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航拍宁波。

如果用“应对—挑战”模型来解读宁波的历史，我们大致可以将其抽象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新石器时代—唐中期的“前城市时期”。

这一时期的主要压力，来自自然环境对人类的生存挑战，而先民的应对是沿海平原的初步拓殖，其关键词是海退陆升、于越拓殖；比如《“蓝色脉动——中华海洋文明探源”》中的前3篇，就提到了井头山人创造的海洋活动遗迹，提到了河姆渡文化里的海洋基因，以及从远古的涟漪到王朝时代的波澜壮阔。

总体而言，在该时期，自然力量是最大挑战，宁波河海交汇区位优势在没有统一国家腹地需求，没有先进生产力加持，没有大量人口支撑的情况下逐步演化出与自然妥协“天人合一”发展路径。

该阶段的主要矛盾，或者说于越部族的最大任务，就是充分利用当时的海陆山河的自然环境，基于水行山处的生活方式，利用陆升海退的大趋势，在沿海平原生存下来，并建立桥头堡。

其次是，唐中晚期—宋—元的港城建设与完善时期。

这一时期，最大的外部刺激因素，是安史之乱之后形成的国家对于江南的需求，即“生产的南方与消费的北方”关系的形成。而应对的成果就是明州（庆元）港的崛起。

南方的崛起并非一蹴而就，加速则在安史之乱后。当时，由于中原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各地节度使截流资源维持割据势力，中央政府不得不倚重尚未开发的江南地区。得益于隋唐运河的开凿，南方的资源得以输送到北方。明州和越州通过浙东运河及其相连的隋唐运河，接入了全国性的物流系统。

但是明州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运河只能打通平原地区；面对浙江南部、福建地区丘陵环境，运河在到达余杭之后，不得不在东部沿海寻找出海口，以获得江南以南广大区域的资源。

明州港作为大运河出海口的作用开始显现，两宋尤其是南宋庆元港更是成为首都（临安）的出海口。
在国家需求和政府力量的驱动下，中唐至宋，大量移民流入，进一步拓殖开发，依托一系列水利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宁波以一府六县赋税与劳动力规模，以中心府城的各种配套设施，支撑起国家级港口在东海之滨的崛起。

而农商转运港的身份，又使得人流、物流、信息流不断交汇，外商、僧侣、学者、官员在港城构成的国际化舞台粉墨登场，奠定了嗣后一千年宁波的文教底蕴。

这一时期，社会因素和自然禀赋共同塑造了宁波的发展，即在江南开发的大背景下，宁波自然禀赋的优势终于在统一帝国的模式下得到彰显，使得港口与城市发生巨大变化。

图为清代明信片上的三江口。

其三是，明清—近代的港城转型时期。

明清时期的国策，整体上倾向于封闭，宁波作为传统农商转运港的重要作用也受到了影响。

在这一阶段的后期，西方帝国主义的力量开始侵入东南沿海，传统经济结构和贸易形式受到破坏。面对全新挑战，曾经辉煌的港城宁波走出了不一样的发展道路。

作为一座有着悠久贸易传统的城市，一旦正常运行模式被阻断，会激起各方面的紊乱。比如，明代勘合贸易下的争贡事件；民间自发的贸易走入地下变成走私贸易，甚至演变成嘉靖年间的倭寇之乱。

清代，太平天国军占据华中和长江沿线后，以宁波港为核心的沿海南北洋航线部分替代了南北交流的重任。

此时的宁波，商贸重镇、交通节点的属性虽然未能恢复到唐宋时的高度，但是对于城市的塑造变得更为深刻，知行合一、工商皆本的思想，在知识阶层和市井阶层达成共识，使得阳明心学、浙东学术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商品市场发展同步推进。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宁波被迫开埠，小农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在城市地位和经济形态双重打击之下，宁波人从另一个方面开始寻找出路：

一是努力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回应挑战；

二是顺应上海、汉口、天津等近代工业中心城市的崛起，利用各大商埠，将民族工业近代化推向全新高潮，并在之后的岁月中拓展到港澳、海外。

这一时期，当通济天下的港城难以发挥真正的作用，宁波人在转型中寻求突破：

一方面，构建出与城市气质相符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在有限的空间中继续用好完善的商贸体系，并在近代化过程中，找到新的领域、新的舞台。

商贸传统的先声，经世致用的文脉，亦文亦武的精英，遍布海外的商帮，都为新中国成立后以及改革开放时期国家建设、宁波城市的再次崛起，打下了坚实基础。

图为1985年航拍甬江两岸。

回顾、梳理宁波8000年，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三条规律。

规律一：从外部压力的类型来看，大致经历了“自然为主—社会经济与自然双重压力—社会经济主导”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越往后期，统一国家的命运对城市命运的挑战和推动就越强。这一情况，可以极简化为“家国一体”。

规律二：从外因与内因的互动来看，表现出“自然挑战的逆境—国家需求下的顺境—社会转型中的徘徊”的波浪形周期律。

当然如果细看周期律内部的情况，其实前一阶段的影响中包含着后一阶段的先声，比如泽国的基础环境决定水行山处的生活方式，并在后一阶段实现水上交通的大发展；城市能级的下降，却带来现代性因素的突破，并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可能。这一情况，可以极简化为区域史中具备穿透性的“与时偕行”基因。

规律三：从反馈与解决方式来看，则体现为“建立生存桥头堡—发挥港城枢纽作用—探索近代化转型”的过程。

这一过程中，尽管总结性思想的成熟要迟至明代及以后，但是从于越先民到亦文亦武的宁波人，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积极主动地回应外部挑战，并始终坚守在克服困难的“最前线”，进而提出属于浙东的独特解决方案。这一特点可以极简化为“知行合一”与“勇立潮头”。

图为宁波帮博物馆陈列一角。

由此，基于本文的观察模式和逻辑推理，我们基本上可以自然推导出宁波城、宁波人的共性特点——“家国一体，与时偕行”“知行合一，勇立潮头”。

家国一体——讲的是大形势、原动力；

与时偕行——讲的是文化的积累与继承；

知行合一、勇立潮头——讲的是面对挑战时，我们呈现出来的选择结果和解决方案。

这套内置的“蓝色动力”系统，穿越古今，烛照当下。

作者 张亮（宁波博物院院长）

编辑 竺甜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