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出征，与光荣无关”

2020-08-05

　　56岁、36年党龄、39年军龄

　　别人眼中又脏又危险的感染病科

　　毛青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非典、禽流感、埃博拉、新冠肺炎

　　无数次出征抗疫

　　他是众人心中

　　“可以托付生命的人”

　　毛青却说：“出征与光荣无关

　　我的目标是天下无疫！”

　　一起来听毛青的战疫心声

　　我是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病科主任、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毛青。在这次抗疫任务中，先后转战武汉金银潭医院和火神山医院，我做的都是一名医生、军人、党员应该做的事，任何一个身份都决定了我必须毫不犹豫地向前冲。

　　“一个都不少地带回来！”

　　大年三十凌晨，当时的疫情在全国范围开始显露，我们感染病科也做好了收治病人的准备。我安顿好科里的防疫工作刚回到家，还没来得及洗漱就接到周院长电话：“老毛，要抽组人员驰援武汉，征求一下你的意见。”论经验、论能力、论水平，我知道只有我去才能保证大家的安全——30多年的传染病工作经验，参加过无数次的“战斗”，尤其是参加过抗击埃博拉，给我们这次战疫提供了更宝贵的经验。所以我平静地回复院长：“我去。”

　　我去的目的，更重要的就是要保证大家一个都不少的回来。

　　这是我出征前给院里立下的军令状，也是军委、陆军、大学对我们的能力的要求。说这话的时候，最初我面对的是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陆军第958医院医疗队的64名队员，感觉压力不大。与埃博拉相比，好像还不到那个时候的一半，而且又是在国内，当时拍胸脯说没有问题，自我感觉很自信。

　　▲援助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时期的毛青

　　但是到了武汉，就不一样了。队伍变成了1400人，甚至是到后来全军的队伍，变成了4000人。要保证这4000多人的零感染，任务更加艰巨。打胜仗、零感染，加码成了一道难度不小的考题。但我依然有信心，我经常说的话是依靠科学和专业的精神就能够战胜疫情。我们所设计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动作是能够防护这个疾病的，关键是我们是否具有专业的精神、科学的精神来做好这件事情。

　　感控一方面关乎专业，另一方面也关乎着我们的军心、信心。出发前，在动员会上，我对队员说过两句看似自相矛盾的话，一句话是，“我们的防护措施是一定能防住这个疾病的，我保证大家能够安全回来”；另一句话是，“训练已经做完了，我只能对你们监督。我不能保证你们安全回来。”实际上，这是统一的，相互支撑的两句话。这也是我做事的两个信条：一是要讲规则，二是要尽职尽责。讲规则就是要有专业知识，尽职责就是做好自己，做好本职，做好每一步。这两条标准坚持好了，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

　　“这是解放军的标准！”

　　刚到武汉的第二天，我们和金银潭医院进行交接，提到了我们要实现“零感染”的目标。有人说这个目标可能有点难实现，不太现实。我说我们一定要实现，这是解放军的标准，也是我们必须对每一位工作人员、每一位医护人员的保障。如果我们医护人员倒下了，没有人再救第二个病人，救第三个病人。

　　为了完成这个看似不可能的挑战，我们定了一个很高的防控标准和流程——按照抗击埃博拉的经验，我们做了三层防护、护目镜加面屏的规定，设立了两人相互监控的穿脱流程，另外设立了摄像头的监控机制。这个标准后来也被张定宇院长采纳，用在金银潭医院整个后续的救治工作当中。

　　感控工作的挑战，在于没有完美和绝对，而只有因地制宜，去灵活的运用这些原则和标准。比如我们要设立的“三区两通道”，在泰康同济和光谷医院是没有办法实现的。那是一个已经建好的普通医院，不能打洞，不能改变建筑结构。

　　简而言之，我们没有办法设置缓冲区，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黄区。所以只能根据具体的情况在脱衣时候的缓冲隔离，形成多道的物理隔离，然后最终实现通道隔离。同时在没有固定气流，也不能加装排风扇的情况下，我们在楼道的两侧，安装了大功率的换气扇，来形成一个24小时的持续换气。所以，感控是因地制宜，灵活运用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医生，不需要高光时刻”

　　2月初，为了落实“应收尽收”指示要求，火神山医院决定成立综合科，我请战担任综合科主任。当时，其实我已身兼医疗专家组副组长、感控专家组副组长两个职务。事情已经不少，但承担这份职责，我觉得是我个人的一种担当。我给战友张宏雁说，我能干好这件事。她问：“你需要立个军令状吗？”我说不需要，看结果就行了。后来才发现，真的很难。

　　火神山医院要求我们在12日上午10点集合，要在9个小时以后，也就是晚上的7点钟，要开始收治60个病人。同志们想一想，一个空旷的病房，从布置床位开始，要把它达到收治一个传染病房有多难，更难的在于我们30几个同事，全科室的同志相互不认识，来自于39个单位。戴着口罩，穿着防护服。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军人的意志，团结协作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