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社会文化背景和影像之间相互影响，红色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的红色电影发展肩负新任务、新目标和新方向，即致力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劲的精神力量；通过电影传递文化自信，努力推动中国电影成为民族文化软实力的标志，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名片。考察新时代国内相关红色影片文献，梳理其发展脉络，并对新时代红色影片的艺术表现形式进行分析，特别是通过个案研究剖析新时代红色电影的艺术特点，探讨新时代红色电影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突破与创新，具有现实的学理意义。
主旋律意识与新时代高度契合
红色电影作为中国电影的一种重要类型，在近百年里不断突破和创新，在美学和意识形态上始终保持着统一，并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新的题材，它在“书写中国的历史”这一主题下，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在新时代以来，基于对“中国梦”与“正能量”的传达，充分发挥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和塑造力。
红色电影通过满足观众多层次、多维度的社会现实心理需要，从而培养观众的价值认同感。新的主流影片创作普遍关注的依旧是现实的公共领域，这也符合国家主旋律和现实主义传统。从某种角度来讲，电影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题材内容、艺术手法等来实现传播效果，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当时政新闻的焦点能够引起受众的关注时，其背后的文化含义往往通过艺术来实现。如《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等影片都是彰显我国主旋律文化的典型之作，也是当前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一大重要影片类型。该类型电影以单元短片的形式从“国”到“家”再到“人”，透过宏大历史背景下对生活细节的写实叙事，呈现出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时代特点，力求使观影者在影片中体味个人与民族、公民与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家国关系。
近年来，红色电影更多的是从现实生活中发掘出富有中国精神和中国情感的故事，把“人人爱国，国爱人民”的观念转变为精彩的影片叙事，使观众对电影人物、情节走向保持高度的共鸣。以《战狼2》和《建军大业》为代表的新主流电影，在题材、类型化等方面进行了大胆创新，使得电影制作更加成熟。同时，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只有将民族文化与时代精神相融合，红色影片才会在国内乃至世界拥有更为广阔的天地。
聚焦真实主题与平凡角色
近年来，红色影片的叙述方式逐渐发生变化。反映时代精神的“小人物”逐渐成为影片主角，例如《攀登者》呈现了20世纪勇敢的登山者为了国家形象在极度严酷的环境中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历程。主演张译说，“我扮演的是一个有点缺点的英雄，因为他也是一个平凡的人”。而影片《夺冠》则是通过以郎平为主人公原型的女排形象，重现中国女子排球队的发展历史和其勇于拼搏的精神。
红色电影题材从聚焦国家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转向关注个人命运，从脱贫攻坚、农村医疗改革、体育强国等多方面的小人物故事入手，做到以情动人，使个人情感与国家感情紧密相连，从而实现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只有这样，电影的文化价值传播才能和观众产生共鸣，红色影片的文化内涵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影片《紧急救援》以真实的海上营救为背景，讲述了高谦、赵呈等救援者在面对巨大灾害时所面临的考验，演绎出“中国式营救”的故事。林超贤在谈及该片的创作动机时说，看见无名英雄救人，就会感到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是很了不起的，“将生命的希望交给他人，将生命的风险留给自己”这并非一句空话，而是天天发生的日常。正是以真实事件为中心，真切推动当下主流电影不断加强了民族的历史代入感及个体的生存代入感。《红海行动》是一部以“也门撤侨”为题材的电影，讲述中国“蛟龙”在一次国际军事任务中解救被困海外华人的故事，展现了中国海军的作战风采以及坚守人民至上的理念。
同时，新红色电影在人物塑造上更加贴近生活的实际情况，突出人性的复杂性，抛弃了以往“高大全”的形象法则，故事塑造的主人公有着感情上的迷茫或个性上的缺陷。这种用多面化的手法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加饱满，受众容易投射自己的情绪，从而产生移情，进而在场景建构化的荧屏与真实生活化的体验中寻找自我和确认自我。
增强类型电影融合与创造
坚持“类型创造”的理念，是新时代红色电影“工业美学”的一个重要表现。新时代红色电影既要弘扬主流意识形态、主旋律、正能量，又要自觉地贯彻影视产业的审美理念；既要加强类型的创作，又要把不同类型的影片有机地结合起来。如《建军大业》就是一部类型电影融合创作的佳片，其通过战争片和动作片两种不同类型电影的融合，既有战争电影的激情，又有动作电影的精彩视觉效果，符合新时代受众的审美。
新时代红色电影有着超越好莱坞巨制的风格和规模，开创了国产电影发展的新时期。新主流电影在思想内核上需要有对人类共同实践的感知与呈现，其创作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晶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