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是一块多元的大陆，它的历史文化、风物人情为电影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东亚电影人开始将镜头聚焦非洲，日本、中国、韩国先后出现了以非洲为时空背景的电影。日本影片《迎风而立的狮子》（2015）、韩国影片《摩加迪沙》（2021）和中国影片《万里归途》（2022），依托不同的文化背景与价值体系，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非洲叙事风格，为世界电影文化版图构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非洲与日本的文化联结与碰撞

　　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崩盘，企业倒闭、民众破产，社会结构也随之彻底破裂，自杀率不断攀高峰。在此背景下，一首改编自日本无国界医生紘一郎远赴非洲行医事迹的歌曲——《迎风而立的狮子》开始走红。这首歌以一种日本独特的唯美风格抒发出紘一郎超越小我的人文情怀，讴歌生命与和平，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触动了听众的心灵，治愈着低落迷惘的日本社会。随后30年间，歌曲先后被演绎、改编为小说、电影，并不断被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2015年3月，电影版《迎风而立的狮子》在日本上映。这是日本电影史上首次历时一个月在非洲肯尼亚拍摄的影片。片中，主人公航一郎自幼就对“非洲圣人”阿尔伯特·史怀哲（1875—1965）心怀敬仰，成年后如愿成为一名援非医生。在那里他见到了战火的硝烟，见到了无家可归的孩子们因战争而失去自由、失去生命，却在一次次的痊愈后不得不重返战场。航一郎下定决心放弃回国计划，选择留在非洲，最终为拯救病人而遇难。多年后，曾经的非洲少年来到震后受灾严重的日本回报这份恩情。

　　与诸多美国拍摄的非洲大片热衷呈现非洲战乱不同，《迎风而立的狮子》呈现出非洲影像叙事史上少有的唯美风格。这一风格的呈现无疑与日本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地震、海啸、台风频繁发生，多灾多难的民族历史造就了日本民族独有的生命观，并对日本人的审美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影片《迎风而立的狮子》正是制作于东日本大地震之后，面对地震给日本社会带来难以修复的创伤的时代背景，影片导演三池崇史一改自己擅长的暴力美学和黑色幽默，首次尝试以日式纯爱的唯美画风表现这部非洲题材的影片。

　　全片以主人公航一郎在非洲的经历为主线，以纯爱片常用的倒叙结构，将对以往在日本生活的点滴回忆与非洲残酷的现实相互交织，勾勒出航一郎的成长轨迹。全片的非洲景观主要集中在一个破败的战地医院，但是非洲大草原的自然景观为影片的唯美叙事增添了别样的风情：乞力马扎罗山顶纯白的积雪、维多利亚湖面上群飞的火烈鸟、草原上生猛的野象，这些独特的大自然奇观，为航一郎的非洲情怀、内心转变以及最后的决定都作了充分的铺垫，使得观众更易与主人公产生情感共鸣。片中唯美与残酷激烈的角力碰撞，最终塑造出航一郎这样一个带有典型日本特征又超越国界追求人类福祉的“圣人”。航一郎的伟大之处不仅是“离开日本”，更是“留在非洲”。

　　非洲战火中的南北亲善

　　继日本诞生非洲题材电影之后，2021年7月，韩国也出现了以非洲撤侨为主题的电影——《摩加迪沙》。该片一经上映便口碑不俗，刷新了同年韩国电影票房纪录，并斩获第42届韩国青龙电影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多项奖项，同时被选中代表韩国竞逐第94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

　　影片跟其他韩国电影一样，充分学习借鉴了好莱坞同题材工业大片《黑鹰坠落》（Black Hawk Down，2001）、《索马里海盗》（The Pirates of Somalia，2017），但又进行了韩国电影特有的文化改编，融入了韩国导演最擅长的南北叙事。《摩加迪沙》导演柳承莞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被称为“韩国的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受制于彼时韩国的电影市场，他从小受到好莱坞与香港动作片的深刻影响，其过往作品《没好死》（2000）、《柏林》（2013）、《老手》（2016）等均能窥见典型的好莱坞叙事结构与香港动作片的经典情节。柳承莞不仅擅长构建紧凑的故事情节与充满视觉冲击力的动作场面，也十分注重对人性的剖析和对韩国社会问题的反思。《摩加迪沙》与其早前作品《柏林》一脉相承，都是在动作片的类型基础上，通过对好莱坞工业化制片的系统学习来提升影片质感，同时融入韩国特有的文化表达。

　　影片以索马里内战爆发为背景，以当时韩朝使馆之间发生的真实故事为基础，讲述了南北两国外交官为生存打破隔阂，携手逃出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故事。影片前半段充斥着战争和动作元素，后半段将大小矛盾互相嵌套：一边是外部的生存矛盾，一行人能否在枪林弹雨的危险环境下逃出生天；另一边则是意识形态的矛盾，韩国人与朝鲜人在南北分裂的情况下能否互相包容接纳。影片一方面在视听层面充分融入了好莱坞典型的枪战、打斗、飙车等商业元素，并展陈了摩加迪沙市区的激烈巷战、军民难分的非洲娃娃兵；另一方面又不同于好莱坞同类题材，《摩加迪沙》通过韩国外交官与朝鲜外交官这一特殊人物关系构建，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等宏大主题嵌入韩朝两拨人的具体对抗，再通过生存挑战来呼吁消弭分歧与仇恨。影片呼应了当时韩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即韩国时任总统文在寅上台之后推行怀柔政策，随着一系列国际局势的变动，朝韩关系开始解冻。可以说，《摩加迪沙》对于战火非洲的表现是后天借鉴的，对于南北亲善的渴望是先天原生的。

　　中国非洲叙事新视角

　　随着中国和非洲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中国影视剧讲述非洲的故事。《万里归途》在《战狼2》（2017）、《红海行动》（2018）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电影的非洲叙事模式。作为以撤侨真实故事改编的非洲叙事，《万里归途》中的叙事立体多元，让观众更多了解到非洲的现实情况，其特点在于：与以往同类影片中非洲人“打酱油”居多不同，《万里归途》塑造了清晰立体的非洲人物形象；在这部影片中，中国人既是勇敢无畏的英雄，也是与非洲人“同呼吸、共命运”的普通人，中非之间产生了更为紧密的情感联结。

　　《万里归途》塑造的非洲司机瓦迪尔，虽然只是中国公司雇佣的司机，但却因为与中国人良好的感情，在动乱中也愿意为中国人开车做向导，一路帮助宗大伟与成朗。之后，瓦迪尔不顾危险与宗大伟、成朗一起为生病的中国人找药。影片将瓦迪尔这一人物形象塑造得立体、可敬，他不仅是一个善良的人，更是一个勇敢的人、爱国的人。在接到去往中国的邀请时，瓦迪尔婉拒了：“到了迪拉特我就不走了，我的家乡就在那儿。”作为非洲地域形象符号的努米亚虽然是残破的、动乱的，但这里永远是他的家乡。这一设计不落俗套，脱离了一般新主流大片的窠臼，用外国人对自己祖国的热爱来唤起观众内心的爱国主义。战争面前没有赢家，影片中灌注了和平与反战的思想。在受到叛军首领威胁时，瓦迪尔为了拯救中国人而被同族枪杀，倒在即将到达家乡迪拉特的路上。瓦迪尔救了中国人，中国人收养了法提玛。中国人与非洲人互相拯救，双方平等互助。

　　《万里归途》中塑造的另一重要非洲人物形象是边境检查官哈桑。哈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于当地无能的政府仍然抱有希望，面对战乱不堪的国家选择坚守岗位，要做好国家的“守门员”。他对于宗大伟的投机行为不予回应，甚至“刁难”，但在一场误会中，他感受到宗大伟的善良。当他得知好友章宁的死讯后，终于同意打开国门让中国人离开，因为他不希望再有更多无辜的人死于自己国家的战乱。上一个镜头中，哈桑还与宗大伟拥抱告别，互相祝福彼此活着，下一个镜头哈桑就被叛军吊死在众人眼前。这种强烈的视觉对比，有力地调动了观众的情绪。一个平民和一个官员，影片对这两个非洲人物形象的塑造充分、立体，这种刻画是中国电影迈向国际化的表达，也是更多被外国观众尤其是非洲观众接受的重要一步。

　　如果说《战狼2》讲述的是一个中国英雄在非洲救人的故事，《红海行动》讲述一群中国英雄在非洲救人的故事，那么《万里归途》以人类共通的“反战”为内核，将中非人民之间的情感编织进叙事，使得一场中国人在非洲的撤侨行动多了一份人道主义的底色。观众对角色有共情，就能更好地体会战争之残酷。片中，中国人章宁失去了生命，中国女人白婳失去了丈夫，努米亚女孩法提玛失去了父亲，努米亚人瓦迪尔和哈桑也失去了生命。片中多次提及一句台词：“这个世界会变好的。”近代中国和非洲国家均有被殖民被侵略的苦痛历史，如今同为发展中国家，类似的集体记忆为中非人民的互相理解提供了天然的基础。

　　在不断变化的全球语境中，电影作为时代最具情感性的媒介产品，对于塑造国家形象、输出国家价值观、寻求文化认同等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作为“装在铁盒里的大使”，电影对于促进亚非相互感知、推动国际合作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东亚三国不约而同地将镜头对准非洲，又依托本国现实语境进行在地化（localization）表达，为世界电影文化版图构造了丰富的非洲叙事，为世界观众理解非洲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 作者：张勇 钟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