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日军的兵役制

日军侵华在不能速战速决的情况下，不但在经济上进行疯狂的掠夺，而且为补充兵源到处收编、抓兵，用中国人杀害中国人。他们除了收编一些土匪和杂牌军外，还在占领区建立各种伪政权，通过保甲制强征中国人去当兵。小站是日军的确保区，破坏日军在小站的征兵，削弱日军的军事力量，是小站特支在抗日斗争中的又一任务。

小站特支根据天津党组织对敌占区工作的指示，针对小站的特点，认为把征兵变成买兵可以从中破坏日军兵役制的实行。一是小站地区无职业的游民多，没有饭吃的穷人卖兵可得一笔钱。他们根本就不想真的去当兵，更不愿意为日本人卖命，想办法再跑回来。二是那些保甲长，上层人物也乐于买兵，出些钱自己子弟可以不当兵，还能“经手三分肥”，从中渔利。王晓、张里仁、孙明怀、刘庆德等党员通过各种关系接近上层人物。刘庆德还打入伪保公所内部，宣传花钱买兵的好处。对下层的穷人和卖兵对象介绍开小差的例子和做法。买兵在小站实行后，被买去的兵得跑就跑，有的成群结队跑回来，有的带着武器跑到了根据地。有一次，十几个日本兵押着一大批人往天津送，人们暗下商量逃跑的对策。走到白塘口附近的大洼里，只听有人大喊一声，人们从四面跑进周围的芦苇塘。日军官兵开枪也打不着人，人跑得一干二净，就这样日本侵略军在小站的征兵计划不能顺利实现。在这些跑兵们的影响下，小站地区大批华工也从东北往回跑，其他地区也纷纷仿效。

发展党员，为根据地输送抗日骨干

几年里，小站特支没有停止组织发展工作。一面领导抗日运动，一面壮大自己的队伍，作了大量的培养工作。不仅在小站地区发展党员，还对原在小站后到市内的人员进行培养发展。例如：徐庆兰原在小站受王见新、王晓影响很大，思想进步，后来他到了市里做买卖。王晓并没有因徐庆兰离开小站而放弃对他的培养。1939年，王晓介绍徐入党，到1939年底小站特支共有党员四名。即：王晓、刘庆德、张里仁、马建元，还有市里的徐庆兰直属王晓领导。

这一时期，小站党支部在发展组织中还为根据地输送了人才，党员孙明怀、张里仁、进步青年陈长棣等人都到过解放区。陈长棣在抗大学习入党提干，后被派到敌占区工作。此时期上级的组织关系有一些变化，1938年9月以前一直属天津市委领导，先后有姓王的、姓李的和张志达三人与王晓联系过。1938年9月，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成立，领导北平、天津、唐山地下党的工作，小站党支部由天津城委负责人李子元(又名颐磊，现名闫子涛)直接领导。

小站党支部撤销后，小站党员的一些活动

1940年春，经李子元同意，王晓离开了小站，和张里仁一起去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小站的党员只剩下刘庆德和马建元，还有市里的徐庆兰。这时，上级党没有指派新的书记或负责人，小站特支作为基层组织实际上就已不存在了。但小站还有党员，有党员的活动。对这些党员上级由联络员王辉庭通过在市内的徐庆兰与马建元、刘庆德等联系。1942年春，平、津、唐点线委员会遭破坏，李子元在回根据地前没来得及安排，仅把天津地下党组织关系交给晋察冀中央分局城工部。后来，又没及时联系上，从此小站党员与党组织失掉了关系。

从王晓走后，小站党员因环境残酷，不得不暂时地隐蔽。1941年夏孙明怀在冀中日军扫荡中负伤，部队和领导机关转移，他又回到小站，与刘庆德取得了联系。同年马建元因年老多病回故乡清河，徐庆兰也回老家静海。小站党员仅有刘庆德、孙明怀两个人。1943年初，张里仁在联大学习后，留在北方局城工部工作。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组织部长兼城工部长刘仁，把刚从北方局党校学习回来的王晓派到秘密工作训练班受训三个月，派回到天津，接受了“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的指示，负责联系原由李子元领导的天津党员。王晓直接受刘仁的领导。时值抗战后期，虽然世界反法西斯形势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国内抗日战争形势还十分严峻。党的隐蔽政策规定，白区不设党的领导机关，多头领导，单线联系。王晓到天津后，首先与小站党员刘庆德等接上了关系，通过亲戚在后营村上好户口，取得管账先生的身份证，在小站落住脚，靠着小站党员的掩护，按照城工部给的地址，在市内寻找李子元领导过的党员。虽然王晓的活动主要在市里，领导整个天津有关系的党员，小站党员还是有了党的依靠，经常得到王晓的指点。

王晓为积蓄力量，一面与原来的党员保持组织上的联系，在不暴露的情况下进行组织宣传群众工作，一面慎重的发展党员，培养干部。从1944年至1945年王晓在小站又培养发展了两名党员。1944年冬李学曾入党，1945年6月孙永和入党。1944年王晓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城工部加强城市工作的指示，把孙明怀调入市内工作。留在小站的刘庆德、李学曾、孙永和三名党员仍属单线联系。

小站党员根据王晓“长期隐蔽”的指示，在隐蔽中坚持斗争。中共冀中区党委1944年就在小站武装开辟，并于1945年5月建立津南县。但由于党的隐蔽任务的规定，小站党员始终没与津南工委有过联系，津南工委也不知道小站有党员，有时同做一项工作，而各不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