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冯璐
大历三年（768）四月，飘零于江陵的诗圣杜甫卧病在床，于困苦中写下《多病执热奉怀李尚书》：“衰年正苦病侵凌，首夏何须气郁蒸。大水淼茫炎海接，奇峰硉兀火云升。思沾道暍黄梅雨，敢望宫恩玉井冰。不是尚书期不顾，山阴野雪兴难乘。”接连使用“炎海”“火云”来形容自己身处的环境，病榻之上仍渴望着“山阴野雪”，可见难耐的酷暑给诗圣带来的心理阴影之大。
没有帝王声势浩大的仪仗随从和浩浩汤汤的离宫别馆，在车马不便的古代，到哪里避暑对人们来说确实是个问题。
《兰亭图并书序》卷（画芯部分），明，许光祚，绫本设色，纵27厘米，横136.1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
流觞曲水边的文士雅集
历史记载中最早的夏日避暑游出现在《穆天子传》中，其中《穆天子游舂山》一篇记载了周穆王于六月北上舂山的旅行经历：“季夏丁卯，天子北升于舂山之上，以望四野，曰：‘舂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曰：‘舂山之泽，清水出泉，温和无风。’”不过《穆天子传》通篇神话色彩浓厚，内容的真实性就不免大打折扣，甚至在《四库全书》被列入小说家类，周穆王“中国旅行第一人”的身份真实性也常常被人质疑。
不过如果仔细阅读两晋之前的山水游记，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自先秦至两汉，自然风光并未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在游记内容中，旅途中的山水风景或作为人们崇拜的对象，或作为一种陪衬背景，或作为比德的对象，又或被作家当作展示繁华昌盛的外在世界影像，仿佛人们不是在旅行，而是在上一堂户外政治课。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东汉马第伯的《封禅仪记》。《封禅仪记》在文学史中通常被视为中国最早的山水游记，记述了马第伯随汉光武帝封禅泰山的沿途所见，其中描绘泰山“仰望天阙，如从谷底仰观高峰。其为高也，如视浮云，其峻也，石壁窅窱，如无道径通”，文字清新隽永。可惜全篇文章的重心依然围绕封禅这一行为展开，寥寥几笔景色描写仿佛吉光片羽，即刻便被强烈的政治色彩掩盖了。
旅行的意义觉醒于两晋时期。大动荡的社会环境下，人们更加迫切地需要心理慰藉和精神支柱，开始自觉地关注社会之外的自然世界。“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在这个文学空前自觉的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断发生变化，士人们将自然从道德化、功利化中解放出来，自觉地去欣赏自然山水之美，试图赋予其崭新的娱乐功能，旅行便是其中之一。
“夏时饶温和，避暑就清凉。比坐高阁下，延宾作名倡。”曹丕的《夏日诗》反映了当时上流社会流行的避暑休闲活动之一——雅集。历史上最有名的雅集恐怕就是会稽山兰亭那一场流觞曲水边的修禊盛事了。永和九年（353）的暮春之际，会稽山阴，茂林修竹中，文人雅士们诗赋唱和，感慨修短随化、年寿不永，这一切被王羲之记录在《兰亭集序》中。“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
文人们兴之所至，甚至搬入山林中隐居起来。《晋书·王羲之传》记载：“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士，与羲之同好。”南朝名士谢灵运也在《山居赋》中盛赞隐于山林之乐。“竹缘浦以被绿，石照涧而映红”，所居之处四面环水，东西靠山，草、木、林、竹葳蕤繁茂，鱼、虫、鸟、兽共生共长，密丽而不失疏朗。
对于高门豪族来说，想要兼得舒适的生活与林中的夏趣就容易多了：把自然山水直接划入自家的后花园，消暑享乐两不误。西晋巨富石崇就在洛阳城中有这样一座金谷园。金谷园因石崇与王恺斗富而建，园中清溪萦回，水声潺潺，楼榭亭阁，高下错落，金谷水萦绕穿流其间，鸟鸣幽村，鱼跃荷塘。元康六年（296），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回长安，石崇、苏绍等三十余人在金谷园中为其饯行，众人饮酒赋诗，“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
与石崇的奢靡高调相比，谢脁的《游后园赋》就多了些怡然自得的情致：“尔乃日栖榆柳，霞照夕阳，孤蝉已散，去鸟成行。”闲适逍遥之情跃然纸上。不过奢靡也好闲适也罢，因西晋建都洛阳，此时文人们的活动大多集中在北方中原地区，且魏晋易代，大家的生命始终处于危殆状态，在生命安全问题面前，少有人能对游山玩水提起兴致。此时的避暑只是门阀大族的消遣，对于寒门士人和底层百姓来说，无疑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黄粱梦。
位于河南省登封市的石淙河
百姓喜水，士人爱山
普通百姓作为旅行者登上历史舞台，多从唐代始。《贞观政要》中记载“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一派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盛世繁荣景象。当然，受制于经济水平与社会地位的原因，普通百姓很难在炎炎夏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长途远足，长安城东南的曲江便成了举家出游的不二之选。
“皎皛如练，清明若空”，曲江可以说是唐代长安最具风雅与魅力的所在。此处南有紫云楼、芙蓉园，西有杏园、慈恩寺，绿树环绕，烟水明媚。据统计，《全唐诗》中提到曲江的共有163首，这里更是诗圣杜甫的最爱，在诗中反复吟咏：“阊阖晴开昳荡荡，曲江翠幕排银榜。拂水低徊舞袖翻，缘云清切歌声上。”（《乐游园歌》）“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曲江·其二》）。
据《唐摭言》记载，天宝元年（742）有一臣子名萧嵩，他家的私庙因太靠近曲江而不得不移至他处，唐玄宗还专门为此事下诏，称：“卿立庙之时，此地闲僻；今傍江修筑，举国胜游，与卿思之，深避喧杂。”曲江边游人如织的盛况可见一斑。
如果说普通百姓在烈日下来到曲江边戏水解暑其实是迫于财力有限的无奈之举，遁入山林对帝王将相和士人来说无疑是更好的选择。
大周圣历三年（700）夏，武则天率群臣巡游中岳嵩山，登封峻极后，避暑石淙河，在水漂石上大宴群臣，并即兴作诗《夏日游石淙》。石淙即平乐涧，在今河南省登封市东南三十里，为嵩山名胜之一。嵩山东南，玉女台下的石淙涧，就是昔年“石淙会饮”之处。两崖石壁高耸，险峻如削，怪石嶙峋多姿，大小别致。涧中有巨石，两崖多洞穴，水击石响，淙淙有声，故名“石淙”。石上青苔满布，涧水清澈见底，上空莺歌燕舞，水中群鱼戏游，大有人在画中之感。
有条件远行的诗人们显然也更喜欢登高避暑。喜欢险峻山川的如古文运动的先驱独孤及，在六月季夏携友人、童子六七人，“挈长瓢，荷大壶，以浊醪素琴，会於黄神之谷”（《华山黄神谷燕临汝裴明府序》）；喜欢静谧清幽的如名将高骈，立于山亭中远观楼阁倒影，“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夏日山亭》）。不过都比不过诗仙李白，“懒摇白羽扇，裸体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夏日山中》）于山林间赤身露体来乘凉消暑，恐怕也只有这位一生洒脱的谪仙人才做得出了。
“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早在两晋时期，名山大川便与寻仙访道难解难分。王羲之出身道教世家，《晋书》本传载他“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采药石不远千里，偏游中东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及至唐代，寻访道教名山成了整个上流社会及普通文人士子中的风尚，个中翘楚便是李白。
道教的思想来源于自然之道，以自然为中心，尊重自然，崇尚自然。同时，道教宣扬羽化成仙，传说中的神仙往往居住、修炼在风景秀丽的名山幽谷中，以成仙为职业追求的道士们也选择在这样的环境中安身，以便更好地体会仙家境界。司马承祯的《洞天福地天地宫府图》、杜光庭的《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都把当时的道教名山按“大洞天”“小洞天”“福地”三种级别进行分类，并根据重要程度划分为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
李白幼年随父来到道教发源地蜀中，年轻时就已经接触道教，后来正式接受道箓成了真正在册的道士。天宝元年四月，李白登临三十六洞天中位列第二的泰山，作《游泰山》六首：
登高望蓬瀛，想象金银台。
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
玉女四五人，飘下九垓。
含笑引素手，遗我流霞杯。
稽首再拜之，自愧非仙才。
旷然小宇宙，弃世何悠哉。
（《游泰山·其一》）
孟夏之际，诗人从故御道登上泰山，于碧峰涧谷中寻访仙人羽化的遗迹，诗中的泰山既是一座雄浑壮丽的自然之山，亦是奇异可感的仙境之山。
“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位于今浙江绍兴境内的天姥山位列七十二福地中的第十六福地。《太平广记》卷六十一记载，相传永平五年（62），剡人刘晨、阮肇到天姥山采药。林深草茂，荒野僻壤，刘阮二人埋头采药，不觉天色已晚。二人在溪边遇到两位美丽女子，笑曰：“来何晚耶？”邀请二人回家。刘、阮二人与两位女子结为夫妻，半年后，两人在女子的指点下回到家中，发现三百年光阴已过，子孙已至七代，是为词牌名《阮郎归》的来源。这种洞天福地、万物有灵的道家思想在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中达到了顶峰，但若真论及诗人避暑安身的首选，却是位于江西九江的庐山。
《虎溪三笑图》，南宋，佚名，绢本设色，纵26.4厘米，横47.6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传教士炒作出的“避暑胜地”
光绪二十年（1894），英国传教士李德立登上庐山，惊喜于庐山的凉爽气候和优越的自然条件，对庐山的资源进行了科学合理的规划，经过几番周折后促成清政府九江道台与英国九江领事签订了《牯牛岭案十二条》获得了这块土地的开发权后，在1901和1904年间两次扩大租占地区，形成了一片完整的避暑旅行区，庐山作为现代化避暑胜地被有计划地大规模开发自此而始。
应该说李德立的眼光确实独到，他看中的牯牛岭位于庐山山顶的大月山、小天池山、含翻岭之间，四周岩质坚硬，适于开发建设。自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在此敕封“天池寺”，明令禁止在此处采樵放牧，损毁森林，这一禁令一直延续至有清一代并得到很好的执行。多年的封山育林，使牯牛岭一带草木葱茏，遮天蔽日，为景区的开发提供了优质的条件。李德立率人勘查庐山地形后，确定并修筑了从牯牛岭经剪刀峡到莲花洞通往九江的山路，对牯牛岭经石门涧、九十九盘通往沙河的道路也进行了整修，由此打开了从九江通往牯岭的大门。
此后，庐山迅速成为国内外各方势力追逐的避暑胜地。1897年，俄国人先租后占，抢得芦林、星洲一带土地；次年，美国人租到医生洼一带；1914年，法国人租得狗头石地区约12亩土地，后又定新约增至77亩，庐山上适宜开发的地段可以说被外国人瓜分一空。到1933年，山上共有度假别墅800余栋，形成了一个涵盖欧洲、美洲、亚洲等18国人民同住一山的小世界。
庐山云景。庐山风景秀丽，文化内涵深厚，李白、白居易、苏轼等文学大家都曾登临庐山，留下诗作。20世纪初，英国传教士李德立率先对庐山的资源进行了科学合理的规划，此后庐山因其凉爽的气候和优越的自然条件，迅速成为国内外各方势力追逐开发的避暑胜地
学者胡适曾在1928年总结庐山所代表的三大文化趋势，一是“慧远与东林寺，代表了中国‘佛教化’和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二是“朱熹与白鹿洞书院，代表了中国近世700年的宋学大趋势”，三是“李德立与牯岭，代表了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而这一理论也可以视为其他三大近代形成的避暑胜地发展史的投射。莫干山、鸡公山、北戴河的开发皆经历了外国人（多为传教士）发现——各国开发者蜂拥而至——大肆宣传——声名鹊起的过程。特殊的历史环境催化了“避暑胜地”概念的形成，当西学东渐的文化思潮弥漫在整个中国的上空，“避暑胜地”这一传自西方的时髦概念便很难不成为国人竞相追捧的对象。
1996年12月6日，庐山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庐山的评价报告，正是对从古至今中国人所钟爱的避暑地特点的最好总结：“庐山的历史遗迹以其独特的方式，融汇在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中，形成了具有极高美学价值的、与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