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正宏
在中国，只要学过一点文言文，谁会不知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样的名言？又有谁会忘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样的成语呢？
这些高古金句，都出自一部古典名著——《老子》。但是，《老子》的作者，或者说，隐身在《老子》一书背后的那个被称为“老子”的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是雾里看花，弄不明白的。
《史记》里有一篇《老子韩非列传》，其中涉及老子的部分，是现存有关老子生平事迹的最早材料，文字不过500有余，却写了三位老子。
第一位最有名，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是“周守藏室之史”，相当于周朝的图书馆馆长。据说孔子曾登门拜访，向他请教。他在出关归隐时，被关令尹喜扣下，不得已著书，“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
第二位又叫老莱子，也是楚国人，也写过一本书，里面收了十五篇文章，说的都是道家的效用。这位老子据说也跟孔子同时代。
第三位单名“儋”——跟第一位老子的字，音同字不同。他是周朝的太史，跟秦献公有交集。估算他生活的年代，跟前面两位相差100多年。有人说他就是老子，也有人说不是。司马迁也搞不清楚，只知道这也是位隐士。
据今人研究，老子的“老”，不是姓氏，而是指活得长；老子姓李，按照先秦姓氏名字的惯例，本来应该叫“李子”，再加上一个“老”，全称就应该叫“老李子”，“老子”不过是“老李子”的省称。而从古文字方面说，木子李是秦人的写法，在楚国文字中“李”字的上半部分是个“来”字，而“来”“李”古音相同，字形也近似。所以《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里说的三位老子中，前两位其实是同一个人。
但是，第三位老子跟前两位是什么关系呢？谁也说不清。
老子的行踪之所以如此扑朔迷离，除了早期史料缺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跟《老子》一书的独特样态和内容有关：5000多字的篇幅，所收都是短小精悍的格言。这些格言大多没有特定的背景，也不讲故事，只有一个孤独的老者在做哲理的表述，也无怪乎人跟书的关联是那么的弱了。幸运的是，中国人有珍视书籍的传统，20世纪70年代以来，几次重要的考古发现，都出土了古书实物。因此中国书籍从最早的竹简，到早期的帛书，再到纸张代替简帛后的写本、雕版印刷发明后的刻本，每一个阶段，都有载体不同的《老子》版本留存至今。
老子。
具体地说，从郭店战国楚简的三个节抄本，到西汉马王堆汉墓帛书甲乙两本，再到北京大学藏汉简本，展示的是《老子》从草创到基本定型的历程——我们因此知道，这部别称《道德经》的名著，在西汉时期，其实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本来应该叫“德道经”的；之后敦煌出土的唐写本，以及传世的诸多宋元明清刻本和抄本，映现的则是以汉魏时期河上公章句本、王弼注本为代表的悠长的道家与道教文献史——我们因此知晓，《老子》中著名的“四大”，即“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其中位居最末的“王”，曾被道士们加了一撇，改作“生”，并解释为“长生不老”，以免让地上的“王”也就是当朝帝王看了不痛快。
经历2300年沧桑洗礼的《老子》，虽然版本众多、载体相异，格言排次不同，文字不乏异辞，但几个基本要素，是始终不变，并一直在场的。
今日的哲学史家和思想史家们最喜欢的，是《老子》里留存着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念，比如“道”和“德”、“有”和“无”、“无为”和“无不为”，等等。但其实《老子》能流传至今，靠的主要并不是这些玄妙的概念，而是利用这些概念，讲述现实世界正反相成的道理。像“有”和“无”，老子现身说法的是：“凿户牖（音同有）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就是取西北高原上人居的窑洞作比，说当你在山上凿出一扇门，再开两扇窗，挖出一个窑洞时，它就成了人可以居住的房子了。门和窗，以及以它们为表象的窑洞，是在山体被凿去了一定的部分后才出现的，那些部分从此由“有”变“无”，但正是靠了这些空洞的“无”，房子的功用才显现出来。
因为对于世间万物持这样一种相对的辩证的看法，《老子》教人处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以退为进——
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这两段文字，第一段的前半部分，讲了两个意思：一是无论是爱一个人，还是爱一样东西，爱得太过分了，就必定会付出更多的代价；二是收藏的宝贝越多，最后失去的东西也越多。后半部分的意思，则与一个人尽皆知的成语相同——“知足常乐”。第二段文字，读着就有一种从先秦穿越到清代的感觉，而《红楼梦》里的《好了歌》，活脱脱就是它的注脚：“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老子》里这般把分处两个极端的人事物象，组合到一起，凸显其中关联的格言，俯拾皆是。其中暗示的，是流动的时间，在万事万物由盛转衰的轮回中具有超大的能量，身处其中的人只能顺势而为。所谓“上善若水”，就是在这样的意义层面说的。
毋庸讳言，《老子》中也有说过头的话。比如批评儒家，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尽管所言放到特定的语境里，不能说毫无理据，但表达如此极端，不能不让人惊骇。而像“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用语过激，已近乎大批判口号。言辞愤懑的背后，隐约显现着一个动荡时代的面影。
应该说，在把普通的人生经验，整理提升为一种具有超越性的哲学思考方面，《老子》做到了那个时代的极致。因为很有个性，读后会不自觉地被带入所讨论的情境中，而忘记追问作者的身份。事实上，站在《老子》背后的那位“老子”，是以《史记》所记“周守藏室之史”李耳为原型，逐步增饰了中国文化多重要素的理想化人物。这个理想化人物，对中国人精神面貌的塑造和中国式智慧的形成，起过真实且无法忽视的重要作用。
这位独特的老子，通过五千言的《老子》文本向世人展示的，表面上看是一个比儒家理念更消极的世界；但换一个角度看，也是一个更为广阔且超越了一时一地的世界。他给予不同时代中国人的，不是儒家式的入世的热情，而是一种貌似出世的冷静。这份冷静的背后，有对人性、自然和宇宙万物最深邃的思考。具体而言，如果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还只是比较平常的鸡汤，那么“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就呈现出深谙人性的长者应对复杂社会诸相时的睿智。“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柔弱胜刚强”，虽然经常是中国人面对强势对手习惯性忍让时的心理自慰，但从另一个角度说，保存实力，相机行事，而不争一时一地之胜，在特定情境下，确实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至于一些极简版格言，在历史的长河中大浪淘沙，释意与《老子》原文语境已相去甚远，但依旧留存至今，恰恰证明了精神层面的老子从未退场。像“出生入死”，原意是冷峻地描写人从出生开始就必然走向死亡，但发展到现代，它常用的情境是枪林弹雨中英勇杀敌的战士的沙场写实。而“天长地久”，原本是将天地注入时间概念后的一种冷漠超然的表述，衍化到今天，它已成了中国人对感情尤其是男女婚姻的最温馨的祝福。凡此种种，都表明在中国文化精神基调的塑造过程中，老子的贡献，并不亚于孔子；就中国智慧的哲理层次说，在某些特定的侧面，老子的影响甚至还超过了孔子。
在有关老子的传说中，最具有超越气息的，是老子骑牛出关而去的故事。我们从文字和后代艺术家再现的图像中，看到的是一位须发尽白的老子转身飘然离开俗世的空灵场面。但如果我们看看《老子》在现代世界的影响——全球仅次于《圣经》的众多译本及其巨大销量，和译本与销量背后的无数的读者，便可发现，被奉为这部经典作者的那个理想化的老子，其实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这个世界。只要现实的人性没有多少变化，他也永远不会离开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