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俞耕耘

《现代性与大屠杀》

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漫长演变，可以视为社会“现代性”程度的一个重要指征。历史上，英国最早走上了这条路：人口迁移规模激增，交通工具的飞跃，环球出游的可能，都市公共空间的拓展，极大改变了交往模式。我们不得不适应与更多陌生人生活在一起，谁也不可能实现隔离化生存。这或许正是“现代”留给我们的遗产。当代西方著名社会理论家齐格蒙特·鲍曼，毕生都围绕现代性，写出了系列学术名著：《现代性与大屠杀》《流动的现代性》《共同体》等等。他的晚年新作《门口的陌生人》，既与前作一以贯之，又动态追踪了中东乱局、难民危机等问题，为理解当下西方，提出了一系列卓见。

如今，局部战争摧毁家园，饥饿贫病导致的难民问题，早已成了持续性阵痛。大量难民潮涌入，叩开西方国家的大门，他们是不请而来的异乡人，也是站在门口的陌生人。是堵在门口不予安置，驱散遣返，抑或消化吸收，是欧洲政府必须要做的选择。然而，这却是既不能堵，也不愿疏的两难。鲍曼发现，他们首要之事并非收拾残局，消化已酿苦果，而是思考如何逃避，才能显得“合理化”。于是，西方媒体对难民进行了大量的“归罪化”渲染，把拖累经济、安全局势恶化（暴恐袭击）和生活方式受到冲击都归咎于“陌生人”身上。这时难民与邪恶、恐慌天然联系在一起。

关于焦虑的讨论，引发更多民众的恐慌情绪。他们越发担心这些来自“陌生人”的异己力量（原本就是异质文化，不同信仰），侵蚀威胁他们的安稳幸福。历史上大规模移民并非什么新鲜事。“因为我们的‘现代生活方式’，本身就会产生‘多余的人’。”只不过，难民是特定意义的危机移民，“当地社会转型或政治转型及其权力斗争，导致各种混乱、冲突和纷争，而他们成为牺牲品被抛弃”。

鲍曼的眼光是发现这些舆论的“虚构”，以及移民恐慌被“滥用”了。这些不过是西方政客们最常使用的策略，那就是转移注意力的障眼法。他们在“愚蠢的、目光短浅的、现在公认已经夭折的政策以及军事冒险”之后，在安置难民的问题上，再次出现自私逃避。他们有意无视难民潮的“双重性”，回避难民对廉价劳动力市场和刺激经济的作用。另一面，难民涌入的现实，原本就暗合城市生活格局的“永恒二重性”——各阶层，贫富人群，各种族的共存。

政客们正是利用这些危机滥用，在广大穷人和底层民众中扩散焦虑。因为，难民主要会给大量“朝不保夕者”造成强大竞争压力，引发仇恨与对立，而对于上层生活的影响则微乎其微。在鲍曼看来，政客们并不关心如何缓解公民焦虑，相反他们“更关心的是强化这种源于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以及不安全的经常性与无处不在的焦虑感”。一旦难民等同于这种不确定的焦虑根源，它就直接促使处置难民问题的“非道德化”（处理免于道德评价）和“扩大化”（可划入恐怖主义者）。

这些情绪，反过来给了政治强人投机的土壤。“那些失败的、衰退中的社会……都在寻找一个意志坚定、逞勇斗狠的民族主义者”。“渴望铁腕强人是一种捷径，他们具有误导性却不无诱惑性。强人的承诺可能是欺骗性的，但也是诱人的”。“允许通过建立进口壁垒和强制遣返外国人来保证事态得到改善，只不过是‘白日做梦’”。

相互孤立隔离，放弃对话合作，只会造成日后更大的不宁。全球化虽时有波澜曲折，却早已势不可挡。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切相连，依赖共生。然而，正是这样的“共识”，却受到了威胁：保护主义、民族主义等声音始终未曾湮没，它们俨然成了全球治理的不确定因素。鲍曼完全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进行社会学研究，政治心理学分析，显得极富价值。

俞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