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类型影视作品的分支，文物保护题材电影在中国银幕上的亮相频率虽然相较于商业大片并不是很高，但其以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生动的文物保护故事、鲜活的人物形象守住了一方艺术阵地。改革开放之初，三部敦煌题材电影相继上映，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外影坛掀起了敦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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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石窟保护在中国文物保护史上有着特殊地位。1981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沙漠宝窟》上映。影片由四川大学中文系教师朱玛、项楚编剧，秦绂生担任导演。影片叙事主线基本尊重历史原貌，以艺术手法再现了常书鸿等老一辈敦煌文物工作者，在抗战时期远赴敦煌考察莫高窟和临摹壁画，在大后方举办敦煌艺术展、筹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等重要历史事件。影片还贯穿了第一代“敦煌人”的情感纠葛。无声的史料记载变成了有声的电影镜头，展现了当年敦煌文物保护事业筚路蓝缕的历史场面。
片中主人公均为化名，例如男主角高毅之即以常书鸿为原型。影片为增加观赏性还添加了若干虚构人物或情节，例如在影片开头，就是一场颇具西部片风格的惊心动魄的动作戏，高毅之为保护莫高窟文物和临摹画稿，被匪徒开枪击伤。而在现实中，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敦煌县政府即在莫高窟派驻警察守护，小股响马通常还不敢前来骚扰。影片通过双线叙事，为观众展现了抗战时期大后方与敦煌大漠的两种不同氛围，形成了鲜明对照：官僚和投机者想利用敦煌文物牟利，而在青年艺术家群体中，也有人背叛了理想，更有人为理想而献出生命。作为40多年前的老电影，一方面，人物表演和拍摄手法不能用今日眼光衡量；另一方面，老片子特有的胶片质感和年代沧桑感，令观众既怀旧又亲切。该片作为目前唯一一部反映新中国成立前莫高窟早期保护研究历程的电影，其在中国文物保护类型电影史上的奠基地位不应忽视，从中亦可隐约看到“莫高精神”的雏形。
影片于1981年5月开机，先是在甘肃敦煌、新疆吐鲁番历时三个多月拍摄外景，然后转战酷暑时节的“火炉”重庆拍摄国统区相关镜头。在没有电脑特效的年代，影片在重庆的实地拍摄，既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地方文化色彩，也留下了不少花絮。比如，在重庆北碚公园实景拍摄高毅之等人漫步嘉陵江畔，决定离开山城奔赴西北的镜头时，就曾引来群众围观，毕竟在那个衣着朴素的年代，身边突然出现一群身着民国学生装的青年男女，无疑是非常吸睛的。此外，片中一些镜头取景地也是今天的重庆网红“打卡地”，如歌乐山、临江门、凯旋路等。特别是躲避日机空袭的大场面，还动用了不少群众演员。作为一部四十多年前的老电影，该片在讲述敦煌文物保护故事的同时，也间接保留了当年敦煌莫高窟和重庆市井烟火的原始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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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以敦煌壁画为创作蓝本的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雨》上演，它契合改革开放后弘扬中外友好交流史、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大背景，一诞生便自带“流量”，成为20世纪80年代初的“爆款”文化产品。与此同时，该剧也引起了电影工作者的兴趣和注意。1982年，西安电影制片厂将其改编摄制为彩色宽银幕艺术片。
《丝路花雨》“触电”背后也有若干花絮。据当事者回忆，最初，将《丝路花雨》搬上银幕有三种形式的讨论：一是原汁原味地用电影摄影机将全剧完整拍下，作为舞台纪录片保存；二是到敦煌莫高窟实景拍摄，以舞剧为参照，完全拍成故事片；三是外景内搭，打破舞台框框，用拍故事片的手法，使影片更加生活化。最后根据大多数人意见，决定将《丝路花雨》改编拍摄为舞台艺术片。
《丝路花雨》是一部非常唯美的舞台艺术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它博采各种民间歌舞之长，集霓裳羽衣舞、印度舞、黑巾舞、波斯马铃舞、波斯酒舞、土耳其舞、盘上舞、新疆舞等于一身，鲜活生动地展现了盛唐时期古丝绸之路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景象。电影版《丝路花雨》的定位是：舞蹈要美、音乐要美、服装要美、布景要美，格调要高雅、明快、清新、舒展，用镜头语言给观众以美的艺术享受。摄制组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采取了不少“土办法”来实现这些目标。比如敦煌沙漠的日出、黄昏、沙暴、月夜等场景，搭建布景出不来氛围，就使用幻灯效果；又如“神笔张”梦境里的“西方净土”，摄制组一方面以搭景和绘景相结合营造亭台楼阁效果，另一方面用钢化玻璃铺成水晶地面，映照出空中飞天及乐器舞动的倒影；而荷花池里的荷花则采用了遥控控制手段，营造出荷花在水中漂浮游弋的效果。
四十多年来，舞剧《丝路花雨》上演近四千场，历经多次改版，常演常新，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观感。然而，电影版《丝路花雨》可谓空前绝后，老电影的胶片颗粒质感和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服装、化妆、道具以及因地制宜的拍摄特技，充分体现了当年中国电影界的工匠精神。现在重温没有数字技术加持的电影版《丝路花雨》，一股文化遗产的沧桑感和电影艺术的厚重感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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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一生著述颇丰，特别是他的中国题材历史小说尤为国人熟知，其中的杰作《敦煌》讲述了宋代书生赵行德守护敦煌文化遗产的历史故事，被译成中、英、俄、法、德、西班牙等多国语言版本。日本电影艺术家吉田刚很早就将小说《敦煌》改编为电影剧本。1974年由德间书店社长德间康快提出构想，并得到原著作者井上靖同意。电影《敦煌》的拍摄、上映与获奖，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文化交流基础。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日两国电影界即已开始互动，70年代末双方互办电影节，80年代初期开始合拍电影，这些都为《敦煌》从文字走向银幕奠定了基础。
1985年，经过反复沟通协商，中日双方签订合作拍摄电影《敦煌》协议。考虑到拍摄需要动用大量人员和军马，中方合作单位由上海电影制片厂调整为八一电影制片厂；从小林正树、深作欣二到佐藤纯弥，日方导演亦几经更换。为满足拍摄需要，在敦煌市郊兴建了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具有浓郁西域风情的敦煌古城，城内建有唐宋时期敦煌、高昌、甘州、汴梁、兴庆五条街道以及寺庙、酒肆、当铺、驿馆等场景。在中方协调下，影片还获准拍摄了莫高窟部分内景。电影自1987年3月至10月，在敦煌取景拍摄八个月，1988年6月上映，片长143分钟，轰动一时，仅在日本国内票房就达82亿日元，并获得第12届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摄影、最佳灯光、最佳美术、最佳录音、最佳剪辑、最佳新人奖等诸多奖项。
电影《敦煌》自策划至上映历时15年之久，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它不仅在世界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敦煌文物保护事业及敦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桥梁和助力。影片上映后不久，时任日本首相竹下登即于1988年8月访问敦煌；1994年，日方援建敦煌石窟保护研究陈列中心。当年因拍摄需要兴建的敦煌古城，现在仍然作为影视基地和网红景点为敦煌文旅事业发挥重要作用。
中日合拍电影《敦煌》亦是电影学界一个经久不衰的课题，以其为研究对象的专题论文屡见不鲜，如李同艳《电影<敦煌>的美学特征及文化内涵》、林玥秀等《中日跨文化协作研究——以中日合作电影<敦煌>为例》、薛凌《丝绸之路上的西域与中国想象——根据井上靖小说改编的电影<敦煌>分析》等。一部上映于35年前的老电影，集中日邦交、文化交流和带动地方发展、促进学术研究等要素和文化、社会、经济价值于一身，属实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化现象。
文丨奔流新闻特约撰稿 史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