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大热的电视剧《梦华录》中，女主赵盼儿因父亲获罪而没入贱籍，从千金小姐沦为乐坊女子，不仅失去了人身自由，也因此备受指点，甚至遭到欧阳旭的抛弃。

剧中，她在十六岁时因父亲旧部太守的恩令脱籍成为良民，从此以经商为生。而大部分的贱民并没有剧中主角这么好的运气，脱籍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更多的贱民世代为奴，无法享受与良民同等的权利。

魏晋以前传统中国的等级制度并不是特别森严，真正以法律形式明定社会等级的是北魏。至唐朝时，贱民规模庞大，贱户制度空前发达，《唐律疏议》涉及良贱身份的律疏，就有百余条。

贱民的法律地位同于畜产，他们没有人身自由，不能考科举，也不能和良民通婚，后代仍为贱籍，甚至连“姓”都被抹去了。今天我们就从唐代贱民的地位与处境，一窥当时的社会形态。

可以被买卖的“人”

唐代法律将所有人口的身份分为良与贱两类。良人包括贵戚、士族、庶民，贱人分为官贱人和私贱人，官贱人包括太常音声人、杂户、工户、乐户、官户、官奴婢，私贱人包括部曲客女和私奴婢。

《唐律疏议》卷六《名例六》“诸官户、部曲、（注省略）官私奴婢有犯，本条无正文者，各准良人....即同主奴婢自相杀，主求免者，听减死一等”条中：

疏议曰：奴婢贱人，律比畜产。

同书卷十七《贼盗一》“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条云：

疏议曰……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部曲不同资财，故特言之。部曲妻及客女，并与部曲同。奴婢同资财，故不别言。

同书卷四《名例四》“诸以赃入罪，正赃见在者，还官、主（转易得他物，及生产蕃息，皆为见在）”条云：

疏议曰……转易得他物者，谓本赃是驴，回易得马之类。及生产蕃息者，谓婢产子，马生驹之类。

正如这些资料所示，唐律中规定奴婢等同资财田宅畜类，奴婢产子视同畜类的繁殖。当然，这里的奴婢是不问官私的。

私奴婢是“物”，他们就能被买卖。但是《唐律疏议》卷二十六《杂律一》“诸买奴婢、马牛驼骡驴已过价，不立市券，过三日笞三十，卖者减一等”条中：

疏议曰：买奴婢、马牛驼骡驴等，依令并立市券。

《唐律疏议》卷二十《贼盗四》云：

诸略奴婢者，以强盗论；和诱者，以窃盗论。各罪止流三千里……

疏议曰：“略奴婢者”，亦谓不和，经略而取，计赃以强盗论。“和诱者”，谓两共和同，以窃盗论。各依强、窃为罪，其赃并合倍备，各罪止流三千里……

如果强略或和诱良人，会以强略、和诱“人”之罪论处，最重可处以绞刑，相反强略他人奴婢（官奴婢亦同）时为强盗罪、和诱时为窃盗罪，罪的轻重是由奴婢的价格决定的，强略（和诱）了再高价的奴婢也仅止于流三千里。又同书卷二十五《诈伪》云：

诸妄认良人为奴婢、部曲、妻妾、子孙者以略人论减一等，妄认部曲者又减一等，妄认奴婢及财物者准盗论减一等。

将他人的奴婢妄认为自己所有，会以盗取他人财产罪论处，罪的轻重依据奴婢的价格而定，并再减一等。此外，同书卷十一《职制三》有“诸监临之官私役使所监临及借奴婢、牛马....之类，各计庸、赁”云云，可见主人将奴婢借贷给他人从事劳动时，会获得租金作为报酬。

只要翻阅《唐律疏议》，就能轻易明白上述规定。正因为规定十分明确，基本上可以断言，唐代法律总体上是将私奴婢当作“物”来对待的。

不能自主的婚姻

《唐律疏议》卷十四《户婚三》“诸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徒一年半；女家，减一等。离之。其奴自娶者，亦如之”云：

疏议曰……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徒一年半……仍离之。谓……若有为奴娶客女为妻者，律虽无文，即须比例科断……奴娶良人徒一年半，即娶客女减一等合徒一年……

如果法律禁止奴与良人女、客女通婚，便可证明奴的结婚对象仅限于婢，而婢的结婚也限于奴，这从《户婚律》诸条中可得到印证。

《唐律疏议》卷十四《户婚三》云：

诸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违者杖一百……

 疏议曰……

即奴婢私嫁女与良人为妻妾者，准盗论；知情娶者，与同罪。各还正之。

疏议曰：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辄将其女私嫁与人，须计婢赃准盗论罪……知情娶者，与奴婢罪同；不知情者，不坐……仍各离而改正……

此处说明了甲家的奴婢没有依据主人之命，擅自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乙家的良人为妻或妾时该当何罪。正如疏议所言，“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虽然是自己的女儿，但也仍是主人的财物，因为只有主人有处分权，这种行为就构成了盗罪，罪的轻重由“女儿”即婢的价格来决定。同时，女儿也要回到原主人的管辖下，这里的犯罪主体换成部曲或奴也一样。另外，如果女儿（婢）自己要成为其他家良人的妻妾或是贱人之妻，这种情况就不是盗罪，而属于奴婢自身的不法行为，要区分各种情况、条件再定罪。上述是奴婢未依照主人的处置、擅自被配与他家的良人、贱人或与之结婚的情况。那么不只是婢，如果奴婢想要正当婚配的话，又该如何处理呢？

因为主人将私奴婢当作自己的财物，所以要他们结婚或有其他安排都是主人的自由，主人并不负有必须为他们婚配的法律义务。主人让奴婢结婚，是出于增加、补充自家财产或劳动力的需要，即使从结果上来看，这种做法部分满足了奴婢作为“人”的欲望，但也与法律没有关系，法律只规定奴婢的结婚限于奴与婢之间。

而且，即使主人说让他们结婚，那也只限于让自家的奴与自家的婢结合的情况。那么为何甲家的主人要让自家的奴婢结婚呢？如果自家没有合适的对象，就要从乙家购入奴或婢。这是因为首先，购入的奴婢成为自家奴婢后才能让他们结合；又假定甲家主人要将自家的婢嫁给乙家的奴为妻，在法律上只能把这个婢卖给乙家。

因此，奴婢的婚姻严格来说，不外乎是主人命令自家的奴与婢结婚的行为。除此之外，各种婚姻关系——无论是与主人、与奴婢自身，还是与其他家的良人、贱人，全都是不正当的行为，《唐律疏议》中颇为详细地规定了对此的处罚。

脱离贱籍不容易

要在何种场合、经过何种手续才能将部曲客女及私奴婢解放为良人呢？关于这点，仁井田博士不仅早在《中国身分法史》第八章第四节第三款中有所讨论，在最近的大作《中國法制史研究 奴隷農奴法 · 家族村落法》的第三章中也论述了其多年研读之精髓，以下就借用仁井田博士的高见概而论之。

唐代法律大致在两种情况下，容许主人将部曲客女与私奴婢解放为良人，或是将私奴婢提升至部曲客女的位置：主人考虑到他们多年的劳苦，或是出于特殊理由免除部曲客女过往的衣食费、将奴婢所需的赎身钱一笔勾销的情况；以及接受部曲客女或奴婢交付的衣食费或赎身钱——即所谓自赎——的情况。

衣食费或赎身钱也可由本人以外的亲戚或友人交付，偶尔则如《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贞观二年三月丁卯条“遣御史大夫杜淹巡关内诸州。出御府金宝，赎男女自卖者还其父母”所云，也有由国家支付对主人的代偿，将部曲客女或奴婢解放为良人的例子。

又主家将部曲客女、奴婢解放为良人，或是将私奴婢提升为部曲客女时，必须要先将其意旨作成文书，由家长署名、长男以下联合署名，以及私贱人本人署名，再列举见证人、保证人等，提交所辖官厅，作成正式的文书。在敦煌等地发现的唐代资料中，就有关于解放私贱人的文书。

由于被解放的私贱人已经是良人，所以他们可以自己决定住所，官方依循他们的住所为他们制定州县户籍的同时，首先要给予他们作为良人的权利，接着在三年后向他们课征赋役等良人必须负担的义务。

但是，被解放的良人与以前的主人间还存在如下规定：即是说，除了将他们转事、转卖到其他家，在解放时已经不是主人者，以及非理压贱的主人—即贱人将他们告到官府，恢复原来身份的情况—以外，因为对被解放者来说，主动解放他们或接受他们自赎的主人是有恩义之人，故而就算主人已经将他们解放，被解放者们对旧主人的犯罪处罚还是重于对普通人的犯罪，相反，旧主人对他们的犯罪则会在原有处罚上减轻数等。另外，以前的主人不可娶曾为其家客女或婢者为妻。

《唐王朝的贱人制度》

[日]浜口重国 著 王安泰 廖昀 译 [日]安部聪一郎 校

复旦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