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颜值时代，演员能否将提升自身修养当作职业信仰，关乎中国影视业发展的未来。

2018年4月，中信出版社出版了演员方子春和丈夫宋苗合写的《一棵菜：我眼中的北京人艺》，书中展现了焦菊隐、欧阳山尊、蓝天野、吕中、朱旭等41位“人艺人”对艺术的不懈追求，更有吴刚、濮存昕、冯远征、杨立新、何冰等人的口述实录。

作者方子春是北京人艺著名表演艺术家方琯德的女儿，从小成长在人艺的大院中，亲眼目睹和见证了北京人艺的人和戏。她在书中为读者展示了这些演员荧屏之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看完41位人艺人的经历，你会对“戏比天大”、“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和“一棵菜精神”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澎湃新闻请讲栏目经授权摘录书中部分内容逐篇刊发，以飨读者。今天我们刊发的是演员朱旭的口述。

我在夏天的斜阳中从午觉中苏醒，坐在电脑前发呆。我常有这样的时候，人醒了，脑子没醒，木讷片刻之后问先生：“我今天该写谁了？”先生在书房里高声回答：“朱旭。”听到这个名字我脑子一下子就清醒了，窗外突然传来花斑大喜鹊“嘎嘎”的叫声，听这个兴奋劲儿，好像它也知道该写充满童趣与诙谐的朱旭叔叔了。

一个也像这样的午后，也是伴着知了和喜鹊的叫声，我们如约来到朱旭叔叔那个午睡过后还没完全苏醒的家。多日不见，寒暄几句，人没坐定朱旭叔叔就开始讲故事了。

“我先给你讲个好玩的故事。你父亲方琯德先生口才特好，手慢嘴快，忽然发现我呢，口慢却记录很快。有次在我家组织一篇文章，他在那说，我做记录，工作很顺手，很高兴，琯德就来劲了。我住人艺大院东三楼，底下二楼是舒绣文家。琯德越说越兴奋，就大踏步地来回走，谈构思，说想法，我就做记录，一直工作到了后半夜。有心脏病的舒绣文在底下就琢磨：‘这朱旭怎么啦，一宿就“咣咣咣”地来回走，是两口子矛盾闹得太激烈了？’她怕我出什么事，到后半夜就上来敲门，我一开门，头一句她就问：‘朱旭你怎么啦？’说着就探头往里一看，嘿，方琯德在那儿！就嗔怪道：‘该死的，是你呀。’你看看，折腾人一宿没睡。”

哈哈哈，听到这儿在座的几个人都笑了。朱旭叔叔最会说笑话、讲故事了，他讲故事和演戏一样，从来看不出使多大劲。他的台词舒缓清晰，节奏有张有弛，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就是坐在最后一排听着也不费劲。可是，朱旭同志有个众所周知的“秘密”，那就是结巴。遇到某些字或某些发音位置，更是说什么也吐不出完整话来。

说来神奇，话剧演员口吃的还真不少，先不说朱旭叔叔了，人艺还有个马群叔叔，口吃得也不弱。天野叔叔的口吃是拉长音，知道的明白他是怎么了，不知道的以为是种范儿呢！丁志成的结巴能急死人。听国家话剧院的赵友亮大院长做报告，结巴的你都想替他去讲。当然还有我，因为结巴不知吃了多少苦。总之，大小结巴一大堆。嘿，可还都是台词不错的主儿。

提起结巴，朱旭叔叔真是深恶痛绝。建院以后就因为结巴，他打了好几次报告，申请继续搞灯光，不干演员。每次拿着剧本一对词，自己都感到后脖颈子发热。那个年代，朱旭叔叔就想有一支自来水钢笔，关勒铭牌的，他攒俩钱儿就去买笔。进店门之前嘴里就“关勒铭、关勒铭”的叨咕，一到柜台前就“关”不出来了。

哈哈哈......我们又笑得前仰后合，他却不笑。

朱旭叔叔又说：“建院初期，演四个小戏时，我演一个群众，一句台词‘报告工程师，桥出事了’。就这工程师的‘工’，我就念不出来了。

“有一次赵韫如对我讲：‘朱旭，你刚才说那么多话没结巴。’后来就发现，我只要不想词，不背词，想说什么就说，不想结巴的事就不结巴了。把词变成我想说的话，根本不琢磨，拿起就说，毛病就好了。

这一条对表演很重要。把台词变成自己心里想说的话，演员要训练好几年才做得到。”

哦！我恍然明白，朱旭的台词不用劲儿，跟流水一样，是要用多于常人的时间，把台词化成自己的语言，不用脑子想了，也就不结巴了。有人说，只要有对艺术的追求和天分，都可以站在舞台上。这些口吃的人，功夫下到一定的时候，不光能站在舞台上，还能站在台中央，是何等的让人佩服！

我对朱旭叔叔的佩服，除了结巴演话剧，还有许多方面。比如，他下棋、拉京胡、做风筝等，样样精通。史家胡同56号人艺宿舍的大门口，有个外绿内白的搪瓷灯罩，春夏秋三季里，不论你多晚回家准能看见在那唯一的光源下围着一群人，这群人里准有朱旭叔叔。他不是笑呵呵地坐在棋盘前叫人家臭棋篓子，就是歪着头一脸认真地拉胡琴呢，这准是有哪位想吼两嗓子了，央告他伴个奏。人艺大院是史家胡同最后关灯的院落，因为人们虽然下戏了，可那精神劲儿还没过去。就像我下午似的，人醒了，脑没醒。他们是身乏脑不乏，兴奋劲儿没过去呢，哪能睡得着啊！

剧院的戏每年都在周而复始地演着，人艺大院的传达室似乎比我小时候看着更小了，传达室门口依然是春夏秋三季聚着一群人，只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人员有了不小的变化。先是朱旭叔叔身后半大的儿子不见了，身边多了孙女。可朱旭叔叔就是当了爷爷，田冲大大从那里路过，照拍他后脑勺。要说也不奇怪，这个院里的人大多都是建院就在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的。呵，当爷爷怎么了，我喊董行佶叫“小董叔叔”，喊林连昆叫“小林叔叔”，一辈子都带“小”字。因为朱旭叔叔个子高，才躲过了称“小”。其实他年龄在老一辈里算小的，今年才八十七岁。

朱旭叔叔是从华大文工二团到的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那时已是干部了。宋雪茹阿姨的资格比朱旭叔叔老，是演剧二队的。朱旭叔叔兴趣广泛，好玩，家里的事自然是雪茹阿姨管得多些。朱旭叔叔到现在还是棋在下、戏在唱、酒照喝。人艺爱喝酒的几个人(童超、童弟、于是之、英若诚)多已去世了，朱旭叔叔是唯一的例外。他从来不喝过了，但比起那几位酒友，一点儿没少喝。童超能喝，于是之不能喝，林连昆属于一喝就倒的，其他人员差不多一个水平。一块心里美萝卜就是童弟的一顿下酒菜。他们演出之前绝对不能喝，散了戏喝酒的精神头儿就来了。

“有次在日本演出，闹出这么档子事。演出前吃点心，散了戏才吃晚上的正餐。这几个酒友就扒拉些菜，拿到英若诚的屋里，开始抽烟喝酒侃大山，来劲儿了。喝着喝着，宾馆的消防人员就来叫门了。原来我们人多，抽得太厉害，烟雾报警器就报警了。从此这帮人来了个内部规定，烟要轮着抽，不能一起冒了。”

哈哈哈，我们在座的又听得大笑，我能想象出这些人当时的情景。

其实，说到喝酒，朱旭叔叔的酒史太长了，得从他的童年谈起。朱旭出身于东北军人家庭，父亲是张学良的旧部，和吕正操是同学。他1930年生于沈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撤往关内。他家孩子多，两哥哥一姐姐。这一大家子人跟着军队走很麻烦，家里就把他交给个老伙夫，也叫“大师傅”。晚上大师傅有牌局，小朱旭老不睡觉影响他的聚会，于是在晚饭时，大师傅用筷子蘸些酒给他嘬，小朱旭吃了酒就睡着了。以后只要晚饭没酒，小朱旭就不干了。这是大师傅的一个牌友告诉他的。

史家胡同56号院原来是一座大宅院，前门在干面胡同，一个三进四合院，穿过海棠院是后花园。北京人艺搬进去办公后，新盖了排练场和宿舍楼，将大门改在了史家胡同。当时一号楼的位置是很讲究的带回廊的四合院，还有藤萝架。朱旭家原先住的屋是南房，跨院有佛堂，有假山石的花园。朱旭叔叔和林连昆叔叔是剧院体育运动委员会的负责人，他们看上了这个花园，组织全院的人利用休假时间劳动，平出了个小运动场。十几年后，响应“深挖洞，广积粮”在此挖防空洞时，人们老是铲不动，原来底下都是当初平运动场时埋的石头。于是他们找到朱旭问他当年石头埋的位置，这么多年过去了，朱旭根本讲不出来，只好指这指那地挖。

朱旭叔叔告诉我们：“人艺成立大会是在韩树茂家门前开的，是现在一号楼的位置，那里原来比海棠院还漂亮。北京人艺有一个传统，就是体验生活。在成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之前演戏就要体验生活，不了解要表现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怎么表演呢？

“比如金雅琴演《骆驼祥子》里跳大神的，我母亲看到过跳大神的，她就教金雅琴一些事，所以金雅琴的跳大神演得就不错。体验生活对演员很重要，不体验生活怎么演戏呢？脑子里没那人儿就是演不了。当然，随着年龄增大，一辈子积累生活经验，已经习惯了，不必为某个戏特地去体验生活了。”

此时我插嘴了：“朱旭叔叔，您说体验生活重要，可您演《屠夫》《蜕变》这样的戏，您怎么体验的？而且您那大段大段的独白成了您的经典瞬间，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就要谈到借鉴了。我父亲上讲武堂，带着一家老小从东北到北京后，就住在小鹁鸽胡同。吕正操到家里看过父亲，他告诉我父亲：‘我抗日去了，你家孩子多，出不去。’他拉着队伍就走了。我父亲比他们大十几岁，瞒着年龄上的张作霖的讲武堂，这一班只有我父亲有家室，其他同僚都是小年轻，休息日想打牙祭都到我母亲这来，一来二去就很熟了。

“新中国成立后，吕正操老来剧院看戏，还谈起过这段事。其实小时候我特怕他。我一淘气，他就说小鬼子来了，我就老实了。”哦，《蜕变》中朱旭叔叔身上的军人气质就是这么借鉴来的，原来他除了观察自己的生活，还会借鉴别人的生活。

说到吕正操看戏，我想到了“文化大革命”前也常来看戏的周恩来总理。朱旭叔叔告诉我：“周总理来看戏，也有保卫措施。在小经厂胡同时，我们都住那，前面扫雷的来了，就知道晚上总理要来了，但没那么紧张，不觉是什么大事。那时领导看戏不算什么大事，现在可算大事了吧？”

朱旭叔叔对我谈起人艺建立六十周年温家宝总理来看戏的情景。

“北京人艺建立六十周年大庆，几位老艺术家给温总理写了一封信，请他在大庆之际来首都剧场看看戏。温家宝总理接到了信，并且是以个人名义买票来看戏的。开演前他去后台和演员见了面，演出前和观众一起进场，当他来到剧场向自己的座位走去时观众都自动站起来为温总理鼓掌。他的座位在前排，就坐在走道边上的位置，此时有不少观众走上前去和总理握手，总理没有拒绝，非常和蔼。

“在幕间休息时，温家宝总理听说几位老艺术家在休息室恭候，又马上去休息室接见了老同志。他与老同志们促膝谈心，让这些老艺术家备受鼓舞。这是继周恩来总理之后又一位让人艺人感到亲切的总理。”

朱旭叔叔把思路从现在转回到了1951年：“毛主席提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周恩来总理亲自召开了治淮会议。当时我在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和歌剧团、舞蹈团、创作室等组成一个大的淮河文工团，到淮河去演出。到了一个叫老汪湖的灾区，我们这个文工团人多，到了村里，老乡家炕上地下占满了也没住下。最后剩下我、覃赞耀、林连昆三人，都二十岁出头，年轻力壮，就住进了牛棚(哎，这可是真牛棚，不是‘文化大革命’里指的牛棚)。那天刚下完大雨，想找点儿干草都没有，行李卷也浇湿了，打开铺盖往地上一躺，地下‘咕叽咕叽’直出水。

“牛棚里跳蚤很多，想想可以叮透牛皮的跳蚤有多厉害，来这么三个细皮嫩肉的年轻人，就听噼里啪啦的拍跳蚤声此起彼伏。得，干脆就甭睡了，起来逮跳蚤。你们知道怎么逮跳蚤吗？我告诉你们啊，跳蚤皮厚，用手捻不死。我们就点着带来的蜡烛，发现了跳蚤就用手蘸着唾沫把跳蚤粘起来。这时不能看，用两指轻捻，跳蚤就被团了起来，相当于把它的腿系上扣了，打开就蹬跳不开了。再用针将跳蚤扎上，用蜡烛一烤，它小肚子就‘呜’的鼓了起来，接着‘啪’的一声脆响，死了，真是爽快。

“我和林连昆一会儿逮一个跳蚤，唯独覃赞耀一个也逮不着，好容易逮一个，‘蹦儿’—跑了！一会儿就没信心了。后来就变成覃赞耀发现了目标就叫林连昆，‘我这儿有一个’，林连昆就举着蜡烛凑过去，我负责逮。到后半夜，三人很自然地形成了分工，覃赞耀赤身躺在那实行苦肉计，吸引目标，林连昆举着蜡烛，我管逮。大家特爱看这最后‘啪’的一下，这一宿特别的愉快。第二天一看覃赞耀，一身都是被叮咬后凸起的棱子，人胖出了一圈。”

哈哈哈......我们笑着，笑这些在牛棚里苦中作乐的人。那时他们多么年轻，充满朝气，愣把一件苦恼的事整出了乐子。

朱旭叔叔接着回忆：“回来后就搞‘镇反运动’，完了就去‘土改’。我们是西北土改团，去兰州。火车就到西安，后面的路就是敞篷卡车，三天三夜啊。过秦岭时，在山尖上行驶，两边都是悬崖。记得当时是1951年11月了，天气很冷，大家坐在行李卷上，一个挨一个。人都冻得失去知觉了，要想动动腿要先掐一下，看是不是自己的腿。走着走着太冷了，就找四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其中有我和童弟，拿绳子穿起来，绑上，再捆在车帮上，给后面的同志挡风。那时不知道苦，也没人搞特殊化，团长周子健和大家同坐敞篷车，车厢司机边上的座位是给病号或有特殊情况的人坐的。

“土改三个月的时间，对演员们后来演农村戏起了极大的作用，我们对农村太熟悉了。后来又有‘合作化’，一直到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我们在农村的经历就没断过。1964年的《结婚之前》，我演农村干部杨老二，摆老资格。一次去人民大会堂演这出戏，在台上我老以老干部自居。那天朱德、董必武都来看戏，演出结束后上台和大家握手，我说：‘真的老革命来了，绝对是真正的老干部。’

”哈哈哈......我们又笑了，笑朱旭叔叔的幽默。自《悭吝人》《女店员》后，朱旭因他的诙谐竟成演喜剧的专业户了。悄悄告诉你们，在我们此刻聊天的三个小时里朱旭叔叔可没结巴。

《结婚之前》剧照(摄于1964年)，(左起)朱旭饰杨老二，吴淑昆饰杨二婶，狄辛饰柳玉春，吴桂苓饰杨茂，黄宗洛饰刘喜才

“《女店员》中我演一个知识分子，用绳子包苹果怎么也捆不上，纸也散了，绳也跑了，弄得满地都是。最后还突然多出个核桃，送给了齐姑娘。周总理看完戏就问：‘你那核桃是怎么出来的？’丁里就把躺椅拿了出来，在椅把放杯子的位置上织了个小网子，把核桃放里面。起身时，丁里轻轻一按，核桃就‘蹦儿’的砸他眼镜上。

“丁里平常嘴贫着呢，应该是位做演员的好材料，可上了台就浑身僵硬，后来就改做道具了。话剧《俄罗斯问题》里演员要穿西装，还要戴手表。当时有手表的人不多，丁里就去了东安市场手表店，买了手表壳和表带，自己在那比画。这时，店里人就报了公安局，这人怎么回事，弄个假表在这摆弄什么呢？公安局人一来，盘问一溜儿够。”

“哈哈哈，我还听说过某人把国民党钱当真钱花呢。”我插嘴道。蓝苗和我先生马上打断我，提示让朱旭叔叔继续说。

《悭吝人》剧照(摄于1959年)，(前排左起)朱旭饰雅克，田冲饰阿巴贡

《女店员》剧照(摄于1978年)，(左起)李婉芬饰齐母，朱旭饰魏默香，赵韫如饰卫母，刘骏饰卫大嫂

“在中央戏剧学院时，我和丁里一块儿搞道具。我先是做灯光—和宋垠结缘就在灯光上。我是华大的学生三队，到天津塘沽一带演出，当时就领了四个美国的聚光灯泡，其他问题自己解决。坐敞篷卡车去天津，可不是如今的高速，那路颠的，好嘛，这四个灯泡在那个年代是宝贝呀！这一路上我抱着这宝贵的灯泡，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后来让我坐进司机楼里，才算踏实了。

“我们在天津南开大学举办首场演出时，我就把灯泡都安上了，一合闸，‘噗’一冒烟全烧了。美国是110伏的电压，我不懂呀。华大二团正在天津演《民主青年进行曲》，队长马上给二团打电话，宋垠带三个人就来了，每人背着个绿书包，里面揣着的都是灯泡，真阔！他们帮我安上了新灯泡，教我什么是并联和串联......

“那天还有钱斌、方堃林，三人都是搞灯光的。从此我与舞台就开始结缘了，我被分配到了二团。到了华大二团，可分组时把我错分到童超的演员组，正赶上排戏《生产长一寸》，导演夏淳讲：‘朱旭，你演什么角色？’由此我就成演员了。现在要我这条件考中戏，连报名费都不让你交，回家去吧！

“想演戏、演好戏必须要体验生活。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讲道：‘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这条标准给我印象太深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怎样服务，毛主席的讲话绝对是正确的。

“抗美援朝时排的一个独幕戏叫《吃惊病》，写美国兵在前线得了一种怪病，他们的士兵听到枪声一响就患惊恐症。美国派了医学专家调查，(结果发现)是吓的。我当时瘦高个儿，就演患病的美国兵，粘个大鼻子，抹了油彩晚上还不能洗，拿手巾包上，第二天接着演。当时我在棉花胡同住，演出要去圆恩寺团校礼堂。这个戏要做效果放枪声，当时没有枪声器，用砸炮做效果声。一人发一张，自己撕下来摆地上，用钉锤砸响。童超很聪明，早早做准备，数好几响，撕下来，轻轻放在台口的地上，钉锤放在边上。当时是冬天，不知谁一开门，北风一吹，地上的砸炮没了踪影。台上需要放枪时，后台砸地板的声音‘咣咣’的，不该有声时，不知谁踩住了，‘啪’的一响，乱了套......”

“哈哈哈......”听到这里，我们几个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只有在这里，在朱旭叔叔与我们这些同院的孩子之间，才能这么放松地讲故事，有共鸣，因为他提到的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熟悉，那么栩栩如生，我好似穿过时空，看到了这些在幕后忙碌的人。他们人人都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们没有以明星大腕自居，而是愿意干任何与艺术有关的事。这是他们这代人的可爱之处，又说明了他们那代人的工作态度。

雪茹阿姨此时走过来坐在我的对面，我看着快乐的朱旭叔叔和依然风韵不减当年的雪茹阿姨，问了一个让人难以回答的问题：“雪茹阿姨，听说您当年是‘人艺三大美人’之一，您一定有许多追求者，可怎么看上了资历比你浅、又瘦又高还结巴的朱旭叔叔呢？”

雪茹阿姨愣了一下，回头看看正坐在单人沙发上的朱旭叔叔。朱旭叔叔依然用他特有的幽默语调回答我，只见他一脸严肃，此时有点小结巴：“那......那我自然有我吸引人的地方......哈哈哈......”他头一抬，身体向后一仰，开心地笑了。哈哈哈，我们都笑了，我们为朱旭叔叔的机智，为他的大智若愚而欢笑着。雪茹阿姨也笑了，笑着和我们约好了下次来访的时间。

（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原题：“朱旭——快活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