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论坛学术委员、研究员陈炳才近日撰文从多个方面研究大国崛起的因素，他指出，中国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大国，要充分研究和注意赶超风险，避免与美国对立冲突，防止贸易摩擦扩散科技、金融和政治等领域蔓延。我国依然要争取30-50年的和平发展机遇期。

学习必须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后起国家赶超已经成功的先进国家，首先必须向先进国家学习，犹如徒弟必须向师傅学习一样。商鞅变法首先是学习魏国的法律制度，并坚持不懈地进行改革创新，从而走到了魏国的前面，为秦国的强大奠定了基础。后来的秦国，一直坚持使用外来人才当宰相，一直到秦始皇用李斯当宰相。秦国的强大，走过了三百多年的历史才统一了六国。魏国曾经是变法第一国，而且取得了成功，但后来依然没有摆脱被秦国吞并的命运，可见短期的改革成功，不代表未来永远的成功。沉湎于过去的成就而自满，未来则可能再次落后。商鞅变法以后的历次变法和改革，为什么都没有获得成功？这值得深思。

工业革命之后的法国在赶超英国过程中，不断吸引英国先进技术和设备，以优厚的收入和条件吸引英国企业家和人才到国内，大体用70年时间赶超了英国。德国追赶法国过程也是如此。德国从十八世纪末叶开始，主动学习英国，法国等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政府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学习先进经验，组织科学研究团体，及时介绍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研成果，并追踪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动向，以优厚待遇吸引英国，法国等工厂的管理人员及科学技术人才，用60年左右的时间赶超了英国和法国。美国也是如此，学习先进国家，同时实现保护关税，到19世纪80年代末就超越英国、法国和德国。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国家派出三批人马出国考察[1]，了解世界变化。一批是港澳考察团，一批是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另外一批是谷牧副总理亲自带队，赴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等考察一个多月，走访15个城市，会见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参观80多个单位。考察学习后，大家知道了与世界的差距，坚定了改革开放的决心，形成了改革开放的思路和共识。不仅如此，后来我国还派出了很多留学生到发达国家学习，这些留学人员在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以来纷纷回国，大大促进了中国的科技进步和企业竞争力的提高。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引进国外技术、设备乃至市场化机制的过程，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今天的先进国家在技术和人才制度上建立了知识产权保护和保密制度，在贸易、金融、市场开放上建立了系统化的制度和要求，我国与西方国家的体制和机制不同，学习、赶超的时间可能更长。我们已经走过了四十年历史，目前的技术差距依然有20-30年，估计需要40年左右，才有可能在技术和管理的先进性上实行全面的并跑。

向先进国家学习也是学无止境。《列子.汤问》中有一个小故事，说的是薛谭师从秦青学唱，尚未彻底学会秦青歌唱之技艺，自认为没什么可学了，就要求回家。秦青也没制止，就在郊外为薛谭饯行，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才知所学不精，终身不敢言归。故事虽然久远，但类似的事情可能随时可见。我国的改革开放，学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学习自身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否彻底学会、掌握了发达国家的精髓、技术，把握了历史的教训或真谛，乃至具有能够超越发达国家的技艺，超越历史，现在不能肯定回答。

学习必须穷他人之技，然后在此基础上创新，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才算真正的学习和赶超成功。如果要走向强大，就需要继续学习发达国家，以谦虚的精神、开放的态度认真学，不要以为西方不过如此。15-16世纪当西方人接触到新世界和东方的各种文化时，第一印象是没有什么可学习的，但深入交流、研究后，欧洲人对印度以及中国哲学、文化、官员体制等产生了良好印象。

今天我们学习发达国家的科技、技术，如果以为掌握了先进的科学和技术就可以立即超越他们，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如果说秦青对薛谭的自满还会予以指导，今天的秦青再也不会指导薛谭学唱，而只会让薛谭如何为秦青服务、牟利，否则，秦青就找另一个学徒了。

善于从历史经验比较中把握得失

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有研究表明，鸦片战争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战争之前，中国和日本都属于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战争之后，中国和日本都走了学习西方的道路，但最后日本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中国则走向了衰落和内乱。比较这段历史，对于我们如何认识当下很有意义。

1.日本的强国之路[2]

16世纪中叶，西欧国家就开始渗透到日本，要求开埠通商、允许传教，当时日本的政治和经济都比西欧落后很多，不敢正面应对西欧，于是选择闭关锁国政策，1611年实行禁令，1639年颁布锁国令。1841-1842年，还禁止农民移居江户，已经迁入的，除有妻子和经常性营业外，一律还乡；阻止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禁止手工工场从农村招雇工人，限制农家织机数量、不许租赁织机，有些地方禁止雇佣工人弹棉花。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美、英、俄等国不断派军舰来日本海岸骚扰，要求开放通商。1854年3月，日本在美国军舰的胁迫下，签订了《日美和好条约》，同意开放下田、函馆两港口，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不久，英国、俄罗斯、荷兰等也依照美国签订条约。1858年，日本又被迫签署《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承认美国在日本享有领事裁判权，开放更多口岸，丧失关税自主权。同年，被迫与荷兰、俄国、英国、法国等签署类似协定，日本面临沦为半殖民地的风险。

在内忧外患压力下，改革派联合起来，推翻了德川幕府的反动统治，还政天皇，开始了明治天皇改革。1868年明治维新后，推行三大政策，富国强兵、殖兴产业、文明开化。

一是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体制。1869年废除藩主割据局面，旧藩主由中央任命为藩知事，藩政必须服从中央；1871年废除藩国制度，全国政区划分为3府302县，同年合并为3府72县。府县具有一定财税权。1885年实行内阁制，1889年2月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天皇统揽治理国家大权，内阁对天皇负责。

在产业上，采取完全脱亚入欧的西化学习方法，禁止各藩府设立关卡，取消商人同业公会，设置通商司，建立贸易，统一币制。修筑铁路，开办电讯、邮政和轮船运输业务，国家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和矿业。1870年成立工部省，大力发展工业。1873年成立内务省。主管农业、纺织和贸易相关产业。1873年建立了最初的银行和公司，1875年在东京和大阪建立了两家股票交易所。1880年颁布《官业下方令》，大力扶持和保护私人资本发展，掀起了工业革命高潮，19世纪80年代中期，铁路、军工、矿山、棉纺等近代工业部门相继建立起来，奠定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经济基础。

军事上，其时日本开始羡慕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推进军事变革。首先是取消封建身份制，实行武士、农民、工人和商人平等，允许所有人自由选择职业和土地买卖。其次，解散了明治维新初期诸藩军队改变而成的旧式军队，模仿西方的征兵制度，建立起新式常备军。1873年实行征兵令，兵役不再是武士的特权。1878年兵部省的参谋局改组为参谋本部，独立于政府之外，直接隶属天皇。后来成立陆军省和海军省，军工企业则完全在这两省控制之下。

对外方面，放弃“攘夷”口号。积极开展对外交往，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振兴教育。一是政府带头向西方学习，在1871-1873年期间，由政府主要首脑之一岩仓具视带领百人的团队考察欧美英俄等12国，回国后推进改革。二是吸引国外专家和人才。1872年政府各部门聘用外国专家214人，1876年增加到469人，大部分是工部省聘用，主要是英国，其次是法国、美国、德国和其他国家，推动了日本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三是派出留学。1868-1877年之间，派出留学550多人。到19世纪末，日本已经建立起批量研究机构，电气、工业等试验所。同时，迷惑中国，在1871年就与中国签署《中日修好条约》《中日通商章程》。恭亲王虽然早有预见和察觉，但也未能阻止日本渐进蚕食中国领土的行径。

在法律上，1882年实施《刑法》《治罪法》，1898年和1899年《民法》和《商法》分别生效，民法对物权、债权、亲族关系和继承权等作了明确规定，商法则继承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传统。

188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所谓“清国征讨策略”，逐渐演化为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所谓的“八纮一宇”。1890年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5艘，最大的是扶桑舰四千多吨，总吨位约17000多吨。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63000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包括6个野战师和1个近卫师。战前日本海军拥有军舰32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72000吨，超过了北洋海军。

不仅如此，朝鲜甲申政变之后的十年时间，日本一直关注着中国。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军、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

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改革、军事变革和经济发展相得益彰，国家逐渐强大起来。

2.中国的洋务运动与结果[3]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也认识到技术的落后，尤其是枪炮的落后，开始被动模仿学习西方，掀起了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在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上与欧美看齐，1888年建立北洋水师，1890年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7艘，总吨位27000多吨，在当时被认为是亚洲较强大的军事力量，超过日本。同时，兴建学堂，一时出现“同治中兴”，但基本走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路子，没有从根本改变封建王朝的国家制度，官员腐败、生活困苦、权力内部派系斗争、尔虞我诈，这种长期现象使得社会缺乏创新活力。故洋务运行虽然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发展，但最终没有能够阻止清朝的衰败。

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由于军舰是购买，自己没有军工技术和制造，而不能自己制造，也无法更新技术。同时，由于市场经济不发达，税收优先，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之下，火力弱，射速慢，航速迟缓。当时北洋水师有舰艇25艘，官兵4000人。到甲午战争前，北洋舰队的大沽口、威海卫和旅顺三大基地建成。但清朝军事变革基本停留在改良武器装备的低级阶段，陆海军总兵力虽多达80余万人，但编制落后，管理混乱，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1891年以后，北洋水师甚至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这是因为此时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为了准备她在1894年的六十寿诞，将这些费用来修建颐和园，供自己“颐养天年”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了中国失败的命运。

实际上，历史曾经给予我们机会，但夜郎自大的精神毁了未来。康熙皇帝在执政初期曾命令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1623年至1688年）主持造炮，并在南怀仁去世时亲撰碑，赐谥号，似乎表明皇帝对兵器更新的重视，然而他对武器与治国的关系的论述，对当时人和后来人却有更大的影响，他曾经说：朕思治天下之道，在政事之得失，与火器何与？夫火器孰有多于吴三桂者乎？因其所行悖逆，即至灭亡。观此，则火器之不足恃可知矣[4]。不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15-17世纪已经进行了海船和枪炮的革命，而且已经打了多场海上战争。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国门大开，这本是一次发展的机会，但中国没有选择发展工业，更没有改变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自认为中国依然是一个大国，缺乏对世界和国际局势的了解和把握。也在于我们不善于学习，总认为自己的东西超人一等。就银行来说，英国人1845年在中国就建立了丽如银行，1853年开办麦加利银行，1865年开设汇丰银行，但终究没有发展自己的银行和信用制度。

1871年欧洲与上海的海底电缆连通，有利于及时了解市场情况和发展经济、贸易；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大大缩短了航运时间。但中国没有像法国、德国、日本学习，在这个阶段发展纺织业、造船、钢铁、兴修铁路、水路等，外国产品大肆倾销到国内，有钱人的市场就很大，当时的出口依然是传统产品如茶叶、生丝、棉花、大豆、烟土、毛皮等。

封建王朝不仅没有进行国家制度改革，也没有推进管理制度变革，而且习惯于历史上皇权的争夺和争宠，慈禧成为影响中国清朝的一个重要人物，使中国走向衰败。

同时，清朝封建统治多年，造成的社会矛盾尖锐，统治阶级依然沿用数千年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而忽略发展、放松管制来解决民生问题，因此而战乱不断，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等，清朝鸦片战争以后，与民众的矛盾逐渐失控，政权得不到民众支持，尤其是忽略了工业革命以后，时代已经不同，需要进入开放、放松管制的时代。事实上，封建君主制度下，社会上层缺乏改革的勇气和思想，甚至扼杀改革。

1894年7月25日至1895年4月甲午战争，判定了中国和日本两国学习西方走向强大的效果和高低。

研究大国崛起的逻辑

工业革命之后的工业文明扩散，伴随着国家之间的战争，每次战争也在检验着交战双方工业文明的发展程度。彼得大帝时俄罗斯是主动学习西方的第一人。彼得大帝效仿西方改革政府和军队，建立起供养军队的工业，为尽快掌握先进科学技术，还积极引进各有所长的科技人才，派出大批年轻人到国外学习，建立了以强国强军为目标的军事院校。但对西方文化和议会制度不感兴趣，后来的叶卡捷琳娜大地不仅学习西方的技术，而且照搬西方的文化艺术，但是，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封建专制主义始终没有改变，而且自认为优越于自由的资本主义主义制度。故其经济虽有发展，但总量和人均依然落后于英国和法国。但军事得不到市场经济的创新自由、科技先进和资金快速集聚的支持，在186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了，签订了屈辱的《巴黎条约》，战争使俄国认识到，其经济、军事比西欧强国差得很远。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俄罗斯再次失败。

这说明，工业革命的兴起，有着其制度的内在逻辑，如果要学习，不彻底掌握其兴起的制度、市场、企业、个人以及创新和科技等原因等，就难以超越现有的工业文明制度。

我国的改革开放来，就是引进发达国家的企业、技术和资本，学习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就是权力下放，取消计划和行政管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调动企业和个人积极性。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我国的经济、科技和军事等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个巨大的成就，也是我国的道路选择、制度设计和政策措施完善的结果，是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的结果。但也要看到，这是在发达国家技术成熟和相对开放的背景下取得的，节省了技术进步的探索和研发时间，但越往后，要超越，就比较难了，需要原始创新和大量的研发投入。

英国的崛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技术的创新及其市场的扩大。十八世纪早期的三项特别的发明，最有助于1760年代的技术创新。1705年，托马斯.纽康门的蒸汽引擎，1709年亚伯拉.罕达比的焦炭冶炼和1733年约翰.凯伊的飞梭。这三项发明，每一项都使后来的人做出新的发明，例如凯伊的飞梭可以只需一个工人就能织出较宽的布，也织得更快，而织布效率的提高，加强了对棉纱的商求，迎接这方面挑战的是詹姆士.哈格里夫斯于1765年发明了纺纱机，理查德.阿克莱特1767年发明了水力纺纱机。技术（工业）革命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其惊人的生产力。从1782年至1852年，英国工业生产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1850年英国的铁产量比1800年增加了八倍。原煤产量增加了五倍，布匹产量增加了六倍，而这些商品在1800年的产量已远远超过了1760年，1830年英国原煤产量占世界的百分之七十，布匹和铁产量各占百分之五十。英国的工业有如丰饶的巨大宝库，从里面可以倾倒出无数价廉物美的制成品，从棉毛职品毯子床单到杯盘壶灌、火炉铁架一应俱全[5]。

英国工业革命如此，法国、德国、美国也是如此。美国能够在短短的百年之内，超过英国，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的技术创新及其运用走到了英国前列。比如，1793年，伊莱.惠尼特根据美国棉籽特点，吸收欧洲经验，发明轧棉机，全国98%的棉花都采用该机器，大大推动了棉花种植业的发展和防止工业的发展。1801-1809年，该人在军火生产中采用和推广标准化的生产，提高了产出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罗伯特.富尔顿（1765-1815年）把蒸汽机用于轮船，开始了汽船时代，而最先发明蒸汽机的英国1812年才运用到轮船上。铁路最早在欧洲出现，1825年英国出现了第一辆实用蒸汽火车机车，但很快推广普及的是美国。1837年英国发明了电报，但实用电报机的发明和运用则属于美国人塞缪尔.莫尔斯[6]。1862年美国钢产量不足2万吨，1864年采用先进的贝塞麦炼钢法，1868年改用西门子-马丁敞炉炼解法，钢产量大幅增长，1890年达到427.7万吨，世界第一。1899年，钢产量占全球43%[7]。以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用说：“英国人承认，美国人......在各方面战胜了他们”。到1904年美国的国民财富1701亿美元，远远超过1903年英国730亿美元和1908年德国778亿美元的水平。

德国的发展速度仅次于美国，20世纪初就超过了英国和法国，成为欧洲的头号工业国。德国发明的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炼钢法，使得钢铁产量直线上升，从1870年的17万吨，增加到1913年的1832万吨，超过英国、法国之和。其化学工业和电气工业也走在世界前列。19世纪60年代，德国的化学工业几乎是零，40年后，酸、碱等基本化学工业占据世界首位，粗细化学品、染料大量输出国外。电气工业1891-1913年增长28倍，电工器材市场在国际上任何国家所不及，占据领导地位[8]。德国的化学工业、电气工业成为德国赶超的重要支持力量。而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多方面学习发达国家之外，在产业上扶持民营经济，但重点经营军事工业，也成为日本崛起的特色[9]，从而摆脱了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实现了富国强兵。

21世纪以来，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持续提高，也在于中国对国际先进技术的学习和模仿，对新技术的引进、普遍运用，尤其是制造业和加工业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推动了中国经济、国际贸易发展，也带来了世界经济的繁荣。与美国和德国崛起比较，中国缺乏原始技术创新带动的产业领先和繁荣。因此，中国赶超世界强国的时间会更长一些，需要有历史的耐心。

当然，大国崛起的因素很多，需要多方面研究。

注意后起赶超陷阱和大国衰落风险

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有专家预测80年代苏联将超过美国，20世纪70年代也有预测90年代日本经济超过美国[10]。1989年日本经济规模52673亿美元，是美国经济规模的54.7%，1993年达到66%，最高的1995年达到74%，但1995年以后持续下降，到2000年时只有48.9%，2016年日本经济49386亿美元，是美国的26.05%。苏联、日本经济实力与美国的差距从逐步缩小走向逐渐拉大的现象，可以称之为大国经济追赶陷阱，值得研究。

苏联追赶美国导致的失败有内部问题，也有外部原因。内部问题就是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自行解散了共产党的组织，自我丢失了政权，这是极大的错误。外部原因在于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势力范围需要不断加以巩固甚至扩张，而这需要经济实力去解决（有研究，苏联1954-978年对76个国家提供的援助承诺总额650亿美元，实际交付435亿美元。刘丽云：苏联对第三世界经济援助探析。网上也有研究说到1989年苏联向12个国家和49个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858亿卢布贷款，合计1490亿美元），而势力范围内的不少国家往往经济困难，甚至危机重重、战火不断（如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等），苏联拿资金、武器和物资去支持和援助、控制那些势力范围国家也给自己带来沉重的负担，经济实力消耗、国内发展缓慢，体制和机制缺乏活力，尤其是缺乏被认同的共同价值观导致社会主义阵营众叛亲离、分崩离析，导致援助的发展中国家倒向更加强大的美国，最后也带来苏联解体。这说明，国家逐渐强大的过程中，不能乱铺摊子，建立、维护、控制和扩大势力范围，没有价值观的认同和制度上的有效合作，给出的援助和投资，可能无法获得预期效果。

日本追赶经济陷阱原因很多，其中有三个重要原因。一是汇率快速升值后持续贬值。1995年前的日本经济实力持续提高，与日元持续大幅度升值关系密切。1985年9月22日广场协议之前日元兑换美为240：1左右，1995年4月最高升值到80：1，此后日元持续贬值，亚洲金融危机时最低达到147：1。可见，汇率升值会带来经济实力提高，汇率贬值时国家经济实力也会下降。二是危机修复能力弱。2008年底美国次债危机，2013年美国经济和金融就恢复了元气，其危机修复能力很强，而日本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经济和金融地位持续下降，日本经济和金融不具有美国经济和金融具有的国际地位、竞争力，尤其是危机修复能力。三是创新活力不足。美国企业技术原始创新活力世界第一，危机后很快出现新的技术和产品，引领全球发展，而日本主要是模仿和改进技术发展，原始创新活力和动力不足，无法与美国长期竞争。

2013年我国经济规模是美国的54.7%，2016年达到63.13%，国际机构预测2019年中国的GDP增长为6.1%（扣除汇率贬值只有4.6%），总额为14.22万亿美元，而美国21.34万亿美元，中国占美国比重为66.64%，6年提高12个百分点，以此推算，大体15年左右中国经济规模可以和美国经济规模持平。但要赶上美国，可能遭遇追赶中的种种陷阱，尤其是引领和发展全球化过程中的风险。

英国在经济上被德国、美国赶超之后，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依然沉湎于殖民地的扩张。如1871年英国殖民地面积2250万平方公里，1914年扩张到3350万平方公里，是本土面积的110倍[11]。殖民地扩张战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本崩溃瓦解。

美国在过去二十年的相对衰落，也在于海外布局和军事战争开支太多太大，而效果很小，目前正在全面收缩全球战略，注重国内发展，应该说是正确的。这也意味着美国在相对较长时期内，不会走上英国衰退的道路。

当今中国赶超美国，与既往的赶超存在很大不同。美国在全球建立了一个维护自身利益和国际秩序的制度，包括贸易和金融制度。一旦这个制度对其没有利益或者弊大于利时，美国就会自毁这个制度体系，实行单边主义。更不一样的是，今天的美国，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很多国家依赖贸易顺差来获得美元。因此，当美国高举贸易逆差大棒，用关税和配额解决逆差，就意味着美国在放弃自己建立的国际体系制度和秩序，有可能带来全球贸易萎缩和经济下行，甚至是经济和金融危机。历史上，美国人善用高税率来保护自己。如181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保护关税法案，对棉花、生铁、纸张和玻璃原料及其制品实行特别保护，关税税率提高到7.5%-30%，征税范围占进口品的43%，1824年达到47%，1832年以后有所降低，但到1857年一般都高于20%[12]。南北战争期间，平均关税达到48%，1872年降低到了10%，1875年又提高到内战时水平。1883年既有降低也有提高。1890年10月1日美国国会通过麦金莱税率，把进口税率提高到平均38%-49.5%，个别商品税率如钢铁、玻璃、棉织品、麻织品、布料的进口税率在50%-60%，1894年8月，通过了减税法案，把羊毛、青铜、木材列入免税之列，平均税率降低到30%-39%，1897年又恢复到原有水平，并将一般税率提高到25%，对羊毛实行高税率[13]，而且高关税持续到20世纪初。30年代大危机前夕，美国带头再次提高关税，引起连锁反应，各国也纷纷提高关税，恶化了危机。2008年美国次债危机的经验表明，美国的危机修复能力很强，实体经济并未受到伤害，甚至在强大起来。

同时，要看到我国的经济实力不完全是自己的。法国、德国追赶英国乃至美国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经济第一大体，其GDP和GNP完全一致，俄罗斯、日本追赶美国也基本是GDP和GNP一致。中国目前仅仅是GDP有望未来15年与美国持平，但剔除外资的GDP，实力将大大下降，超越美国时间将拉长。不能将外资的实力拿来装扮自己的实力而与美国扳手腕，需要谨慎处理与美国的贸易矛盾。

中国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大国，要充分研究和注意赶超风险，避免与美国对立冲突，防止贸易摩擦扩散科技、金融和政治等领域蔓延。我国依然要争取30-50年的和平发展机遇期。

如果说我国最初的改革开放源于贫穷和落后，今天的中国为什么依然需要改革开放？改革和开放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今天的改革开放获得了成功，并不意味着未来必然成功。一种制度和思想观念、体制和机制乃至技术在当时先进，10-20年就不先进，甚至落后了。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社会，需要不断地改革和开放，不断地与世界融合，才能不断发展，不被历史淘汰。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没有中国的明天[14]。

[1] 彭森、陈立等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大事件（上册）》，27-2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2]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世界历史5册》，333-351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

[3]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世界历史5册》，355-360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

[4]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世界历史22册》，13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

[5] （美） 克莱顿.罗伯茨 戴维.罗伯茨 道格拉斯.R.比松 著 潘兴明 等 译《英国史》，18章，中国出版集团 商务印书馆，2013年

[6] 黄安年《美国的崛起》，243-24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7] 同上，354页

[8] 徐天新等 主编 《世界通史现代卷》，17-18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

[9] 吴廷璆《日本史》，459-462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

[10] 迈克尔麦克福尔：《中国崛起了，并不意味着它应该对美国不屑一顾》，华盛顿邮报网站2017年11月17日

[11] 徐天新等 主编 《世界通史现代卷》，24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

[12] 黄安年《美国的崛起》，243-24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13] 黄安年《美国的崛起》，368-36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1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69页，外文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