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晚，坂本龙一去世的消息刷屏了，大家表达着自己的哀悼和不舍。“世间又少了一个熠熠生辉的人”“一百年后，我们还会听您的音乐，前锋永不消逝。”工作群里的同事则惊诧万分，“啊？不是接下来还要开音乐会的嘛？”大家开始在网上接力似地分享着那首《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如诗般的歌词，配以空灵婉转的旋律，愁肠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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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是在离开后，才会被世界怀念。

我打开微博，“坂本龙一去世”的热搜旁边是一个“爆”字。对许多人来说，坂本龙一不仅是一名音乐家，他的影响力早已超出音乐本身，升华成流行文化中的经典符号。与他相识20余年的铃木谈及坂本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力时说：“如果问一个外国人，日本人是什么样的，肯定会提到坂本的名字。如果没有他，人们对日本现代文化的印象肯定非常不同。”

4月3日，顾客在日本东京新宿一家唱片店挑选坂本龙一的作品。（新华社发）

4月3日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说：“坂本先生热心中日人文交流，创作了不少包含中国元素的优秀音乐作品。他以实际行动为两国友好交流作出了贡献。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我们希望更多的中日有识之士继往开来，积极投身到促进中日友好事业中来。”

坂本龙一与中国的深厚情谊，不仅在于当年受著名导演贝托鲁奇之邀为电影《末代皇帝》配乐，他还一直致力于促进中日关系的友好。疫情期间坂本龙一在微博上暖心鼓励中国小朋友，让孩子们居家期间多多充实自己。他对中国文化也颇有研究，认为《史记》和《圣经》一样，属于众多书籍的集大成所在，从中可以看见人类的伟大，以及愚蠢。他曾经在《skmt：坂本龙一是谁》一书中提到：5年后、10年后，中国一定会成为难以忽视的存在。

坂本龙一2018年接受《时尚芭莎》专访时谈及，他首先是以一名中国电影爱好者的身份表达了对中国电影的喜爱与期待。从访谈内容不难看出，坂本龙一对中国电影的了解，不是蜻蜓点水，他评价陈凯歌和张艺谋的初期作品是“让外国人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非常好的途径”。对于近些年的中国电影，坂本龙一喜欢贾樟柯的作品，喜欢张艺谋带给他的强大的影像冲击力。在他眼中，现在的中国资源丰富，只要导演有才能，能拍出更多的好电影。“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电影只会越来越走向世界，其未来的潜力是很大的。当然，我希望中国电影不要只专注于商业电影，不要只注重票房。我想看到更多有深度、有艺术性的中国电影。”

2017年11月1日，第30届东京电影节，坂本龙一获”武士奖“。（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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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本龙一对中国音乐的真正了解，是从《末代皇帝》时期才开始的。而《末代皇帝》也使坂本龙一的电影配乐事业达到巅峰，为其奠定了国际地位。他用气势恢宏的管弦乐和富有中国韵味的变奏曲，烘托出溥仪悲剧色彩的人生和无法抉择的命运。

1986年，坂本龙一来到中国，加入《末代皇帝》剧组，但只是当一名演员。导演贝托鲁奇突然让他为溥仪登基准备一首背景音乐，且只给三天时间。他依靠一架走音得厉害的钢琴，几乎全靠想象力地谱出乐曲。角色杀青后，坂本龙一被要求继续为整部影片担任配乐。整整一个星期，他不眠不休，买来二十多张中国音乐唱片，编曲录音同步进行。但就在他志得意满地把曲子带到伦敦的时候，发现贝托鲁奇已经把影片进行了大改，这意味着刚刚创作好的音乐是无法使用的。他只能把自己关在酒店里重新编写音乐，配合剪辑调整节拍，在西洋管弦乐中加入中国风的演奏元素。两周时间内，他完成了44首兼具中国风与西方现代风格的曲子。这部电影的配乐最终获得了奥斯卡、格莱美和金球奖三大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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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坂本龙一因为拍摄《末代皇帝》而在中国暂住。他去了北京、大连、长春三个地方，那段经历对他而言十分珍贵。据坂本龙一回忆，他在长春住的地方是当年日本的将校居住过的，那里有一张很大的台球桌令他印象尤深，桌底写着“制作于昭和三年”，这是当年侵华日军留下的东西。他对那段历史感到很痛心。在中国期间，坂本龙一尝试体验普通百姓的生活，骑自行车、去小餐馆用餐，去迪斯科舞厅感受夜生活魅力。那段经历对坂本龙一无比珍贵。

此后坂本龙一还来过中国两次，一次是1996年他在北京保利剧院做了一场音乐会， 另一次是2018年到北京访友，在九霄俱乐部用现场一架走音的钢琴进行演奏。这场演出对他而言纯粹是“临危受命”，乐器有问题，他完全有理由谢绝出演。但他没有，他就着这台音色不准的钢琴弹奏完毕后，主动对观众说：“我再来一首吧。”熟悉的旋律响起，正是那首《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全场爆发出惊喜的欢呼。

坂本龙一曾不止一次地表达想要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心愿，“作为日本人，我受到了中国文明非常深刻的影响，而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想去了解中国的意愿也越发强烈。我在对医学、饮食文化、科技的观察中，发现了越来越多和中国思想接近的部分。所以，我很想去中国更多的地方转转。”

坂本先生的愿望无法实现了，但他的音乐和情义，遍布在中国更广阔的天地。

记者：张羽淳

编辑：陈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