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歆

历史上，有无数相互矛盾的思想文化，关于孝道问题上有两件事的矛盾几乎贯穿了中国古代历史：所谓的“丧期生子”与“无后为大”之间的矛盾。

这两个相互矛盾的道德问题，经常被拿来作为政治武器相互博弈，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后果，经常有意无意地改变整个中国历史。更有意思的是，这个矛盾摆在历史上两千年，居然一直无人解决。

欲理顺这一问题，要先从“丧期”的定义开始。最早关于守孝期限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中庸》里有“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为什么要守孝三年？按照孔子在《论语·阳货篇》中的观点：“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意思是父母用了三年时间才能让一个孩子离开怀抱，所以在父母死后孩子要用三年时间来为父母守孝。

古人十分重视守孝，并定下许多守孝期间要遵守的规矩，诸如不得饮酒，不得作乐，甚至还有过不洗澡，不换衣，在父母坟前搭棚居住等等，“不与妻妾同房生子”更是规矩之一。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家中有至亲去世，已经怀孕的妇女需要打掉孩子以示“孝顺”。

所谓“孝治天下”这一理念最初的依据，来自《孝经·孝治章》：“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对于儒家而言，“孝”不但是对个人道德的要求，还是对统治集团的要求。

然而，规矩与规矩之间，如果冲突了，怎么办呢？这成为困扰中国道德学家们数千年的一个难题。因为，守孝期间“不与妻妾同房生子”的规矩，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产生了矛盾。这条关于“不孝”的定义，来自《孟子·离娄上》，全文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东汉赵岐在《孟子章句》（其所作注释《孟子》的文献）中解释道：“于礼有不孝者三事……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

古人之所以如此重视“无后”，是因为在古代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大家族中，让长辈看到自家血脉传承是极为重要的。从现实考虑，古代人多的家族，在维持自己势力和防止断子绝孙上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无论是儒家的道德要求还是实际需求，“多子多福”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孝道”标准。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要把守孝期间的禁绝与配偶同房作为“孝道”的标准，那么由此产生的“无后”问题算不算“不孝”？在这个两难的问题上，历朝历代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博弈，还上演了无数令人或是感慨万千，或是忍俊不禁的历史话剧。

事实上，中国古代虽然很早就有了守孝的概念，但“守孝”真正大行其道还是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在儒家“孝治天下”思想的影响下，一个人是否“孝顺”，是对他个人品德以及能力的重要考验，西汉时期制定的法律明文规定：不为亲行三年丧，不得选举。东汉时期对居丧守孝更加重视。

两汉皇帝除了光武帝外全冠以“孝”字。汉代最高统治者自己带头实行三年丧，如汉明帝、汉和帝。在皇室的引领下，广大官员及士大夫们跟着一起大兴守孝之道。全社会以守孝为荣，如果对守孝不重视的人，轻则遭到社会嘲讽，重则遭到严惩。

为此，《后汉书》中还树立了守孝的“标杆”，即“焦毁过礼，草庐土席，衰杖在身，头不枇沐，体生疮肿”。反之，守孝期间若是与妻妾同房生子，则是不可饶恕的大罪。比如，汉代应劭《风俗通》里讲，“服中子犯礼伤孝，莫肯收举”。后汉书《陈蕃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个传说中的“大孝子”赵宣，给亲人在墓穴里守孝二十多年，大家被他的孝行折服。结果陈蕃一调查发现，赵宣竟然在此期间跟老婆生了五个孩子，气得陈蕃大怒，并将其治罪。从这个案例中就能看出，在汉代就已经开始“守孝”与“无后”这两个大问题的博弈了。

赵宣欺世盗名固然可恶，但对普通人家来说，多一个人丁相当于家里多一个劳动力，在维护家族利益上有重要作用。再加上古代医疗条件限制，妇女的育龄时期有限，守孝时间越长越有可能造成无法生育的情况。所以很早就有人指出，守孝三年对富贵人家来说无所谓，但是对贫苦人家来说，这三年很可能断了香火。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天下大乱，但却是士族的繁荣时期。在举孝廉体制下，比拼“孝道”成为如同军备竞赛一样的“狂热行为”。西晋李密在《陈情表》中说“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把“孝道”推崇到了极高的高度。著名的《二十四孝》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但不少故事在今天看来，实在是不合常理。比如，所谓的《郭巨埋儿》《卧冰求鲤》之类明显违背人伦的“孝行”，便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笑话，诞生过程无非就是“什么，你说你天天给你妈妈买鱼吃，我就说我冬天钓鱼给妈妈吃；什么，你又说你冬天凿冰钓鱼给你妈妈吃，那好！我就说我趴在冰上把冰融化了让鱼跳进我碗里给妈妈吃！”还有，晋朝人桑虞十四岁丧父，守孝期间他每天只用一百粒米掺杂藜藿而食。他姐姐劝说：“汝毁瘠如此，必至灭性，灭性不孝，宜自抑割。”桑虞答：“藜藿杂米，足以胜哀。”历阳人刘瑜，五十二岁时丧母，三年不食盐酪，号屈昼夜不绝声。在这种环境下，原本孝敬父母的守孝行为变成了如同坐牢或修仙的行为。也就是在这时候，守孝三年从规定变成了刑律，违者要受到法律惩罚。

不过，越是极端的规矩，反弹的力度越大。很多世家大族高门显贵一方面大肆炮制荒诞不经的“孝行”，一边自己妻妾成群，为此甚至引发了古代的“严打”。比如晋惠帝元康二年（292），朝廷进行的大规模清议活动中，有一大群冒丧婚娶者落网，包括太子家令虞浚、镇东司马陈湛、上庸太守王崇、国子祭酒邹湛等人，不顾他们自己提倡的“孝行”规定，在服丧守孝期间娶妻纳妾生子，结果都受到了清议之罪贬黜。

隋唐时期，大概是经历过魏晋南北朝的“折腾”，社会在守孝期的禁欲问题上总算出现了松动。按照《隋书》中的记载，当时有弹劾父母孝期下聘结婚的，比如《隋书·酷吏列传》记载：“应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忧，娉以为妻，由是士文、君明并为御史所劾。”但少有弹劾守孝期生子的。经历了几百年乱世，人们对人口恢复更加重视，所以对守孝期内生子基本上处于默认状态。不过，在法律上还是有所限制，比如唐代《户婚律》“居父母丧生子”条明确写明：“诸居父母丧生子及兄弟别籍、异财者，徒一年。”不过，这一规定的约束力有限。李世民四妃之一的杨妃为隋炀帝杨广的女儿，其父杨广死后，她应为父服丧守孝三年，但她非但不能尽孝，还在杨广死后的第二年生下了吴王李恪。

由此可见，唐人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开始松动。与此同时，法律上也有一些变化，比如《唐律疏议》有：“在父母丧生子者，皆谓二十七月内而怀胎者。若父母未亡以前而怀胎，虽于服内而生子者，不坐；纵除服以后始生，但计胎月是服内而怀者，依律得罪。”

从唐开始，守孝禁欲与无后为大之间的矛盾开始出现转机，中国社会开始倾向于接受后者。宋元之后，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更是一针见血指出“古不近人情而太过者有之，禁令服内勿生子，朕览书度意，实非万古不易之法。若果依前式，人民则生理罢焉”，于是守孝期间不得生子的法律就从大明律中得以废除。

不过即便如此，长久以来的传统习惯还是在很多人心中根深蒂固。守孝期内生子依然在社会上被看做有些不太道德。比如，朱见济的问题上，即便是贵为天子的朱祁钰，还是遭到了大臣们的一致反感。因为朱见济是朱祁钰在给祖母张太后守孝期内，与杭氏生的婚前私生子。有意思的是，作为哥哥的明英宗倒不太嫌弃这个孩子，孩子出生还赏了银子。不过，社会上的谴责是免不了的。最终明朝的大臣们对杭氏进行了废除封号和毁坟，可见社会压力之大。

总之，关于服丧期间能不能生育的问题，到了明代算是在官方层面画上了句号。不过，服丧期间生子的问题却还是经常被人拿来作为道德武器使用，比如嘉庆八年（1803）八月，固伦和硕公主府的长史奎福突然告发和珅之子丰绅殷德“演习武艺，谋为不轨，并欲毒害公主，将侍妾带至坟园，于国服内生女”等。这个事情经过彻查后发现不过是一次诬告，但丰绅殷德在乾隆丧期内与侍妾生女一事却是事实，为此丰绅殷德还受了嘉庆帝的处罚。明眼人很明白，这无非是当时朝堂之上“倒和运动”余波，与丰绅殷德本人作风关系不大。之后丰绅殷德还是获得了嘉庆帝的起用，可见丧期生子已经不算什么大事了。

孝敬父母，天经地义，是人间的美德。但为了敦睦人伦，体现“孝敬”，违反人性，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也不应提倡。一旦好心变成桎梏，便会逐渐走向荒唐。

参考文献：

《论语》，孔子，中华书局，2006-11

《周礼》，周公旦，中华书局，2023-07

《后汉书》，范晔，中华书局，2007-08

《晋书》，房玄龄，中华书局，1996-04

《梁书》，姚察、姚思廉，中华书局，2020-06

《唐律疏议》，长孙无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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