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科技史学家怀特认为：“很少有发明像马镫这样简单，却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马镫把畜力应用在短兵相接之中，让骑兵与马结为一体。”马镫大大减少了骑兵的训练成本与时间，也让他们更不易在战斗与冲击中从马背上跌落，并能更为充分利用马匹冲锋所产生的巨大动量带动骑兵武器，特别是骑矛来发动冲击。另外，马镫也带来了骑手的更大平衡，使得骑兵可以更为方便地，甚至是在骑兵奔驰时解放双手在马背上战斗。

晋代铁质马镫

马镫结合当时中国骑兵其他诸多技术进步，自然会产生更具可怕威力的效果。而在公元4世纪，西晋末年，中国的全身马铠已经开始出现，也就是说，中国的全具装重骑兵出现了。而且之前的半身马铠在中国重骑兵里的应用已经非常广泛。

根据记载，“五胡乱华”刚开始的阶段，公元312年羯人石勒击败西晋与鲜卑联军，“缴获了五千具马铠”，只是还不清楚这些马铠中有多少是全身马铠。从记载来看，这批马铠应该都是鲜卑军队的，这也印证了鲜卑人更倾向于具装骑兵作战。同时“五胡乱华”时代，游牧民族为中国北方带来了新的良马种群，这些强壮的坐骑可以负担较为沉重的马铠，这也为全具装骑兵的广泛使用奠定了基础。即使在北魏已经转入定居农耕的孝文帝时代，骑兵的物资储备依然得到重视。仅在河南位于黄河附近的牧场里，就饲养着战马100000匹。所以到了北魏时期，使用马镫、乘坐全具装战马的具装重骑兵更成为其军队的核心。

不过有的历史学家认为，鲜卑具装习惯来自于中亚地区，而非三国时代具装马铠至西晋的演变。因为6世纪早期的敦煌壁画中就描绘有完整的一体式马匹铠甲。这种铠甲的样式很近似帕提亚或萨珊帝国采用的鳞甲或札甲式的马铠。从披挂上说，这种一体式马铠往往就连马面甲也是非独立的，可以由一名随从或后勤人员以较快的速度，以近似穿大衣的方式给战马连头带全身穿戴完毕。所以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这种变化主要原因是北魏时期对于西亚、中亚军事技术特点的引入。

北魏具装重骑兵复原图。左为装甲步兵弓箭手；右为采用一体式马铠的具装重骑兵

而在中国南方的政权，诸如东晋与南朝， 情况却有很大的不同。虽然他们的马匹资源远不如北朝，但由于北方重骑兵的压力，所以也发展了自己的铁甲具装骑兵与之对抗。在河南邓县发现的大约公元500 年左右的梁代砖雕，展示了南朝全具装骑兵的形制。这名具装骑兵的马铠不同于上述北朝那些拥有西亚、中亚特征的全身一体化马铠，而是更具备一些学者认为的“本土化”特点。该重骑兵马铠是由5 片单独的部分构成，分别保护马头、颈部、肩部至胸部、腰部两侧以及臀部。也就是“面帘”、“鸡颈”、“当胸”、“马身甲”与“搭后”。另外，马臀部的护甲上还附着着长羽毛作为装饰，并被称之为“寄生”。这种装饰在大部分历史学家看来是没有实用用途的，不过作为一种美观的流行，北朝重骑兵和后来的高句丽重骑兵也纷纷采用这种装饰。诸如西魏时代的敦煌壁画—《500强盗成佛图》中，出现的正在剿灭强盗的全具装重骑兵，其马臀部就一样有“寄生”。

从文物发掘的实物复原来看，也并非北朝固定采用一体式马铠，而南方重骑兵采用组合式马铠那么模式化。实际上，这两种马铠在南北双方都是存在的，诸如在辽宁省北票市喇嘛洞出土的鲜卑贵族墓葬中，出土复原的马铠也是分成五个部分，是标准的分体式马铠。南朝镇江出土的甲骑具装画像传拓片又有疑似一体化的特征，只是其马面甲似是单独的。

可见，这两种马铠在南北方同时使用，互相借鉴，展现了本土中原军事传统及技术发展，与北方草原传入的西亚、中亚军事技术交融的结果。从实用角度上说，这可能展示了各个政权、各支部队，甚至各个骑兵身份所拥有的后勤备用战马储备或随从人员资源的差异。

梁代砖雕体现了南朝重骑兵

很显然，骑兵们并不会在整个行军与战斗中，始终端坐在披挂全具装马铠的战马身上，这会让坐骑在真正需要强力冲锋的场合精疲力竭。

骑兵为节省马力，往往有这样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更换备用战马。通常一匹战马披挂具装铠，另一匹备用马则不披，一些游牧民族或优良马匹较为丰富的定居民族往往这么做。行军时，为节省具装战马马力，骑兵往往骑乘在备用马匹上，诸如拜占庭帝国铁甲具装骑兵。当然备用马也可能是其他的骑乘工具，例如阿拉伯重骑兵可能在沙漠中骑乘骆驼来代替备用马。

第二种方式则是步行与步兵一同前进。

第三种就是将马铠放置在辎重队中，待需要的场合再对马铠进行安装。

如果是第三种行军运输方式，而随从或者后勤人员过少，甚至是没有随从的情况下，组合式马铠相对是不太实用的，难以应对突发性战斗，战斗准备时间也过长。但如果拥有较多随从或后勤人员同时工作的话，组合式马铠的安装或脱卸会更快。根据之后唐帝国时代的记载，中国当时更本土化的运载马铠的方式就是第三种。这可能也是后来唐朝留存下来的具装重骑兵壁画、塑像及俑更多是组合式马铠的原因。

有趣的是，同时代的东罗马帝国和波斯萨珊帝国，他们的马匹较为丰富且质地优良，疆域广大，但人力资源相对并不是很充足。东罗马帝国早期需要大量哥特人、伊苏里亚人、匈人充实兵源，7 世纪时期则补充大量亚美尼亚人充当兵源，在亚美尼亚地区与波斯萨珊帝国为争夺亚美尼亚兵源而征战不休。根据6 世纪拜占庭兵书《战略》记载， 随从不是那么充足，部分拜占庭重装骑兵也可能没有随从。在同时具备马匹资源丰富与人力资源缺乏的两个条件下，当时两大帝国的具装骑兵大都采用了一体式的马铠。

多采用一体化马铠的拜占庭铁甲重骑兵

因为现在没有南北朝各地生产马铠的详细资料，因此无法判断是否在生产上也会有南北差异。但即使有南北差异，在使用上也会是模糊的。因为这并非是一个稳定的时代，而是一个势力转换变化飞快的时期。一个数年前还很强大的政权可能会突然灭亡，或是又有新生势力突然崛起。所以各方军队会大量缴获对方的军事装备为自己所用。南北双方的叛将都可能带领军队投靠原先的对立方。比如南朝宋皇帝刘裕就拥有一支完全由鲜卑人组成的精锐具装骑兵—具装虎纹突骑，他们的装备也很可能来自北方。

这个时代的马铠既有铁质的，也有皮质的，南朝军马由于优良战马的数量有限，采用皮质马铠减轻坐骑负担的可能性更大。前面提过的南朝刘裕手中的1000 多名精锐强悍的鲜卑重骑兵，统率他们的是敦煌人索邈，据记载“使宁朔将军索邈领鲜卑具装虎班突骑千馀匹，皆被练五色，自淮北至于新亭，贼并聚观，咸畏惮之”。这里的虎纹， 根据现代文物学家的意见，应是装饰后的皮甲马铠。

本文摘自 战场决胜者006《重骑兵千年战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