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话题晋文公返国之初，追随他多年的流亡功臣如狐偃、先轸、赵衰，在朝廷里都面临着留守大臣郄榖、栾枝等人的压制。因为家族势力拼不过留守大臣，流亡功臣们只能寄希望于通过主导朝政以夺取政治上的优势。而在文公执政第四年即到来的城濮之战就成了他们竞相上位的最好机会。原本在城濮一战中战功最大的人乃是先轸，可战后晋文公却将首席功臣的位置留给了狐偃。这个安排背后，隐藏着两位功臣怎样的政治暗战，又透露出春秋政治的哪些玄机呢？

对于晋文公身边的流亡功臣们来说，被国内的留守大臣压制是他们在返国之初所遭遇的普遍困境。

在家族势力拼不过对方的情况下，流亡功臣要想成功逆袭，只能想方设法，力争主导晋国朝政的未来走势。

而历史在这里也的确给他们提供了机会：晋文公在执政的第二年抢先于秦国出兵，戡定叔带之乱，勤王立功；在执政的第五年又击败楚军于城濮，真正成为了继齐桓公之后的又一位春秋霸主。

晋文公的争霸事业发展得如此迅速，为他运筹帷幄、建言献策的智囊们自当藉此东风，青云直上。而这其中蹿升最快、最先脱颖而出的流亡功臣便是先轸。

《左传》载：

冬，楚子及诸侯围宋。宋公孙固如晋告急。先轸曰：“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传》

楚成王于公元前633年发兵围宋，乃是引爆晋、楚城濮大战的导火索。在讨论如何应对楚国的御前会议上，先轸第一个发言，力主对楚开战。鉴于楚国强大的军事能力，出兵之前，晋文公将晋军由上、下两军扩编为上、中、下三军。

原本先轸只是被任命作了下军副将，居于六卿之末的位置。可转年之后，他却骤然升官儿了：

（公元前632年）二月，晋郄縠卒。原轸将中军，胥臣佐下军，上德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传》

晋军南下攻楚，出师不利。军队刚刚跨出国门，中军元帅郄榖就去世了。可是担任中军副将的郄溱并没有依次递补，接过中军元帅的帅印。反倒是下军副将先轸越级超擢，火箭式地蹿升到了中军元帅的位置上。

六卿之中排名第六的先轸凭什么压倒排名第二的郄溱，接任中军元帅呢？《左传》的解释是“尚德”。

言下之意，如果论资排辈，绝轮不到先轸来坐这第一把交椅。那么先轸又有何德何能，使他越级晋升呢？

《左传》载：

二十八年春，晋侯将伐曹，假道于卫。卫人弗许。还，自南河济，侵曹、伐卫。正月戊申，取五鹿。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传》

在郄榖去世的前一个月，晋军打响了城濮之战的前哨战，首战的目标是要攻占亲楚的诸侯国卫国的黄河渡口五鹿，以便打通与东邻齐国的联系。这个作战计划是谁制定的？《国语》载：

取五鹿，先轸之谋也。——《国语·晋语四》

这就是说，先轸不但是第一个表态要伐楚定霸的晋国大臣，而且他还为此制定出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并成功付诸实施。晋军南下攻楚既是按照先轸的作战方案在行动，中军元帅郄榖猝然辞世，临危受命、主持大局的人选还谁能比先轸更合适呢？

主导了城濮的作战行动，就等于主导了晋军的指挥权，先轸正是凭借这一点，压倒郄溱等留守大臣，一跃成了晋国的首席执政卿。

不过，先轸可能没有料到，他虽然成功地上位中军元帅并在城濮一战扬名，但战后论功行赏，头功却让另一位流亡大臣狐偃给拿了去。《史记》载：

晋侯度河北归国。行赏，狐偃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轸之谋。”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说我毋失信。先轸曰‘军事胜为右’，吾用之以胜。然此一时之说，偃言万世之功，柰何以一时之利而加万世功乎？是以先之。”——《史记·晋世家》

狐偃凭什么压过先轸，夺得城濮之战的头功呢？与先轸在军事上的天纵英才不同，狐偃是一位思想深邃、高瞻远瞩的政治家。

城濮之战，晋军的确是按照先轸的战役部署和作战计划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这场胜利只是晋国争霸的总体战略设计中的最后一个环节而已。为晋国设计出这一整套争霸战略的人正是狐偃。

《左传》载：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搜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传》

对争霸问鼎这件事儿，晋文公的愿望极其迫切。毕竟六十即位，时不我待。在执政的第二年，他就打算有所行动。但遗憾的是，文公本人没能将争霸的迫切愿望转化为周详缜密、可以付诸实施的行动计划，而这一点恰恰是狐偃帮助他完成的。

狐偃告诉晋文公，要想实现称霸的终极目标，必须逐步在晋国国民中建立起三个毫不动摇的信念：

头一个信念是“义”。古人说，行而宜之之谓义。换作今天的白话说，义要解决的是我们要往哪个方向去的问题，建立起奋斗的目标和方向来。

自齐桓公以降，诸侯争霸都在尊王攘夷的政治逻辑下运行，所以要让全民了解晋国尊王的政治意义，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出兵勤王，助周襄王戡定叔带之乱。

建立起奋斗目标之后，第二个要贯彻的信念是“信”，也就是政策的执行力和权威性的问题。

要让晋国朝野相信，国君法令如山，言出必践。公元前635年攻击原城，晋文公下令所有士兵只带三天口粮。如果原城能抗住这三天的进攻，咱们就撤退。三天之后，原城还死挺着。文公下令撤军。部下劝阻他说，再等上一两天，原城就快挺不住了。

但晋文公不同意——拿下一个小小的原城却让晋国的国际信誉受损，以后谁还听我招呼？撤！结果晋军北返，还没翻过太行山，原城倒主动来投降了。

原城投降，国民知信。信、义立起来了以后，狐偃对文公说，你要建立的第三个政治信念是“礼”。

换言之，就是完善组织制度，让国家的行政机构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这样国君才能如臂使指，通过上下官吏的逐级执行而将政令一贯到底。为了实现这一点，晋文公举行被庐阅兵，建立起了后世一直沿用的三军六卿制度。

狐偃不但通过倡议“三个信念”为晋国的争霸事业做好了前期的政治准备、组织准备，而且到了城濮战场上，他的政治眼光和思想还继续影响着晋军的作战行动。《左传》载：

子玉怒，从晋师。晋师退。军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师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报也。背惠食言，以亢其雠，我曲楚直，其众素饱，不可谓老。我退而楚还，我将何求？若其不还，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传》

城濮之战，晋军退避三舍的故事在历史上广为流传。可是从《左传》的上述记载来看，退避三舍的决定主要不是基于军事而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

在晋文公下令退军的时候，有军官反对说，楚军师老兵疲，我们以逸待劳，凭什么要退？而且君上亲临战阵，望见楚将子玉的旗帜居然要退却回避，晋国的脸面和体统又放在哪里？

面对着这些军事头脑的质疑，狐偃反驳说，战争不仅是打消耗，打补给，更是打道义。道义让我们占住了，胜算才能攥在我们手里。退避三舍，君上报了楚成王当年的一饭之恩。子玉要是胆敢追击君上，以臣犯君，以卑凌尊，他在道义上就会输个干干净净。

从今天的战争逻辑来看，或许有人会觉得狐偃在战场上讲道义、论尊卑是迂腐的书生之见。

但我要在此特别说明的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那是战国以后才兴起的战争逻辑。至于春秋，战争还是在礼法观念的约束下进行的，政治意义往往大过军事意义。

就以城濮之战为例，楚军虽然是在城濮遭遇了失利，但在战场上损失掉的仅仅是右翼的陈、蔡盟军和左翼的申、息县师，至于战斗力最强悍的中军即若敖六卒几乎完好无损。

更别提此战楚军根本就没有派遣全部主力部队参战，早在决战打响前，楚成王就率领他的直属部队退回申县去了。所以城濮战后，楚国并不是因为军力遭到重创，而是因为国际地位和政治影响力的下降才被晋国夺走霸主之位的。

政战为上，兵战为下。正是因为春秋战争的这一特点，战后论功行赏，晋文公才会说先轸劝我“以军事获胜为先”只不过成一时之功，狐偃的政战伐谋才是万世长策。

参考文献：

白国红《春秋晋国赵氏研究》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李孟存、李尚师《晋国史》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徐元诰《国语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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