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锐是一位中央芭蕾舞团的离休干部、国家一级演奏员，也是一位抗战老兵，历经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平年代，他仍然以文艺兵的赤诚之心为祖国的文艺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1941年，上海彻底沦陷，当地百姓的生存状态越来越艰难，连吃米都很困难，陈文锐的母亲挤在买米的队伍里，被日本人打了一拳，这让原本身体就瘦弱的母亲一病不起，酿成哮喘后死在医院，“失去母爱的痛苦让年仅5岁的我，在心中深深埋下了对日本人的仇恨。”陈文锐说。

▲ 陈文锐和姐姐

1942年，陈文锐的父亲通过上海新四军四师的联络科长徐金强，把他的姐姐送到淮北根据地参加新四军。1945年，父亲又把陈文锐托付给徐金强，由地下联络员毛铁民等人将其送到解放区与姐姐汇合，姐姐随拂晓剧团赴前线后，陈文锐则被安排到后方四师师部的雪枫子弟小学上学。陈文锐的音乐天赋在那时便显露出来，从未碰过京胡的他，竟然自己捉摸着拉出一个秧歌调，嘹亮的嗓音也是他的一大优势。9岁的他到抗大四分校的文化队（后更名为“雪枫文工团”）报到，正式成为一名文艺兵。

“我们第一次演出是去一个叫‘高桥’的地方，因为体力不支，我的班长和一位区队长就轮流背着我走了30里路；一位老大哥还经常半夜抱我出去上厕所；我生疥疮时疼痛难忍，指导员就让我和他一起住，让通讯员每天给我擦药；冬天，我的手上长冻疮，肿得跟小馒头一样，团长就给我弄点凡士林……”陈文锐说，那时候条件很艰苦，但大家对年龄小的孩子非常爱护，虽然没有家人在身边，他却时刻感受着部队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陈文锐在谈到解放战争前夕的经历时说：“我们从苏北撤往山东时，走到涟水，离敌人只有两三里地，就拼命往前跑。最危险的时刻是过黄河，前有黄河天险，后有追兵，上有飞机轰炸，附近还有武装土匪袭扰。后来，一大队的学员（连长以上的军事干部）都被派来保护我们，处处是险境。”

撤到后方，团长让年仅12岁的陈文锐组织当地的儿童团，参加土地改革。陈文锐回忆，那个时期，他们演出的剧目包括《晴天》《白毛女》《钦差大臣》《王贵翻身》和《小放牛》等，陈文锐唱歌、跳舞、拉二胡。虽然战时条件艰苦，但大家用全部的热情为战士们表演，鼓舞士气。

1952年，陈文锐调入志愿军铁道兵文工团，赴朝鲜战场为志愿军进行慰问演出。美国战机经常在朝鲜战场轰炸，陈文锐曾遇到两次令他永生难忘的事件。

第一次是在志愿军铁道兵文工团深入部队一线生活时，他与战士们一起抢修铁路。“有一天，我们负责修建的桥完工后，就去往各个连队演出，连演两场已是半夜，但气氛非常热烈，在乘卡车返回驻地的路上，大家都意犹未尽，一路高歌，忽然有人喊：‘有飞机！’紧接着防空枪响起来。飞机投掷下来的炸弹，一颗落在前方小山上，另一颗似乎就在我们头顶上。好在司机反应迅速，听到防空枪声，立即关灯减速并拐入旁边的沟里。随后就听到‘轰’的一声巨响，炸弹在几十米外爆炸。如果我们当时没有拐弯、减速，后果不堪设想。”陈文锐说。

还有一次是朝鲜党代会召开时，陈文锐所住的地方离会场只有一两里的距离。美国B-29重型轰炸机突然来袭，投下一排排炸弹，“我们看到飞机后，赶紧往山上跑，长长的弹片噼里啪啦落下，瞬间，硝烟滚滚，炮声隆隆。”陈文锐说，轰炸结束后，他们住的村子已经成为废墟，场景惨不忍睹。

在朝鲜战争期间，志愿军铁道兵文工团曾到第1师第1团第1营的杨连弟英雄连收集素材，将战士们的事迹编成文艺作品演出。同时，还普及文艺知识，培训战士们参与文艺活动。陈文锐利用自己的舞蹈、拉手风琴和二胡等才艺优势，在舞蹈训练班、简谱训练班担任教师，培训效果出色。鉴于陈文锐在朝鲜战场的优秀表现，他荣立了三等功。

1954年，陈文锐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他考入中央音乐学院管弦乐系，开始了专业的音乐学习之旅。之后，任教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直到1972年调到中央芭蕾舞团担任二队乐队的大提琴首席。其间，陈文锐曾多次赴港澳台等地，演出《红色娘子军》《天鹅湖》等剧目，他始终以文艺兵那颗赤诚之心，为祖国的文艺事业做出贡献。陈文锐表示，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该关注人民的生活，为人民创作出精彩的艺术作品，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文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