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福利 | 喜剧？悲剧？还是悲喜剧？英国戏剧有多少未解之谜？

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的剧本写作具有较强的类型意识，要么遵守规则（如琼森），要么打破规则（如莎士比亚）。但随着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发展，戏剧类型上的实验和创新变得越来越复杂。经过剧作家们的拓展和融合，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时，有这么两种十分重要的亚类型戏剧产生了，即城市喜剧和家庭悲剧。

▲莎士比亚伦敦生活的镜子——城市喜剧

不能否认的是，城市喜剧（也称为“公民喜剧”）有其现实意味，如同一面伦敦的镜子，剧中场景通常是现实中的伦敦街道和地标建筑，其中的人物也都是辨识度极高的城市生活典型人物，他们大多来自中下层阶级：商人、店主和工匠，他们的妻子、儿女和学徒，以及机会主义者、无良人员和德行欠佳的女人。

托马斯·米德尔顿是城市喜剧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他的作品种类繁多、成就颇高，是唯一一位由莎士比亚剧团在莎翁逝世后授权改编其戏剧的剧作家。在他的城市喜剧作品中，充满着狂热的能量和道德的阴郁，狡猾的人物贪婪地追求野心、欲望和财富。

例如他创作的情节精妙的《吉普赛街的纯洁少女》，不论是为了生存而在性方面作出妥协的中年夫妇，还是被父母在婚姻市场上试图拿来交易的年轻人，对他们而言，婚姻都关乎金钱，婚外情更是一个金钱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当时伦敦生活现实的体现。

城市喜剧流畅而复杂的情节机制除了表现城市生活中人们对金钱的追求和贪婪本性外，还有许多片段提供给我们城市人物和街头习气的写照。米德尔顿与托马斯·德克尔合著的城市喜剧《咆哮女郎》甚至还在舞台上呈现了当时整个伦敦街头的商店。

虽然在《咆哮女郎》中，戏剧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尤为密切，因为女扮男装、随心所欲的咆哮女郎—莫尔·卡特珀斯的原型就是一个真正的、臭名昭著的伦敦名人——玛丽·弗里斯（Mary Frith），但就像镜子不是单纯的反射和对称那样，城市喜剧相对的真实性中经常包含各种非现实的特征。

其实在《咆哮女郎》写作之前，真正的玛丽·弗里斯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成为伦敦城的焦点，只是这部戏进一步地将弗里斯打造成了城市神话。比现实中的玛丽更加理想化的是，剧中的莫尔·卡特珀斯被描绘成一个慈悲的民间游侠，她为每个人排忧解难，就像伦敦这个大都会中的罗宾汉或仙女教母。

▲图为莫尔·卡特珀斯的画像，来自托马斯·米德尔顿和托马斯·德克尔合著的《咆哮女郎》一书的书名页，1611年。

其实这种神化人物的创作在城市喜剧中是十分常见的，常见的还有年轻的恋人们使用些小小伎俩，在朋友的帮助下摆脱贪婪父母和专制力量干预，摆脱那些贪婪的上了年纪的追求者，最终成就一段姻缘佳话等等……而另一种形式——讽刺更是屡见不鲜。

总之，城市喜剧将城市生活变成了戏剧，或将其神化、或将其理想化，亦或是对其进行讽刺。愤世嫉俗和粗粝的现实主义，以及传奇的幻想元素就这样在城市喜剧中产生碰撞，最终一些杰出的作品得以形成。亲切背后的不安——家庭悲剧

另一种标榜真实或现实环境和事件的类型是家庭悲剧，这种戏剧的特点是本土的、资产阶级的、亲切的场景和角色。虽然是剧中并非没有邪恶的元素，甚至还有关于性犯罪和谋杀的描写，但这些场景都设置在平凡的英国平民家庭中。当城市喜剧非常关注大都会服饰、演讲和礼仪的最新趋势时，家庭悲剧的场景通常设置在省城或乡村家庭，即那些对伦敦的观众来说显然比较落后和偏远的环境。此外，它还是对古典悲剧原则的违逆，因为古典悲剧的主人公通常出身尊贵并且英勇伟大。

家庭悲剧的主要来源是当时的新闻事件和一些文学素材。比如《给漂亮女人们的警告》（A Warning for Fair Women，作者佚名，1599）讲述了通奸和谋杀；《约克郡悲剧》（A Yorkshire Tragedy，1606，可能是由米德尔顿创作）中有两个孩子被他们的父亲在狂怒中杀害。这两部戏剧都来自当时流行的小册子中报道的骇人听闻的真实案件。因此，它们与当时新兴的新闻文化相关，迎合了大众的品味变化——更为真实的、贴近生活的丑闻。

托马斯·海伍德所创作的《一个为仁慈所杀的女人》（A Woman Killed With Kindness，1603），则是作者利用了文学素材的结果，通过借鉴威廉·佩因特非常受欢迎且具有影响力的短篇小说集《欢乐宫》（Palace of Pleasure，1566-1567），海伍德的剧作有了主线情节的部分元素以及副线情节。海伍德将这些文学素材植入英国农村场景，并赋予它家庭悲剧平实的风格。

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们的拓展不止至此，若想进一步了解其他亚类型戏剧，请看《英国文艺复兴戏剧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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