马良传》里对马谡之败，只用了“为郃所破，士卒离散”区区八个字，轻描淡写。马谡的失败，间接牵连到《三国志》的作者陈寿。陈寿出身于蜀，却被指在《三国志》中对诸葛亮的评价过低，原因大概有二：一是为了谀晋，二是为了私仇。《晋书·陈寿传》载：“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李靖感慨“史官鲜克知兵，不能纪其实迹焉”。陈寿对街亭一战写得过于简单，留下不少疑点和空白，后世只好不停给历史加戏。

《三国演义》中，把马谡写成了普信男，智商不高，情商更低。一到街亭，马谡就开始公开质疑诸葛亮：“丞相何故多心也？量此山僻之处，魏兵如何敢来！”司马懿一听带兵的是马谡，张口就说马谡“徒有虚名，乃庸才耳！”

细琢磨，这些铺垫相当不合理。刘备曾告诫诸葛亮马谡不可大用，远在敌方的司马懿都知道马谡没本事，以诸葛亮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才能，又和马谡朝夕论兵，就算高估了马谡的实战能力，难道还觉察不到马谡不服自己？诸葛亮用兵谨慎，公认魏延、吴懿才是守街亭的最稳选择，街亭守住了，北伐形势一片大好，马谡抢人头的机会何愁不多，为何急着让他送人头？

陈寿给过诸葛亮一个差评，说他“治戎为长，奇谋为短”。恰好可以从这个“负角度”来讨论下诸葛亮这次的人事处理。治戎即统兵，诸葛亮的军事理论中，一大特点是重兵而不重将。“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

没成想，马谡用自己的生命告诉诸葛亮：丞相，你错了。

抄作业都抄不对

“险地邪径，亦以部曲鳞次，或须环回旋转，以后为前，以左为右，行则鱼贯，立则雁行。到前止处，游骑精锐，四向散列而立，各依本方下营。”

这段话出自诸葛亮所著《兵要》。《兵要》可谓指导行军布阵的操作手册，遇到什么情况该怎么做，事无巨细均有据可查、有章可循。这么看，诸葛亮命马谡去守街亭，就是让马谡照着抄作业。

马谡好论兵，看起来是个做题家，可是一到街亭才发现，“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资治通鉴》说他“举动失宜”“举措烦扰”，是关键一笔。马谡乱指挥，怎么可能赢？

欲斩马谡，蒋琬劝阻，诸葛亮回应说：“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扬干乱法，魏绛戮其仆。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孙武和魏绛两个典故都很说明问题。孙武和魏绛治军有方，都是从杀人开始的。

魏绛故事见于《左传》。春秋时晋悼公大会诸侯，任命魏绛为中军司马，晋侯之弟扬干车马扰乱军列，魏绛把扬干的御车者依军法处置了。晋悼公大怒，欲杀魏绛，魏绛申辩时说：“君师不武，执事不敬，罪莫大焉。”什么是武？在魏绛看来，军列整齐，指挥顺畅，就是武。

“孙武治军”是《史记》名篇。吴王阖闾让孙武训练宫中美女，孙武立斩两位吴王爱姬以明军纪。孙武给阖闾的理由是：“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六韬》中对“吏士之责”说进一步解说：“将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变法。”马谡操练兵马不按着诸葛亮的小本本来，不拿他问罪才怪了。

马谡之死不用过度解读，不拿下马谡，诸葛亮还怎么带兵？这不需要什么内幕。

马谡

得蜀为何还望陇？

日本推出一部动画新番《派对浪客诸葛孔明》，脑洞够大。诸葛亮羽扇纶巾，转生到东京涩谷去求职，老板恰好是个三国迷，面试第一题：“你当年为什么让马谡守街亭？”诸葛亮说回想起来，马谡可能是故意失败，为了让自己尽快攻打长安。这要是魏延知道，会抱着马谡哭。

在派系斗争之外，蜀国还有路线斗争。

诸葛亮作隆中对时，就提出“西和诸戎”的战略构想。“西和诸戎”的意思就是联合羌人、攻略凉州。王之涣名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说的正是凉州，也就是今天的河西走廊地区。从公元218年3月刘备指挥“下辨之战”，到263年蜀国覆灭，蜀国把凉州路线坚持了45年。

凉州为什么重要？一是占地利。西汉前106年置凉州刺史，下辖十郡之地，其地“南隔西羌，西通西域，于两汉时号为断匈奴右臂。”二是抢资源。凉州产粮产马，还产兵，东汉有民谚“关西出将，关东出相”。

成语“得陇望蜀”说的是汉光武帝刘秀当年“既平陇，复望蜀”。蜀国方针正相反，是“得蜀望陇”。陇山是凉州和关中的界山，凉州在西。蜀国虽没攻占过凉州，却任命过三位凉州刺史，还不是一般人——马超、魏延和姜维。马超、姜维二人皆在羌人中有声望，魏延也有“西入羌中”的经历。

蜀汉对凉州刺史的任命，不是遥领的虚衔，而是有明确战略目标。学者刘雁翔认为：“蜀汉要揭开捂在北伐路上的盖子，非拔凉州不可，也只有攻拔凉州，才有可能逐鹿中原，为设凉州刺史的深意。”

孙权袭取荆州后，刘备欲东征复仇，赵云曾谏言“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游”。第一次北伐，诸葛亮兵分两路，主力部队用了马谡，一路疑兵用了赵云。两个人，恰好都是和他“想在一路”的。魏延是铁杆的荆州派，为什么不用？魏延曾建言“子午谷奇谋”，出子午道，直取长安。诸葛亮不予采纳，不能简单归因于谨慎，战略规划怎么可以朝令夕改？在蜀国，路线斗争很可能大于派系斗争。

姜维是诸葛亮路线的最后也是最忠实的继承人。第一次北伐失利，对诸葛亮来说，失了马谡，但得了姜维。诸葛亮高度评价姜维是“凉州上士”，其才能“永南（李邵）、季常（马良）诸人不如也”。马良都不如，马谡更没法比。猜猜诸葛亮交给姜维的第一个任务是什么？练兵。“须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这显然吸取了培养马谡的教训。

司马最懂诸葛

真正懂诸葛亮的，是司马家的人。

诸葛亮撤军后，司马懿曾经专门跑到蜀军营地去参观，如同朝圣，“行其营垒，观其遗事”，叹为“天下奇才”。诸葛亮行军布阵是个“细节控”，可谓“匠心独具”。晋人袁准评价：“所至营垒、井灶、圊溷、藩篱、障塞皆应绳墨。”

到了唐代，杜甫有诗《八阵图》：“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认为诸葛丞相的功绩，一是隆中对，一是八阵图。八阵图被后世神话，据史料来谈，真正把八阵图发扬光大的，是西晋将领。最了解你的，往往是你的敌人，这话不错。

西晋时凉州羌人叛乱，司马炎起用马隆平定凉州，据《晋书·马隆传》载：“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弓矢所及，应弦而倒。”偏箱车更利于应用在山地狭窄地形。

还有一人是陈勰。陈勰本是司马昭侍从。西蜀灭亡后，司马昭让陈勰学习演练诸葛亮的“围阵用兵倚伏”之法。后来司马炎出行，均由陈勰担任护卫，“勰持白兽幡在乘舆左右，卤簿陈列齐肃”。

依上述两例，诸葛亮的八阵之法，有可能是对上古车战法的改良，为蜀军提供有利于对抗魏军骑兵的阵势。《诸葛亮集·贼骑来教》中就说：“若贼骑左右来至，徒从行以战者，陟岭不便，宜以车蒙阵而待之。地狭者，宜以锯齿而待之。”

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时，蜀魏大战于卤城，“蜀军乘高布伏，弓弩乱发，矢中郃髀”，此战袭杀了张郃。注意“乘高布伏”。马谡登山拒敌，可能并非战术错误，诸葛亮本亮一用，效果大不一样。

《风起陇西》中，双方谍战说是为了窃取造弩技术，不如设计成争夺让司马家更感兴趣的“八阵图”。

街亭应该怎么打？

诸葛亮设计八阵图，可能正是为了让他改造的“元戎”连弩派上更大用场。史载诸葛亮“又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元戎的本义，是大战车。《诗·小雅·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启行。”

以战车布阵的目的，是为连弩提供掩体，以抵御骑兵突击。孙膑曾说：“车者，所以当垒也。”

南北朝时，南朝人为对抗北魏骑兵，“以车制骑”的思路得以广泛应用。南梁曾和北魏大战于安徽邵阳洲，南梁大将韦睿的指挥布阵，堪称街亭一战的正确打开方式。韦睿急行军到邵阳洲，“夜掘长堑，树鹿角，截洲为城，比晓而营立”。魏将杨大眼率万余骑来战，杨大眼勇冠三军，堪比张郃了。韦睿结车为阵，强弩俱发，“矢贯大眼右臂，亡魂而走”。

车阵法需要高度统一的指挥，缺乏机动性，虽利于防守，但进攻性不足。隋唐时期对抗突厥进犯，均是骑兵对骑兵，这是因为两代都兴起于关陇军事集团，具有骑兵作战的先天条件，恰可证明，诸葛亮坚持攻略凉州的正确性。

唐代车阵战法并未完全被废弃，不过出了一大惨案，暴露了此阵法的另一大短板——害怕火攻。唐肃宗时宰相房琯“好宾客，喜谈论，用兵素非所长”，用牛车两千乘大战安禄山骑兵，遇火攻大败。

宋代为了对抗北方铁骑，一直探索“以车制骑”。宋哲宗就曾计划大批征收民车，对沈括说，“北边以马取胜,非车不足以当之”，沈括劝道：“今之民间辎车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谓之太平车,但可施于无事之日尔。”

一直到明代，战车还有着相当高的出场率。戚继光守蓟门，“奏练兵车七营，每营重车一百五十六，轻车加百”，更有何良臣的《阵纪·车战》、戚继光的《练兵实纪·车步骑营阵解》等车战论述。如果一直遵循诸葛亮的大国工匠精神去探索，我们会不会先研究出坦克来？

（责编：沈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