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勃
1902年，梁启超讲了一则科场笑话。山西院试的策论题目问的是西方文艺复兴与路德新教“最有关系”的原因，有位考生答：百年以来，人心不古，读书人都喜欢发表奇谈怪论，眼看文风扫地，能力挽狂澜者，唯有我们的“路闰生先生”，多亏他的著作，“文艺正宗始以复兴”。
闰生，是陕西名儒路德的字。这位考生对欧洲历史一无所知，望文生义，就把德国的那位马丁·路德和中国的路德搞混了。
我很疑心，不那么“新派”的人士听到这个笑话是笑不出来的。儒家经典又称六艺，八股文也叫制艺，对传统读书人来说，看见“文艺”二字，想到如何应考，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内地考生，自然不如沿海或京城的考生得风气之先，哪里晓得那些海外奇谈？人家辛苦半生焚膏继晷准备的一场人生大考，你们憋着想废掉就废掉，还编排这种段子嘲笑人家，真是经济上摧残了人家一趟，又在精神上羞辱了一回。
说起来，这位陕西盩厔（今周至）县的路德，也算是个传奇人物。
路家祖上世代务农，但到了路德祖父一辈，经济条件就说得过去（虽然照例会宣称自家很穷），所以路德的父亲路元锡能够入塾读书，成为家族第一个考取功名的人，然后又经过16年漫长的等待，终于熬到了缺，当了知县。
路德出生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这一年，美国独立战争正式结束，第一次和中国有了直接贸易往来。当然，对一个陕西的小官宦之家来说，这些远洋外夷的细事都等于“不存在”。这一年，乾隆皇帝第六次南巡，倒是不免会成为谈资。不远的甘肃发生了一次规模不大不小的叛乱，也会让路家多少感受到一些震动——总而言之，这是大清历史上平平无奇的一年。
这一年出生的路德，当然也就按着他这样家庭出身的孩子的正常路径成长。科举道路上怎样增强竞争力，该有的操作，路家一样不缺。路德也确实是读书种子，学业日有进益。嘉庆十二年（1807年），24岁的路德中了举人，两年后又高中二甲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但路德的官运却远不如考运顺畅。他先是因父亲去世丁忧，然后得了眼疾双目失明，道光二年（1822年）告假回家闭门休养。一年多以后，眼睛虽然有所恢复，却卷入了说不清的官场私弊而被降职。路德干脆辞职，离开了官场。
到此为止，路德作为大清无数官场配角里的普通一员，仍然毫无出奇之处。之后让路德名扬天下的，是他教人写八股文的事业，那实在太成功了。
清代的书院和前朝很不相同。宋代、明代的书院固然也关注如何应考，但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那里往往也是读书人讨论时政的地方。清代尤其是乾隆朝之后，文字狱大兴，成功地让读书人自觉做到不该说的不乱说。于是书院的核心功能，就剩下以八股文教学为主要内容的应试功夫了。
而路德很快证明，教人写八股文这件事，他是个天才。和那些博学鸿儒相比，路德的学问见识实在算不得优秀。不过说到八股文的写作技巧，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应该说，清朝皇帝还是真心希望科举考试能够给贫寒子弟出头的机会的。科举考试如果侧重考核举子是否博览群书，那么对家境贫寒的考生就会极其不利。进而言之，所有来自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地区的考生，劣势都会加剧。而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如果长期没什么人能通过科考出头，就意味着官场上很少会有来自这些地方的官员，政策的制定和施行，也就较少考虑这些地方的利益，这些地方被抛弃的感觉也就会越来越强烈，进而产生一种离心力。总而言之，这对天下的长治久安绝非幸事。
但降低考试难度也是万万不能的。天下读书人都期待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答卷好坏若没有明显的区分度，也会怨声鼎沸。
所以，对知识和思想要求很低，但对应试技巧要求极高的八股，自然就成了考试首选。
路德正是把这套应试技巧琢磨透了的人物，并且特别擅长指导别人写作。他的长处在于“论卑而易行”。在分析有些才子为什么写不好八股文时，他说：书读得多了，写文章就爱用僻字、奇字；才气大了，就容易发一些惊人的议论。要注意，阅卷的考官工作量极大，给每张卷子的时间很短，绝没工夫去琢磨你的议论是不是“始若怪诞、终有理实”，所以“平正”“清空”才是应有的文章风格。
又如讲歌颂皇帝之难：
颂圣见好甚难，获咎则易。今诸生课卷于诗末颂圣处每露村野气、山林气，甚者误学古人，不得其意。时而自负太高，时而乞怜过甚，时而放言高论，时而感慨歔欷，时而诙谐嬉笑。有一于此，断难入彀主司。于此等处，往往不宜明批，聊借他处疵累黜之。被黜者终不知也，须知颂圣处，便如瞻觐圣颜，奏对惟谨，一言一动，豫防陨越，如此加意小心，纵不能佳，诸咎自可免矣……（《柽华花馆杂录》）
这种议论，如今读来难免觉得气格太卑，但当时有志于科举的人，哪个不要面对这个问题？尤其是路德点破了考官的心态：你歌颂皇帝歌颂得不好，考官往往不会直说，却在文章的其他地方挑毛病，而只要考官有心挑毛病，哪有挑不出来毛病的呢？所以落榜者就一辈子不知道为啥落榜。这真是替应试者点透了病根。
正因为路德的指导如此切实有用，所以路德的后人许多都在考场上相当成功，周至路氏从此稳定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路德的学生也很多科场得意，甚而有所谓“陕西近三十年科举中人，无一不出闰生先生之门”之说。路德编选的“举业书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教辅材料）风行全国，“其意之新、笔之紧、法之细、理之精、论之详、评之确，自来选家未有能出其右者也”。当时在科举这件事上，陕西相比江浙，无疑是落后省份，但江浙举子也有许多人通过路德编的书揣摩八股作法。
甚至路德的名字，也成了通俗小说里的常客，如《官场现形记》第一回就写道：
王乡绅便把头点了两点，说道：“这事说起来话长。国朝诸大家是不用说了；单就我们陕西而论：一位路润生先生，他造就的人才也就不少。前头入阁拜相的阎老先生（指晚清名臣阎敬铭），同那做刑部大堂的他们那位贵族，那一个不是从小读着路先生的制艺，到后来才有这们大的经济……”
路德去世40多年后的1894年，也即甲午海战中国惨败于日本之年，上海的书商用先进的铅印技术重新排印了路德的《仁在堂全集》，并在《申报》上登载广告，宣扬此书对科举应试的神奇帮助。无怪乎8年之后，仍有考生只知这位东方路德而不知西方路德，因而梁启超要在《新小说》杂志上撰文讥讽了。甚至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新派人士批判科举制度时仍喜欢拿路德来当靶子。
当然，书的销量再好，教辅编辑和教学名师在博学鸿儒面前也还是要矮一头。所以，即使没有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路德在大学者嘴里也往往有点丑角的意味。在路德的作品中，也可以感受到他的焦虑。比如，他的书之所以畅销天下，就是可以降低学习成本，不必苦读经典也可取得不错的考试成绩。但路德发议论，却特别爱批判这种急功近利的学风。他似乎也真诚地相信，八股文是有用的文体，所以特别赞许考中进士后仍然坚持作八股的人，给别人的文章作序，也特别喜欢论证某人文风如何，所以做官之道才会如何如何。
乾隆年间力挺八股取士的名臣鄂尔泰曾说：“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牢笼英才，驱策志士，其术莫善于此。”如路德知道此话，不知会作何感想？大概，基层的履践者常比上位的决策者更虔诚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