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对过去那段岁月有什么感想，我想说：我不后悔！所有的付出都是身为军人应该做的，若我们的流血牺牲能换来祖国的安全和人民的平安，一切都值得。”唐树兆说。

故乡·军旅·报国梦

18岁那年，唐树兆在老家日照莒县参军入伍，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几十年军旅生涯，他扛过钢枪上过战场、洒过热血负过伤，还在部队的养殖场当过副场长。

“我的老家在莒县小店镇古迹崖村，家里兄弟姐妹九个，我排行老小。在我们那个年代，当兵无上光荣。大哥曾在连云港那边当了6年兵，中间回来探亲。看他穿军装的样子，我们兄弟几个都很羡慕。从那时起，我就有了一颗当兵的心。”

1976年12月，唐树兆正式入伍。

“当兵的第一站，我们到了徐州。那时，新兵入伍后主要分为侦察兵、防化兵和警卫兵，我很想当一名侦察兵。因为那时有部电影，叫《奇袭白虎团》，讲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侦察兵副排长严伟才，在抗美援朝某战役中率领侦察班策应主力部队摧毁‘白虎团’团部的故事。这部影片在当时很火，很多年轻人都深受影响，我也是。那时我就很想当侦察兵了。”唐树兆说。

直到后来，当他真正成了一名侦察兵，才发现战场上和电影里、和平时想象中还是不大一样的……战场上更真实，也更残酷。

当兵头三年，第一年打基础，也是最苦的一年。

唐树兆和战友们在一起

“侦察兵相当于‘特种部队’，我们平时训练科目也特别多。侦察、擒敌、格斗、捕俘、游泳（包括武装泅渡），还有车辆驾驶、攀登等各种技能都要掌握。”

武装泅渡每次三千米，通常要身携四个弹夹、一架冲锋枪、四枚手榴弹、一个水壶，水壶里要求必须装满水，加起来大概有二三十斤重。

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每天摸爬滚打，就是他们最真实的写照。

当兵第五年，唐树兆当了排长，常常带新兵训练。“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当兵时的苦、训练时的累，都只是小苦小累，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在真正的战场上……”唐树兆说。

战场·烽烟·战友情

1984年年底，此时的唐树兆，正在新兵连当连长。

当接到通知要上战场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他正带着新兵们在野外拉练。

“其实1979年的时候，我们连队就有十个战友去了前线，所以对于上战场这件事，大家也都有心理预期。我们早就写了请战书，只是没想到5年后的那天终于实现了。”

1985年正月十五，唐树兆和侦察大队一行15人，坐上火车奔赴前线。

唐树兆和战友合影

火车到了昆明后，就不能再往前开了，得坐汽车。从火车到汽车，经过七天七夜的颠簸，唐树兆和战友们终于到了文山。

“从文山去一线的时候，我们先到了麻栗坡，那里有个烈士陵园，当时，我们一进陵园就被震撼到了。陵园里，一座座墓碑就像士兵在列阵，一排排的。每个墓碑下面，都埋着为国为民牺牲的烈士忠骨。想到那些士兵才十七八岁就为国捐躯，真的非常震撼，心情也很沉重……”

而这，只是云南边境许多烈士陵园中的一个。

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在我们不了解的过去，还有太多太多的人，为我们当下的岁月静好，付出了青春、热血、甚至生命……

西南边陲，山高林密。

经过短时间的紧急训练后，唐树兆和战友们就上了战场。

“我们出去侦察时，一般身上都会背着五六十斤的辎重，班长还要背着电台。战士们随身带的干粮平日是不敢吃的，得留着应急。饮水主要就地取材，我们会随身携带净化水质的‘大药片’，用来净化山林里的水，免得喝了不干净的水闹肚子。那边竹林多，竹节里面也有水，有时也会用匕首划开竹子取水。”

“森林里，常常会遇到竹签阵等陷阱，地雷密布。侦察兵都学过排雷，一边走着，一边还要注意侦察、排雷，需要很小心才行。”唐树兆告诉记者。

“我们相当于部队的‘雷达’和‘耳目’，必须在前线获取并提供大量有用的军事信息，为夺取战斗胜利增添筹码。现在技术进步，条件好多了，我们那时候主要是靠眼睛看，靠火力试探来侦察。”

作为侦察兵，很容易在战场上与敌人突然遭遇。一旦暴露目标，处境会十分危险。

“我所在的队伍与敌人遭遇不是很多，有个大队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敌人发现了，炮火覆盖后伤亡惨重，牺牲了不少战友，我有几个老乡也在那个大队。但哪怕最危急的时刻，大家也没抛弃自己的战友，幸存下来的人，会齐心协力把牺牲的战友背回去。”

“除了战场上的凶险和遭遇战，若说还有什么让我印象深刻的，那就是我们的战友情。在战场上，我们可以安心把自己的后背交给战友，全身心信任着彼此。”唐树兆如是说。

负伤·立功·归故里

战场上，地雷很多，就算前面有工兵排雷，也很难将地雷全部清理干净。

有一次，唐树兆带队执行侦察任务，走在最前面。在选择伏击地点的时候，不幸踩到敌人埋下的地雷上，地雷爆炸，导致左腿被炸伤，后来被迫截肢。

“当时伤势很重，骨头都露出来了，但可能精神高度集中，还要负责指挥，也没觉着多疼，就草草地包扎，先止了血。”

战友们背着唐树兆撤离的时候，途经的石头缝很窄，背着人过不去，担架也进不来。

“当时一排长背着我，我让他先过去，然后自己用双手撑着石壁，一点点爬着挪了出去，石壁上全是血迹……”

从前线回来后，唐树兆昏迷了很久。

“直到手术后第二天醒来，发现我们在等直升机，需要向后方转移。后来我被转移到曲靖的一家医院，在那边治疗了好几个月，进行了第二次手术。”

受伤后，唐树兆一直没告诉家里，只说一切都好。

“我们写信都是报喜不报忧，写的也不多，就说‘安好、勿念’之类的。简短几句话，报个平安。”

那时候，车马很慢，邮信也很慢。在前线的时候，没有电，战士们就在小煤油灯下简单写写。一封信寄出去，大概要半个月甚至二十多天家人才能收到。

直到从云南转移到河南，距离唐树兆负伤大概过了三个月，他才在信里告诉了家人实情。

“那段日子情绪比较低落，会想以后是不是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但就算最痛苦的时候，我也跟身边的人讲：我不后悔！无论当兵还是上战场，既然当了兵，流血牺牲都是正常的，身为军人，就要有这个觉悟。后来，装假肢、复健的那些痛苦，对我来说就不算什么了，和那些为国捐躯的烈士和战友相比，我还留了一条命，已经很幸运了。”

因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唐树兆被授予二等功。

每个军功章，都铭刻着军人们的血汗，见证着青春热血和满腔的家国情怀。

受伤后休养不到一年，1986年7月，唐树兆就迫不及待回到部队，去某旅军务科当参谋，后又到某集团军养殖场当副场长，直到1997年退役，2006年回到日照老家。

如今，距离唐树兆在战场上负伤，已经过去38年。

“说起来，我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生的。但年轻的时候，对当时的平静生活并没有特别珍惜，只当是寻常。直到后来进了部队，到了战场上，经历了炮火和血汗的洗礼后，才真切感受到，我们如今幸福和平生活来之不易。”

柜子里的一张张老照片、一个个军功章，记录了曾经的军旅生涯和烽火岁月，那是唐树兆最珍贵的礼物。

“每当看到这些，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当年在部队的一幅幅画面……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军人的命运，更是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我今年65岁了，无论何时，无论身在何地，听党指挥，服从命令都是军人的天职。守护祖国和人民，我们义无反顾，永远冲在最前线！”唐树兆说。

一句句话语中，娓娓道来的，是一个侦察兵的烽烟往事，是一段抹不去的家国情怀。在老兵们看来，国家昌盛，社会安定，人民平安，就是身为军人最大的幸福……

全媒体记者 陈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