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多伦多放映了《出租车司机》，作为编剧，保罗·施拉德在皇家电影院对450名观众发表了一个小时的演讲，讲述了他的职业生涯和电影制作的变化状态。

那时许多观众是第一次在大银幕上观看《出租车司机》，因为这部震惊观众的电影，在1976年上映时，许多人甚至还没有出生。这部电影获得了评论界和票房上的巨大成功，开启了编剧施拉德和导演马丁·斯科塞斯的职业生涯，并使罗伯特·德尼罗成为一名超级明星。

“黑暗笼罩了一切。”施拉德对观众回忆道。那是1972年的春天，一场婚外情毁掉了施拉德的婚姻。

“我在漂泊，住在我的车里，有一些黑暗的想法。”他胃部的慢性疼痛被诊断为溃疡出血，当时他26岁。

“当我在医院的时候，我想到了出租车的比喻，这个金属棺材在城市开放的下水道中漂浮着，这个年轻人被困在这个金属棺材里，他似乎被人们包围着，但实际上他像在监狱里非常孤独。这成了我生活的一个隐喻。”

虽然施拉德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影评人，但他直到17岁才看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他的父母是严格的荷兰加尔文主义者，他们禁止在家里看电影、电视，甚至看帕特·布恩的节目。1968年施拉德搬到洛杉矶时，他遇到了文化冲击：“我就处在所有反主流文化的中间，还参与了激进政治和毒品文化。”

然而，他感到格格不入，他在《出租车司机》中表达了这种情况：“当我写剧本的时候，它是关于一个人……想成为人群中的一员，但却无法穿过这层玻璃。”

他解释说，反英雄特拉维斯·比克尔成了他的“驱魔巫术娃娃”。“为了不成为这样的人，我必须写这个东西。”在他前妻位于洛杉矶的没有暖气的房子里的沙发上，施拉德在10天内完成了两份草稿，一份接着一份。

“我在一种狂热中写下了这个东西。”回到影评人的日常工作后，施瑞德采访了布莱恩·德·帕尔玛，讲述他1973年的电影《姐妹情仇》。

有一天在下棋时，施拉德说：“布莱恩，我写了一个剧本。也许你愿意读一读。布莱恩读了之后把它交给了他的朋友马丁·斯科塞斯。”

施拉德解释说：“这一件事促成了另一件事。三年后，它被拍成了电影。这就是我的旅程。”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施拉德避免了无休止的重写的发展情节，从剧本到屏幕几乎没有变化。他说：“我认为重写在某些方面被高估了。当有人对我说，‘我想让你读这个剧本，我已经写了三年了’，我的心就会跳动。但如果有人说，‘我在过去几周里写了一些东西，这只是一个想法，’那我很想读这个。

我想读的是你脑子里突然冒出来的东西，你没有考虑太多。编剧的价值被高估了，因为编剧老师还怎么证明他们的存在？”

施瑞德留给德尼罗即兴发挥的为数不多的几场戏之一就是那句台词“你在和我说话吗？”克拉伦斯·克莱蒙斯在他的回忆录中声称，德尼罗剽窃了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台词。

施瑞德听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鲍勃在市中心的一家熟食店，那里有一个犹太喜剧演员，他的日常工作就是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然后说，‘嘿，你在和我说话吗？’”

施拉德现在不能写特拉维斯·比克尔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做关于男性独行侠的电影越来越难了。”电影业本身已经发展得面目全非：“我是在制片厂时代结束时开始的，然后行业改变为独立电影。之后，这个行业又发生了变化。”

当时的《峡谷》是一个DIY项目，施拉德和两个伙伴各出资3万美元，并在Kickstarter上筹集了更多资金。

他解释说：“我们在网上选拔演员，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600份试镜申请，我们还在网上组建了工作人员。”并且，编剧布莱特·伊斯顿·埃利斯通过盲目的发推特与男主角詹姆斯·迪恩联系上了。

施拉德对这个过程百感交集。“新技术让人们能够以非常非常低的成本制作电影，但它也打破了资本主义和电影之间存在了100多年的重要联系。”

他解释说，电影制作人现在可以自由地“像创作诗歌、歌曲和绘画那样创作电影。你可以不用花钱就能做到。”然而，资本主义固有的供给(观众)和需求(电影人)之间的脱节意味着“我们处在一个你可以为任何人制作电影的时代”。

他冷静地指出，在提交给圣丹斯电影节的数千部影片中，只有100多部被选中，其中只有少数几部达成了发行协议。“电影制作的整个困境已经改变。过去是你如何获得资金来拍摄电影。现在是你如何让人看到它？”

施拉德甚至质疑电影节的价值，并补充说圣丹斯电影节和西南偏南电影节拒绝《峡谷》是“偶然的”。“如果我们去了，我们会花一大笔钱，这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

相反，他把《峡谷》卖给了IFC。事实上，施拉德对制作几个小时的电视剧越来越感兴趣。他认为，观众坐在黑暗的房间里观看投影图像的仪式是20世纪过时的概念。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的电影娱乐已经相对较少了。我就像下一个。我在我的iPad或手机上看电影，《广告狂人》大部分都是在手机上看的。如果我是你这个年纪，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想去影院看电影。”

当他在60年代末开始涉足电影行业时，电影业正处于创作危机之中，与反战运动、毒品文化、妇女解放、民权和同性恋权利斗争。“在这些新主题中，我们需要新的英雄。”

他解释道，“我们这一代人创造了新的英雄和新的电影，这在大约10或15年内是非常令人兴奋的。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更深的危机时期，只是这不是内容的危机，而是形式的危机，我们已经不知道电影是什么了。”

由于技术的原因，他担心电影行业不知道如何为电影付费，也不知道如何获取收入。“YouTube是一部电影，《广告狂人》和《湮灭》也是一部电影。”

他说：“有些人认为我们正处于转型期，但我甚至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永久性变化的时期。无论你对电影娱乐的看法如何，它都将在你的余生迅速演变，永远不会真正安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