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佳薇

“噫！好了！我中了！”

这是《儒林外史》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户行凶闹捷报”中，范进中举后的喃喃自语。每次看到这句话，我们脑会中会浮现范进披头散发、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水的疯癫之态。读者往往觉得这个故事里为科举痴狂的范进很可笑，而范进周围的亲友在他中举前后的变脸速度也让人不齿。

范进得知中举后晕厥。来源/电视剧《儒林外史》截图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塑造众生相可谓入木三分，他辛辣犀利的笔锋仿佛是封建制度、炎凉世态的“照妖镜”。

前期唯唯诺诺的范进，中举之后跑到大街上，乐得鞋都跑掉了一只，清醒后一改从前怯懦之态，也摆起了架子。

而原本凶神恶煞、动辄打骂的胡屠夫，在女婿中举之后，赔笑脸自称“小老”，那只打过范举人的手也在心理作用下疼痛得不能屈伸。

其余众人更是放低姿态，连连道贺“范老爷，恭喜”。

这人间百态让人啼笑皆非，那么，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范进的失态是因为他太过热衷功名利禄、利欲熏心吗？如此趋炎附势的社会风气，又是什么造成的？

考试考得好，至于这么高兴吗？

我们先来看一看范进老爷的身世背景。范进虽然是读书人，但他只能算是一个“穷书生”。家里世代务农，没积累下来多少钱财，而范进本人又不事农桑、不善经营，还有一位老母亲要养，家里只能靠着一点家产紧巴巴地过日子。

胡屠户训斥范进。来源/电视剧《儒林外史》截图

吴敬梓对范进夫人胡氏的着墨不多，但从胡屠夫的口中我们知道，胡氏“在家里长到三十多岁”还未结亲，这在古代已经是妥妥晚婚了。作者也借佃农何美之浑家之口道出了原因，原来这胡氏“一双红镶边的眼睛，歪腿烂脚，还有一头黄头发”，再加上其父胡屠夫暴躁粗鄙，结果到了三十几岁还没有婚配。而范进娶了胡氏，大概率说明范进年纪与胡氏相仿，也是三十几岁，年轻时的范进很可能也是实在太穷、太没出息，没人愿意与他结亲。

吴敬梓

五十多年来，范进一直在读书、考科举，他没有为家里挣过什么钱，家里就仅靠着母亲和妻子两个人支撑。妻子要通过针线活、去邻居家做工来补贴家用。而范进作为几十年来孜孜不倦的读书人，每年都需要花费大量的银钱去买书、买笔墨，对范家是非常大的负担。范家几十年来缺衣少食，猪油都不曾吃过几次，而范进每逢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都要去参加，这时候情况就更差，全家都要挨饿受冻，勒紧裤腰带供他赶路考试。

即便这样坚持不懈，范进到了五十多岁还只是个一无所用的“穷秀才”。明代人的平均年龄不过四五十岁，俨然已是“小老头”的范进到五十多才考上秀才，几乎一事无成，这让许多人都看不起他。他的岳父胡屠夫尤其瞧不起他，骂他是“现世宝”，说他“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

老岳父吹捧逢迎。来源/电视剧《儒林外史》截图

范进一朝中举，这样扬眉吐气的大喜事几乎翻转了他的悲剧人生，他能不高兴吗？

范进究竟考得有多好？

谈起范进考得有多好、中了举人是什么概念，就要先了解古代科举制度及科举选拔人才的严苛残酷。

自隋唐推行“科举制”后，普通人有了稳定的向上通道，平民子弟不必困于出身，和鲍照一样“吞声踯躅不敢言”。所以无数平民学子夜以继日、挑灯苦读，希望通过读书、考试谋得一官半职，改变命运。历经多朝，至于明清时期，科举制度愈加完善，科举制度对社会的影响也深入骨髓。明太祖洪武十七年（1384）颁行科举程式，将科举考试分为四级——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此后明清两代基本沿用四级考试作为基本程序。清代沿袭明代科举制度并对其进行了一些调整和补充，制定了中国古代最缜密、完善的科举制度。

《观榜图》（局部）。作者/（明）仇英（传），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那么，科举需要考哪些内容呢？首先是小试，也称童试。这是学子们正式进入科举制度的第一关，它并不是一次考试，而是由县试、府试、院试三次考试组成的。依次通过这三门考试的人才能成为生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秀才。范进54岁考中秀才，其实是才摸到科举考试的门槛。

正式考试分为三个等级，即乡试、会试、殿试，每两年或者三年举办一次，这三个考试的规格级别和严格程度逐级递增。士子在通过乡试后成为“举人”。举人由各地方提供一定的经济资助，至北京参加次年的会试。会试及第后则称贡士。贡士再经以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殿试后根据成绩排名分为三甲，一甲三名，即状元、榜眼及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终于考完所有科举考试后，三甲之外的学子还要进行一次考试，那就是朝考，这和授官有关。

考试程序已经如此繁琐，那名额多不多呢？范进处于明代晚期，他之后的清初刚刚实行科举考试，为笼络人心、巩固统治，各省乡试举人中额颇多。以顺治二年（1645）为例，据记载，朝廷确定各省的乡试定额，顺天中式168名，内直隶生员贝字号115名，北监生皿字号48名，宣化旦字号3名，辽学奉天府学夹字号2名；江南中式163名，内南监生皿字号38名；浙江107名，江西113名，湖广106名，福建105名，河南94名，山东90名，广东86名，四川84名，山西79名；陕西79名，内宁夏丁字号2名，甘肃聿字号2名；广西60名，云南54名，贵州40名。（《清朝文献通考》，清 裕磺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

也就是说，在清代录取举人数量较多的年份，三年一次的考试全国总共只有1638个名额。而随着各地形势的基本稳定，各省乡试举人中额趋势由松转紧，顺治十七年的乡试定额甚至“照旧减半”，至康熙年间，录取的平均人数更少。据统计，康熙朝共举行乡试22科，录取举人总共才17494。那时候，在全省考试中考到前几名才能成为举人，按照现在的招生数量计算，考中举人的概率相当于清华北大录取率的1/20。而范进从二十岁开始考试，到五十多岁才考上秀才，却在第一次乡试中就中了第七名亚元，这不能不说是奇迹，也难怪范进如此高兴了。

范进中举后生活会变好吗？

清代的举人可谓万里挑一，这个身份相当有含金量。秀才社会地位有所提高，有了一些特殊待遇，但他们不能依靠这个身份糊口，只能在乡间教书，做个私塾先生，再不济是被某些府上请去教书，而举人就不一样了。首先，成为举人就意味着已经可以步入仕途了。按清代科举制度的规定，举人已经是正式的科名，具备做官资格，可以通过拣选、大挑和截取三种途径任官，可以担任的官职有知县、州学学正、县学教谕等州县官学。再者，举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较上一级的秀才都产生了质变。举人是清代社会绅士阶层的主体，社会地位与知县相当，经济上当地政府也会有补贴。除此之外，清代举人可以免除赋税徭役等，甚至还可以通过买卖额度覆盖日常开销。对于困苦多年的范进来说，这简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几十年的寒窗苦读终于得偿所愿，从此以后都不必看人脸色，不必吃不饱穿不暖，他可以带领全家走向美好生活。

而范进在中举后继续了他的开挂人生。乡试放榜后没过多久，范进参加会试，又中了贡士，但范进的老母亲因为承受不住这么大的消息竟喜极而死，而范进也为母亲守孝了三年。守孝完之后，范进去参加殿试，又成绩合格，连中进士。之后，范进踏踏实实做事，政绩也被皇帝看在眼中，很快受到赏识，仅仅用了五年就从进士一路高升，做到山东学道，掌管一省的学习政令和统揽当地的考试。最后又升官成为通政使司的通政使，成了直达御前的正三品官员。从五十多岁中秀才到中举人，再到进士，最后成为京官，范进的一生可谓先抑后扬，后来居上。

范进中举带给我们的反思

吴敬梓所写的故事讽刺的是科举制度对人的毒害，而非范进这类“科举狂魔”本身。从范进到周围迅速变脸的亲友，他们呈现出这些滑稽的姿态，是受当时科举制度和社会大环境影响的。科举本是通畅阶级流通渠道、选拔有才之士的有益之举，“学而优则仕”也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实现人生价值的核心信条。然而君主专制社会缺乏公平竞争机制，其举办科举选拔的根本目的还是维护自己的统治。科举制将“学”与“仕”“读书”与“做官”联系在一起，也将科举与读书人的命运紧紧拴缚在一起。迂儒士子们为了通过科举考取功名，严格遵照八股考试的内容“认真学习”，鲜有自己的思考和思想。就这样，清代统治者通过科举考试束缚知识分子的思想，这种海市蜃楼般的平等机会却“赚得英雄尽白头”。

范进一生忍辱屈卑，执着于功名，中举前受尽世人的调戏与讽刺，也有很多在我们看来十分荒唐的思想和行为。范进一家宁愿饿肚子也要供他考试，五十多岁的人为了科考，竟然从来没有真正做过养家糊口的工作。这样荒唐的人生归根结底是因为封建压迫下，科举制度所给予的人生逆转的诱惑实在太大。浸泡在这种环境中，为考而读的思想早已深深植入他们的灵魂，而他们也甘愿自我禁锢。吴敬梓在对他们进行辛辣讽刺后，笔下抒发更多的是同情和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