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由科学界著名的“默顿规范”引入，主要为介绍一本有关“科学造假史”的新书，该书作者英国心理学家里奇批评了“默顿规范”失守的种种原因。本文编译自Wired，原文作者为Christie Aschwanden，原文标题为The Many Faces of Bad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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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在《论科学与民主》（A Not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a Democratic Order）一书中描述了科学的精神气质，定义了它的四种价值：第一，普遍性（universalism），指进行研究的规则是客观的，适用于所有科学家，无关其地位。第二，公有性（communality），指研究发现应被共享和传播。第三，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指进行科学研究的系统是为了追求知识，而非私利。第四，有组织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kepticism），指应当审查和证实观点主张，而非接受其表面价值。默顿写道，对于科学家而言，这些是“道德，也是技术规定。”
心理学家斯图尔特·里奇（Stuart Ritchie）在其新书《科学的谎言：欺骗、偏见、疏忽与炒作是如何破坏对真理的追求的》（Science Fictions: How Fraud, Bias, Negligence, and Hype Undermine the Search for Truth）将上述作为科学运作的应然模型。他写道，“通过遵循四大默顿规范，我们最终应拥有我们可以信任的科学文献。”他接着在书中解释了让现代科学没有做到这一点的种种方式。
里奇是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的一名心理学家，此前出版了《智商：影响一切》（Intelligence: All That Matters）一书，谈论智商测试。在《科学的谎言》一书中，他以概览图景展现了21世纪科学所面临的难题。这一本书涵盖一切，包括可重复危机（replication crisis）、欺骗、偏见、忽视和炒作。他的评论大多针对他自己的领域，即心理学，但他也涵盖进了一些恰巧也在医学、生物学等领域的问题。
所有难题的背后是一个常见的问题：正如里奇很快承认，事实上，科学是“一种社会建构（a social construct）”。它的理想是崇高的，但它一项由人进行的事业，而人有其弱点。首先，同行评审资助与发表系统是基于信任的。同行评审意味着寻找误差或错误的阐释，但它的假设是，提交的研究数据是真实的，对获得数据的研究方法的描述也是确切的。
里奇讲到了一个例子，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皮肤病学家威廉姆·萨默林（William Summerlin）使用毡头笔伪造了一个将小黑鼠皮肤移植到小白鼠身上的过程。（他的实验室技术人员注意到墨水，并用酒精将其拭去。）这种欺骗案例不止一例。里奇还援引了一些近期的例子，一名研究人员被抓到克隆胚胎造假，另一名研究人员被抓到器官移植数据歪曲，还有一名研究人员伪造数据，他的研究旨在证明挨家挨户拉选票能转变人们对同性恋婚姻的看法。由于数字摄影的兴起，已有科学家处理照片使其数据与预期吻合；一项文献调查发现，近2,0000份受查论文中有约4%的论文存在图片复制迹象。
即便科学家不搞欺骗时，他们也很容易受到偏见的影响。一个事实来自于心理学自身的可重复问题，不管有意图与否，预防偏见的标准数据方法其实是受到操控的。这方面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P值篡改（p-hacking），研究人员以一种能得到理想P值的方式进行分析，数据被大大滥用，使之造成误解，即在无真正实验效果时，展现支持该效果的可能性。
对于P值的过度依赖有助于解释“社会启动（social priming）”研究的广泛传播。“社会启动”指微妙的或潜意识的线索对人的行为有重大影响，例如，一份研究称人们读到了跟老人相关的词汇（如“老”或者“灰”），这会使他们之后走路变慢。一台实用的废话测量器可能会标出这个研究发现，但很多人即使心存疑虑，也很喜欢它。但是，当使用科学的语言来表达，有一个权威的P值和同行评审的认同，它们就增加了可信度。
同行审查是里奇指出的又一被人类偏见、特定企图和欺骗所影响的过程。（该书指出，流氓科学家在自我评审欺骗中被捉住）。同样还有发表偏见，即无结果——实验最终没有效果——被置于期刊之外。此外还有媒体炒作，通常受指责的是我们记者，即使里奇说炒作很少是从记者开始的。“有这样一种场景，即一个无辜的研究者在处理自己的事情，然后媒体突然抓住了他一个研究成果，之后进行大肆炒作，但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他写道。相反，大量研究表明，媒体的夸张论调常常来自研究者、其机构甚至是发布研究成果的期刊的官方发布中。
里奇点了那些为公众写炒作书籍的科学家的名。他挑选了伯克利神经科学家马修·沃克（Matthew Walker），他声称沃克的书《我们为什么睡觉》（Why We Sleep）公然错误地阐释背后的科学，称“你睡觉的时间越少，你的寿命就越短”，以及每晚睡觉少于六个或七个小时会损害你的免疫系统，让你得癌症的概率翻倍。“这个说法都与证据相违背”，里奇说道，直指独立研究者阿历克谢·古兹（Alexey Guzey）的详细纠错。“沃克本可以写一本更加严谨的书，把内容限制在数据支持的范围内，但也许这样一本书就不会这么卖座，或者被誉为一项‘将改变科学与医药’的干预措施”。
炒作为主的科学书籍掩盖了真实科学实践的复杂性，里奇这样写道。“通过暗示复杂现象有简单、单一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它们]促成了一幅科学样貌，然科学本身并非如此。”他在书中提供了更加冷静的解释。《科学谎言》一书相当易读，也有力地描述了21世纪科研人员面临的问题，对于想要理解科学为何及如何辜负其理想的读者来讲，这是一个好的“启动”读物。
同时，里奇也列了一些已被提出的解决方案，他并没有说该如何利用这些解决方案以及这些解决方案所面临的挑战。很可惜，他没有提及自身领域中的项目，比如旨在促进全球实验室合作、增加数据集容量与多样性的“心理科学加速器”（Psychological Science Accelerator）。里奇的领域中甚至还有一个完善的机构，叫做“心理科学促进协会”（Society for the Improvement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专门处理其描述的问题。一个新门类的科学家们在直击这些难题，而对于现状的威胁又带来了冲突，这其中有大量的故事可以挖掘，但这些故事超出了这该书的范畴。
里奇的目的是要使读者相信，科学辜负了它的理想，而他达成了这一目标。但是，不仅仅是科学家从事科研的方式需要翻新。公众对科学是不变真理的认知也需更新。这本书就展示了科学在追求真理中犯错的种种方式。
这一过程是艰难的。里奇特别承认了，要做事到点是很难的，发现错误、及时改正也是很重要的。为此，他还愿意出一点钱，任何指出书中客观错误的读者都能得到一笔金钱奖励。我略带心痛地指出本书第一句——其实是前两个字——中的一个客观错误。
里奇在前言这样写道：“2011年1月31日，这一天，全世界发现本科毕业生具有通灵能力”。他指的是达里尔·贝姆（Daryl Bem）的现已无效的一篇论文，旨在证明超感觉力是存在的。当然，如果里奇说是“2011年1月6日，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了这一发现，或者此前一天，纽约时报在官网上发布同一篇文章，或者最近一天，2011年1月21日，贝姆在全国电视节目《科尔伯特报道》（The COlbert Report）探讨发现那天”会更好。
那么，“世界”是什么时候发现贝姆难以复制的结果的呢？这要看你是如何定义“世界”和“发现”的。是贝姆第一次在媒体上讨论他的研究的时候吗？或者是它上头版的时候？或者，真正的公开揭晓是这篇文章最终发在了期刊上？贝姆的研究究竟何时进入公众视野对于里奇的观点来讲并不重要，但是不确定性本身是一个例子。即便是客观真理也取决于人类的决策与阐释。结果是，科学是一种社会建构，科学批评，也是一种社会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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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沈晨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