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与日军的武器差距是造成很多次失利的重要原因，有时候即使是胜仗，因为武器相差极大，中国军队的损失也要高于日军。

武器的差距可以通过自产或者外购去缩小，当时国内其实也是走的这两步：一方面通过投资本国兵工厂，仿制生产武器；另一方面，则向列强采购军火装备。

然而当时的武器价格是不便宜的，作为农业国的中国不可能有充足的资金去为国内的200万军队换装，如国民政府大力购置的德械武器仅能满足少量精锐部队装备而已。

当时国内的兵工厂除了沈阳、太原规模较大之外，其余的生产能力都不是很强。而沈阳兵工厂在九一八事变后就沦于日军之手，太原兵工厂也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因太原的失守而难以恢复军火生产。

其中沈阳兵工厂的沦陷是非常令人痛心的，因为这个兵工厂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其不仅能仿制步枪、机枪，更能制造大炮等重武器，这是极有价值的。

先进火炮的威力自鸦片战争之后即为中国人所熟知，到清末组建新军时就极为重视炮兵火力，新军中装备最好的北洋六镇，每镇均编制一个炮兵团，装备各式火炮54门之多。

在之后的军阀混战中，北洋军队扩充到了120万人，军队的扩充再加上列强在一战后对中国军事禁运，使得在整个20年代，中国军队的重火力都极为疲弱。

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在混战中深知先进武器的威力，下定了自产武器的决心。

1921年，张作霖在造币厂基础上设立枪弹工厂，称之为奉天军械厂。第二年，奉军被打回关外后，立誓“整军经武”，对军械厂尤为重视，大量引进日式先进机械开造军火（后期还有德式机械）。

到1924年之后，军械厂制造出了辽13式79步枪（韩麟春式）、辽17式轻机枪（仿日歪把子机枪）、辽13式重机枪（仿日九二式重机枪）等轻重枪械。

由于奉军偏好重火力的缘故，军械厂的火炮研制也取得了非常大的突破，制造的火炮如下：

辽13式75毫米野炮（仿日三八野炮）、辽13式100毫米榴弹炮（仿奥地利炮）、辽13式105毫米野炮（仿日三八式105炮）、辽14式150毫米榴弹炮（仿日三八式榴弹炮）、辽14式37毫米平射炮（仿日大正十一年式平射炮）、辽14式75毫米山炮（仿日四一式山炮）、辽14式77毫米野炮（仿奥地利野炮）、辽16式75毫米高射炮。

上述火炮的生产总量在千门以上，除消耗外，装备了东北军炮兵10个团，后来投向中央军炮兵第6、第8旅即装备这些火炮，同时辽14式150毫米榴弹炮装备中央军炮兵第8团、第17团，这些沈阳兵工厂生产的火炮构成了全面抗战初期中央军炮兵的三分之一强。

随着枪械、火炮的研制成功，沈阳兵工厂的产量也在不断提升。

到1930年，沈阳兵工厂年产步枪达6万余支、轻重机枪1000余挺、火炮150门、迫击炮1000门。

弹药方面，炮弹年产20余万发、迫击炮弹约50万发、子弹日产可达40万发，全年产量上亿发。

按照这个产量，沈阳兵工厂的军火不仅能满足40万东北军的需求，中央军的重火力部队也能得到极大改善，甚至就以步枪一项，其一年的产量也能满足10个师的需求。

但是，进入鼎盛时期的兵工厂却并没有保持其为中国军队服务的辉煌，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其随整个东北地区沦陷于日军手中。

日军侵占东北后，在兵工厂内缴获了大量武器成品，计有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轻重机枪2500挺、迫击炮2300门、大炮250门、子弹300万发、炮弹10万发，工厂金库所存7000万元也被掠走。

光是这个数字就能满足20个满编师的军火需求，而日本侵略军得利的还不仅仅是这些已经生产好的武器。

鉴于兵工厂内设施完善，设备完好而且相当先进，日军随即利用该工厂为自己生产武器弹药，并对工厂规模进行进一步扩建。

到1944年兵工厂受到美军空袭前夕，其产量约有：

步枪月产6000余支、轻机枪月产80挺、重机枪60挺；38式野炮、41/94式山炮、92式步兵炮、88式高炮月产均达4到8门；94式平射炮月产30到50门、81迫击炮月产10到20门。

弹药方面，月产子弹150到900万发、炮弹3万到5万发、手雷7到15万颗。无烟火药30到40吨、铵炸药200到450吨。

日军一个驮马制师团总计装备有75毫米野炮12门，75毫米山炮52门，70毫米步兵炮40门，掷弹筒298具。

仅重武器一项，沈阳兵工厂的年产量即可满足2个满编师团的需要，而在步枪及弹药上则远远超出2个师团的需要（因日军重武器损毁相对较少，因此重点生产轻武器及弹药，否则大炮产量还会更高）。

有统计称，日军在中国方向的作战中山野炮的45%、弹药的70%、掷弹筒/迫击炮的100%均为沈阳兵工厂所产。

直到1944年后，美军两度空袭了该兵工厂，其军火产量才大幅度下滑。但是此时距离抗战胜利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日军使用这里生产的武器已经为害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