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视制片人将这种普遍的观察冲动深入为逻辑终结点：一个素未谋面者的物理空间能够透露给你什么？该节目的愿景，不像MTV的受欢迎节目《房间入侵者》（Room Raiders）那样，它会安排一个专家的角色，分享他对观察过程的见解。

制片人为什么会和我交谈？因为我是得克萨斯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专门研究个性差异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形成对他人的印象。我研究关注的问题正是驱动该电视节目的问题：人的物品，比面谈或者有时比来自朋友的评价更能彰显一个人的个性，这究竟为何？的确，从科学层面讲，我第一次研究的课题就与制片人的节目构想一致，那时候我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研究生。该研究检验的是，对于未谋面的人，仅凭观察卧室，我们能了解到什么。

这项研究被称为“卧室研究”（bedroom study），取得了惊人的结果（稍后详谈），也令我吃惊。

该研究及其背后的观点也引起了学术圈外的极大兴趣。尽管其他心理学家已经就视频短片或者简短接触等少许信息研究过个性印象，但是还没有人通过房间研究过，也没有人获取过如此大范围的信息。媒体争相报道，把他们的标题定为《物件背后》《敌方阵线背后》《线索房间》等。一个记者授予我“总观察者”的称号。

我继续在研究生院进行研究，并在1999年到得克萨斯大学供职后对其进行了深入发展。我和我的研究生进行过许多日常生活中的个性研究：我们窥视床下、衣橱； 我们迅速查看音乐收藏；我们审查脸书资料。我们去过大量宿舍（准确地说是83间）、近100间银行办公室、房地产公司、商学院、广告公司及建筑工作室。我们检验人们是如何通过网页、书籍、日常用语和住所等环境揭示他们的个性。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做这种研究，我和我的团队逐渐成为超级观察者；我们锻炼了火眼金睛，去发现揭示一个人真正个性的蛛丝马迹。有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就意味着我的朋友是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吗？或许这本书只是英国文学课上她被安排研究的一个课题。醉醺醺的欢乐照片就意味着她借酒消愁吗？ 也许她只是一个交际花。

经过十几年的研究，我们收集到了大量信息，多数是意料之外的，它们在揭示人们如何描绘或者出卖自己的个性方面，都非常有价值。

所以，这些电视人可能找对人了。对于这个话题，我可能会提供有价值的见解。

包裹到达两周之后，我去了洛杉矶。第二天我们将去拍摄试播片段。我站在中国剧院的好莱坞大道上，观察名人留下的足迹，我在想，我能怎样为节目贡献一己之力。我希望我能够解释人们在自己的起居空间留下行为足迹的不同方式。

我希望带领参与者避开诸如仅凭一条线索就得出结论或者受吸引注意力的事物误导等常见的判断失误。我希望这样做的时候，不会把科学复杂性降为纸上谈兵的占星术或者晚宴释梦。

就在我脑海中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没有任何单一的因素能够概括所有不同类型的观察研究。所以，结束洛杉矶冒险之旅后，我回到得克萨斯大学一边继续研究，一边开始构思本书。

我研究的课题，即观察术（Snoop），与我们试图使我们生活的世界有意义所面临的问题并无太大差异。就是说，我们是从物件中发现意义。当然，我们是在下意识且放松的状态下做的，所以我们通常察觉不到。

当你第一次见到某个人的时候，你意识不到你正在通过整合信息形成对对方的印象：从他的发型、他客厅墙上的地图、他说的第一句话或者是他握手的力度等。我们描绘这些的时候是一种轻松的状态，但是背后却是对刚才系统观察的复杂的脑力梳理过程。

有时这些过程也会剑走偏锋。例如，我们的宿舍观察者非常擅长判断学生的政治价值观，一看他们的居住空间便知。但他们并非完美。他们能正确使用明显的线索——政治偶像的保险杠贴纸[2]、海报，如马尔科姆·艾克斯[3]、切·格瓦拉[4]或罗纳德·里根[5]等。但是也有一些他们不该使用线索却用了，以及该用的线索没使用的情况。

在我们的研究中，裁判们通过艺术品及艺术相关书籍推断物主是“左倾”。你可能也会这么想，但是这些东西和政治倾向没有一点关系。然而真正能够提供保守党政治倾向的线索如运动、相关装饰，却被我们的裁判忽略了。这就告诉我们，常识一般而言是对的，但是它也能引我们误入歧途。

不依靠研究，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我们依赖的常识是有用的还是有误导性的。此外，我们的常识可能错误地引导我们认为研究的结果仅仅是为了证实已知。前不久的一个演讲使我被这种《20/20》[6]的事后聪明式偏见震惊。开讲前，我通常会让观众猜测卧室研究能得出什么，但实践起来却很有难度。

这时我犯了一个错误，没有让观众先猜结果就揭示了答案。没有往常的惊讶反应，出席者对于结果一点都不惊讶。我再一次明白，有些东西是得出事实之后才觉得言之有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过程都是如此显而易见的。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将展示观察是如何以全新的方式阐释这些“明显”结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