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收录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作者师哲是我国著名俄语翻译家、苏联问题专家、中国社科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原顾问。

　　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之前，周恩来总理曾去莫斯科两趟，加上去日内瓦路过的次数，就有三四次了。第一次去莫斯科，主要是摸美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底。周总理从苏联方面大体摸了个底回来向毛主席汇报，把我留在莫斯科。过了两天，他又来莫斯科。这次是研究会议的对策，磋商中、苏在会上如何合作，估计会上会发生什么问题。莫洛托夫（苏联外长）告诫我们，对这次会议，不要抱太大希望，估计不会有什么大的成果。

　　周总理从苏联回来，我们就开始做准备工作。周总理在莫斯科已经谈好了中、苏双方代表团的阵容、规模。我们代表团有180多人，苏联200人稍出头。我们去这么多人，主要是学习、练兵。我们代表团去日内瓦路过莫斯科，在那里待了两天，利用这个机会，请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介绍国际会议斗争的经验。我们同苏联代表团同一天去日内瓦，我们先走，苏联代表团后到。我们到达日内瓦机场时，别人还以为我们是一个大型足球队呢，每人戴着八角帽，穿着中山服，真像足球队员。我们在机场休息了一会儿，接着以莫洛托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就到了。周总理带领我们去迎接他们。莫洛托夫一下飞机，首先愉快地同周总理握手，然后一起往候机室走去。我们只顾向前走，莫洛托夫提醒我们走慢点，给记者们留下几个镜头。到了日内瓦以后，周总理又同莫洛托夫商量，在会议期间怎么合作和互通情报。

周恩来总理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

　　中央对这次会议的方针是：力争解决越南问题；朝鲜问题尽量要缓和一点，不要搞得那么紧张。

　　日内瓦会议的第一项内容，是讨论朝鲜问题。这个问题争论了近两个月，最后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一个观点也没有统一。美国人毫不在乎，你谈东，他谈西。到了最后两天，莫洛托夫告诉我们说，看来美国要停会。当时苏联情报工作做得比较准确。大会由莫洛托夫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轮流当主席。正好轮到艾登当主席的那一天，他们要闭会。周总理认为，会议开了近两个月，多少要解决一点问题，不应该这样闭会。在最后一次会议上，艾登说会议不再继续下去了。这是艾登事先同美国代表商量好了的。周总理当场提出继续进行协商另定会议时间的建议，把美、英停止会议的预谋打乱了，使美国及追随美国侵朝的国家处于完全被动乃至混乱的境地。这时，比利时首相斯帕克建议说：“周恩来先生的意见很好，有很多合理建议要再研究一下。”他这么一说，美国副国务卿史密斯差一点骂出来。他写了一个纸条传给后边的人交给斯帕克。斯帕克看了条子后，当即站起来说：“主席先生，对不起，我作个说明，我刚才说的意思是可以再合理地开一次会议，但我不是说一定要开，不开最好。”会下，加拿大外长通过王炳南跟我们说：“我要在明天的会议上讲话，我的话里可能有攻击你们的地方，请你们不要在意，我心里是同情你们的。”到了第二天开会，加拿大外长把我们大骂了一通。会后见到我们时又说：“对不起，我不得不这样做。”可以看出，这些国家当时在美国面前没有独立性。

　　这次会议的第二个内容是讨论越南问题。越南人开始提出“15度线”方案。这有一个原因，在15度线附近有一批游击武装；加上南北越的关系，希望更接近于南方。这个问题，在会上讨论了差不多一个月。周总理在会上会下做了很多工作。周总理还专程去伯尔尼会晤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做他的工作。孟戴斯—弗朗斯说：“你们争什么，一度线、二度线算得了什么，将来法军一撤退，整个越南不都是越南人的嘛！”周总理了解各方意见以后，又同越南代表团商量，向他们解释以17度线为界的理由。越南代表团同意了，才到大会上讲的。

日内瓦会议现场

　　在会议期间，周总理做了很多工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周总理同艾登不断地来往，还主动拜访法国新任总理孟戴斯—弗朗斯，同他交换意见，后来连最顽固的美国副国务卿史密斯也软了下来。我们同苏联代表团配合得很好。周总理同莫洛托夫差不多每天（有时隔一天）见面。有一天，莫洛托夫突然来到我们住处，他向周总理解释说：“你们总是到我住所去，我不回访是不礼貌的。但是，你们到我住处去什么话都可以讲，保险；我到你们这儿就不然，你们这里不知安了多少窃听器。”谈话时，我们不得不一面谈，一面放收音机干扰。

1954年5月，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在出席日内瓦会议期间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