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曾慨叹，中国人的通病是都想当皇帝。也是，封建社会奉行官本位，“是官强于民”，当官的最高境界自然是当皇帝。其实，皇帝这份工作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有滋味，风险高、工作量大且不说，光是后勤部门报花账这事，就很难对付。比如，自己的伙食开销到底是多少，没几个皇帝搞得清。

根据留下来的食堂账本，明朝万历皇帝的伙食开支是每月480两白银，折合人民币15万元左右，饭量惊人。到了清代，皇帝的伙食标准飙升得无法想象，小皇帝溥仪每年要消费肉类一万斤、家禽3000只，伙食费达20万两白银。万历皇帝作风懒散，创造过30年不上朝的纪录，对财务问题可能不上心；溥仪正是上幼儿园的年龄，骗小孩子不需要技巧，所以这两个例子可能有点儿极端。那么，正常的情况如何呢?

第一种情况是：始终蒙在鼓里。

清朝早朝时间从凌晨5点开始，大臣们为了不迟到，每天起得比鸡还早。有一天，一代英主乾隆帝亲切地问候一个大臣：“你天天上班这么早，在家吃早点了吗？”大臣说吃了，乾隆又好奇地间：“早点吃什么呀?”大臣答：“俺家不富裕，随便吃几个鸡蛋。”乾隆惊讶得倒吸一口气：“天哪，10两银子一枚鸡蛋，我都不敢多吃，你还哭穷！”大臣立即明白是有人搞鬼，但也不好乱说，只好顺着敷衍道：“外面卖的鸡蛋都是残次品，特便宜，质量好的鸡蛋我们哪里吃得起。”乾隆这才释怀，反过来安慰大臣：“别急别急，咱以后涨工资。”

到光绪帝时期，鸡蛋进价已变成30两银子一枚，其实市场上才卖三四个铜板。光绪偏偏好这一口，因此每年要“吃”掉上万两白银的鸡蛋，弄得自己都有点儿负罪感。有一天跟翁同稣闲聊，光绪问：“鸡蛋好吃是好吃，就是太贵了，翁老师你能吃得起吗？”翁同稣也不敢直言：“过年的时候买个把鸡蛋，给孩子们解解馋，平时不敢想。”可怜的光绪皇帝，终生都以为吃鸡蛋属于高档消费。

第二种情况是：心知肚明却无可奈何。

道光皇帝特别节俭，每年全部的生活支出，还不及后来他的儿媳慈禧的一半，弄得后勤部门清汤寡水，大家都很郁闷，就不断创新贪污思路。时间一长，道光隐约感觉不对，就想搞搞调研。

有一天开早会，道光帝突然问大军机曹振镛：“你家平常做饭，都是谁买菜?”曹振镛知道皇上最欣赏艰苦奋斗的干部，痛快地回答：“保姆买莱我不放心，下了班俺自己上菜市场。”这是实情，曹振镛不但亲自买菜，还时常因为一个土豆半截葱跟菜农吵架，一点儿领导干部的样子也没有。

道光帝切入主题：“那鸡蛋多少钱一个呢？”曹振镛是个情商高超的老江湖，他一盘算，管后勤的可都是皇帝身边人，岂能瞎掺和，顺口随便编了个故事，把领导往沟里领：“我小时候得过一场大病，差点儿死了，大夫嘱咐千万不能吃鸡蛋，一吃就没命，所以我家从来不敢买鸡蛋，臣真是没口福啊！”

道光皇帝还曾经想过叫外卖，这在今天是很平常的事，他硬是没办成。道光帝上任前，曾在前门一家小吃店吃过一碗汤面。这家的汤面做得实在是好，以至于道光帝念念不忘。登基后，皇上有天发现吃饭开支过大，就明确指示伙食不要太讲究，多弄点儿家常的，比如汤面之类的。

第二天，后勤事务管理部门内务府递上一份报告，建议设立汤面管理处，选派得力干部挂帅；修建汤面厨房一所，增加事业编制若干；请求拨付筹办费六万两，此后每年需要15000两保证运行。皇上一看差点儿晕过去：“这也太夸张了吧，前门外就有一家汤面馆，不能让太监去买吗?”过了几天，内务府的人报告说，前门外的那家馆子早就关张了。可怜的道光皇帝只好认栽：“算了算了，我不吃汤面了！”

第三种情况是：查办案件，增加震慑力。

有一次，咸丰皇帝书房的门坏了，后勤部门的意见是换个新的，皇帝说修理一下就行了。门修好了，报销单据上写着白银5000两。咸丰帝大为震怒，桌子一拍：“你们当我是傻子！”立即下令组成专案组，要求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皇帝讯问了好几圈，结果出来了：具体办事的干部是新来的，业务不太熟，加上第一次给皇上办事，心情非常紧张，错把50两填成了5000两。皇帝也不能事事都查，时间一长，依然如故。

其实，人本来就是半人半兽的东西，恩格斯早就说得明白“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同时，人又是理性动物，趋利避害是人类的理性选择，本无所谓好坏——这是人性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生物学原因。

虽然，运用道德约束、思想教化等来改良人性，理论上具有根本意义和终极价值，但却不具备现实的、工具性的制约功能，不但效率低，而且不可靠，这就好比要防止鸡鸭进菜园子，扎紧篱笆是最有效的。好的制度恰恰是一种精巧的工具，它并不试图改变人性。而是承认人性的现实，顺应人性的规律，通过基于人性特点的科学设计，诱导人们主动克服兽性、弘扬人性，主动选择做好事当好人。邓小平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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