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健（新华社国际部对外传播室副主任、主任记者）
来源：《青年记者》2022年第17期
美国智库报告转引新华社外文报道的基本情况
美国拥有全球数量最多、建言献策最多元的智库，其在美国对华政策走向和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着“政府外脑”的角色，发挥提供专业建议、影响政治决策的作用。一直以来，美国智库学者把新华社等中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作为跟踪中国最新动态的权威来源。拜登入主白宫以来，美国10家知名智库，偏左和中立智库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外交关系协会、大西洋理事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新美国安全中心，以及偏右智库哈得孙研究所、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等，发布了大量深度涉华研究报告。笔者以“China”（中国）为关键词，2021年4月至2022年4月在这10家智库网站搜索到涉华研究专题报告44篇，主要内容包括对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科技、军事等发展的全方位深度研究分析，话题涵盖“一带一路”、共同富裕、中美关系、中俄关系、经济发展模式等。通过对这44篇报告文本的注释部分，以“Xinhua”（新华社）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并剔除重复或者只提及关键词的无关内容，发现有39篇报告转引了新华社的外文报道，占比达到88%。转引的报道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新华社播发的中国领导人讲话、受权发布等相关报道；另一类是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对外交往的国际题材报道。
以兰德公司2021年12月2日发布的报告《与中国的极限竞争指南》[1]为例，这份长达71页的报告分析了中国在全球的地位及行动、美国制定与中国竞争战略应考虑的因素等内容。报告共有6处转引了新华社的外文报道，其中包括2017年8月11日播发的一篇有关中国帮助非洲建设卫星电视网络的英文特写《Feature: China initiates satellite TV project in rural Africa》。美国外交关系协会2021年4月发布了题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美国的影响》[2]的报告。这份由美国前财政部部长雅各布·卢和前海军作战部长加里·拉夫黑德联合牵头的报告有11处转引了新华社的外文报道，主要以中国领导人关于“一带一路”的讲话内容为主。布鲁金斯学会同年4月发布题为《中国的北极活动与野心》[3]的报告，转引新华社的外文报道达16处。除中国领导人讲话等报道外，还包括中国与其他国家经济合作的国际报道。
美国智库在涉及中国与相关地区国家合作的区域研究课题中，将新华社小语种报道作为一个重要信息来源。比如，大西洋理事会今年4月20日发布题为《中国在全球南方的话语权运作》[4]的报告，分析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拉美和中东开展话语权争夺和布局的总体情况。在涉及拉美的内容中，提到“Xinhua Español”（新华西文）10次，其中6次转引了新华社西文专线的报道。
除直接转引外，一些美国智库报告还间接引用新华社外文报道，形成二次传播。比如，在《中国的北极活动与野心》[5]这篇报告中，有一处转引内容标记为路透社的报道《China's CGN acquires 75 percent of Swedish wind farm: Xinhua》，但这篇报道实际上是路透社以新华社为消息源采写，可以视为间接转引。此外，新华社在脸书、推特等海外社交媒体平台运营的多语种账号也越来越多受到美国智库的关注。比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21年6月2日发布题为《中国参与巴基斯坦事务的当地根源》的报告[6]，以较大篇幅讲述中巴两国媒体交往与合作，多处引用了新华社乌尔都语推特账号播发的内容。
综上，本研究进一步证明新华社的外文报道是影响美国政府外交智囊的重要信息来源之一，中国主流媒体近年来多措并举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取得一定实效。同时，这也与美国一些研究中国问题专家学者公开表示阅读新华社等中国主流媒体报道是研究中国“必修课”的说法相一致。
美国智库学者通过哪些渠道研究中国
美国府院对华崛起充满焦虑的当下，为美国各大智库参与对华政策讨论、施展拳脚提供了空间。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布鲁金斯学会邀请何瑞恩（Ryan Hass）、卜睿哲（Richard C. Bush）、杜大伟（David Dollar）等中国问题知名学者介绍在研究中国问题时获取信息的渠道。[7]
何瑞恩是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和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在日常研究中重点关注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等智库发布的报告。[8]何瑞恩认为，随着美中竞争加剧，对美国决策者、专家和民众来说，精准理解北京意图以及其在追求目标过程中的长处与短板愈发重要。他对美国一些专家有选择地使用文本来支撑他们对中国有偏好的叙述持谨慎态度。他认为，美国政府或智库公布的许多演讲稿、评论和报告彼此呼应，不同利益集团借此推行自己的政策偏好，如果只依赖带有偏见或预设立场的消息源，就会忽略关键内容，得出有偏差的结论，无法触及问题根本。[9]卜睿哲是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和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非常驻资深研究员，专注于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等领域研究。卜睿哲通常对中国领导人讲话或官方文件中的表述字斟句酌，进行横向或纵向比较，从中找出新变化新趋势，形成自己的判断。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和全球经济与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杜大伟的研究聚焦中国经济以及中国与美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的经济交往，他认为，除中国官方经济和金融机构发布的信息之外，还可以参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料，特别是该机构发布的“第四条磋商报告”和《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有关中国的部分。[10]
如何提升面向美西方“关键少数”的精准传播
正如上文提到，美国智库学者的建言献策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走向产生深刻影响，再加上美国政客与智库学者“旋转门”的特殊人才流动机制，做好面向这一“关键少数”群体的精准传播，真正做到“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一个重要方向。
（一）强化议程设置。在美国智库学者对中国主流媒体报道关注度较高的背景下，中国主流媒体的报道内容从某种程度上影响美国智库学者如何看待和理解中国。然而，对这些学者的对华认知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并非碎片化的单个议题，而是由一系列议题组成的认知网络。这就要求中国主流媒体在对外报道中加强总体谋划，深入推进实现从单线条的议题设置向多视角的议程设置转变，围绕某一议程持续进行稳定的内容输出，保持新闻产品的“新鲜度”，从而努力掌握议程设置主导权、新闻事件解释权、重要概念定义权。
（二）创新精准传播。新华社等中国主流媒体还可考虑进一步探索通过Newsletter（新闻信/新闻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升对美国智库学者的精准传播水平。Newsletter是西方精英阶层信息传播的一种重要媒介，其信息传播具有精准性和高效性的特点，众多美国智库学者都有订阅习惯。清华大学金兼斌教授接受笔者采访时说，Newsletter作为一种新闻信息传播渠道，最显著优势是不被平台算法过滤或塑造，能够有效实现精准直达传播。因此，可通过Newsletter向美国智库学者及时准确解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外交政策等内容，对冲部分外媒负面曲解，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视野和对华认知。
（三）加强同行对话。近年来，随着国家高端智库建设不断深入，中国智库话语越来越受到美国同行的关注。何瑞恩认为，其对中国国内事态发展和激烈讨论事件的最佳洞察往往来自与中国同行交流。他说：“我的中国同行以我永远不会理解的方式理解这些问题和当事人，正如我以对他们来说并不直观的方式理解美国国内事务一样。”[11]这意味着，在国际舆论交锋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中外智库交流对话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国内智库一方面可考虑进一步加大对外话语输出，通过发布智库研究成果等方式强化某一议题；另一方面，可积极搭建中外专家学者对话、交流的平台，鼓励专家学者在海外主流媒体多元发声，引导舆论走向。
当前，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俄乌冲突外溢效应让世界发展不稳定不确定因素陡增。在世界进入深度变革调整的大背景下，中西方的话语权之争将更趋白热化。面对气候变化、全球发展、消除贫困等世界性议程，中国立场、中国视角、中国声音将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把“我方想说”与“对方想听”有机融合，根据受众差异调整话语输出，提升面向海外专家学者、Z世代等群体的分众化和精准化传播水平，是进一步从整体上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一道必答题。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杜健. 新华社外文报道国际传播力研究——基于美国智库相关转引数据[J].青年记者,2022(17):7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