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共治的时代

空姐搭乘滴滴顺风车被杀害一事，于5月10日开始全面引发舆论讨论。这件事的矛盾之处在于，从法律角度去厘清事实之后，人们突然不知道该去怪谁。

而对于滴滴出行而言，本应正面回答几个问题：

针对应承担的安全责任事故责任，是否明确并突出告知并提示了司机与乘客？相关责任归属与赔偿制度，是否有以及如何明确规定？经此事件，司机资质是自证还是有明确第三方标准？司机资质如何突出明示、而非混在几乎没有人阅读的用户协议里？

而非让网友们截屏自主求证，或者悬赏凶犯——那是警察的工作，不是滴滴出行的公司职责。如果滴滴没有做到自身的公司职责，这波舆论的最大作用，也应该是让滴滴之后能够在各地法律框架下明确合约并履行义务。

你可以看到舆论即便来势汹汹，最终又可能变得有多无力。我们不知道在滴滴出行这轮舆论质疑热潮过后，人们仅仅发泄了对私有制公司或平日各类用车难题的愤怒，还是真正解决了顺风车安全与隐私上的大把漏洞。

共享经济在各国都处于摸索阶段，法律的边界亟待判定，但不应该让人们等待太久。与此同时，在发生争议或安全事件、又没有足够大的力量约束公司时，舆论更多起到的是“如何妥善处理此事”，以及“如何确保这件事不再发生”的监督作用。

我们不断会面临新的产品与服务，它们也将探索我们未曾接触过的各种新领域，我们享受便利，但也并不意味着，就需要以包容或同情的态度，让城市与社会为公司容错。

在监督下，最有利的力量仍然是政策，既不让责任人逃脱主要责任，同时通过经济惩戒或法律保障的手段，让提供产品与服务的平台、公司，既有警示，也有动机，去严格履行各类资质审查、验证与公示义务。

这才是我们每次愤怒的价值。

你或许感到这一幕似曾相识，没错就是那两个少年，魏则西与李文星。

但社会不会去关心这些医疗与招聘广告的发布者，是否或如何拿到合法证照，或者说这一行为是否符合现有的法律，他们关注的是这一行为的实际后果：

“滴滴，你和百度、BOSS直聘都不是好东西！”

这里涉及到一个法律或政府监管的模糊地带：互联网公司应该为用户使用它们的产品而产生的消极后果负责吗——指的是除了法律或合同规定的责任之外的责任？

每当提到类似问题时，那些处于传统行业的企业总是用下面的例子来进行辩护，而且相当有效：

你不能因为一个抢劫犯使用菜刀去抢劫而追责制作或销售菜刀的企业，也可能也很难因为电话诈骗而去追究电信公司的责任，只要它们在制作、销售和提供服务的过程中遵循相应的法律规章（程序正确）。

这两种情况都可以称为工具的中立性原则。但工具的中立性原则可能并不完全适用于类似滴滴或百度这样的情况，因为：

它们提供的用户价值是高效的信息连接，不仅包括可连接性和连接的速度，还应该包括连接的准确性，这些正是它们在中长期赢得竞争和获取商业价值的关键。

用户有理由从处于领导地位的公司那里要求更多，毕竟大多数最成功的互联网公司都或多或少建立在网络效应之上。换句话说，正是用户的选择成就了成功者。

但在一些公司那里，用户显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比如苹果的用户付出了高昂的价格购买其产品后，却沦为其继续榨取高额后续回报的工具。

如它收取的高昂佣金分成最终还是会转嫁到用户头上，对于那些支持苹果赢得系统级战争的开发者又何尝不是如此。

当世人以谷歌为参照，便指责中国互联网企业“虚假广告”、“做外卖”、“让用户丧命”的行为，一点都“不伟大”。

什么是伟大的企业？

首先，肯定是能赚钱的企业。资本市场没有慈善家，赚钱是生存下去的根本，利润就像人体需要的氧气、食物、水和血液一样。但这些东西不是生命的目的，更不是企业的意义与商业模式、商业逻辑的出发点。

沉迷于追逐利润，能成为巨人，但很难成为伟大公司。

成为伟大企业，其二它必须拥有强大而持续的技术创新意愿与能力，成为行业在地区乃至全球技术和发展方向的主导者、领跑者。

但利润与技术，只是伟大企业的必要条件，最重要的充分条件是：任何一个伟大的企业在上路之初，必先有一个伟大的理念，而该理念一定与全社会价值与福利增加，和人类进步有关——这在经济学中称为帕累托最优。

伟大并不是结果，而是一个永远在前方的目的、愿景。伟大企业带给世界的不仅仅是产品与服务的价值，还一定有为世人所认同的普世价值：自由、平等、博爱、快乐与幸福……

对于伟大的企业，优秀的领导人，远大的眼光，好的产品创意，严格的管理制度等等，都是表象，而背后的核心，詹姆斯·柯林斯在他《基业长青》中也给出了解释，“社会价值理念”是长久性企业的“灵魂”。

对互联网巨头们的管理，已从私人自治转向了社会共治。

这背后的根本力量之一是，这些公司从一个独立的商业实体发展为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从产业竞争向生态竞争的进化符合其利益最大化，它们的利益越发与整个生态（也包括社会和经济等）的整体利益密切相关，这要求它们必须从生态的整体利益，而非仅仅是一己私利出发，并在管理上更加采取开放的姿态，兼顾多方声音。

变化的另一股力量则来自社会的要求。在整个社会的价值评估中，不仅个别公司的权重很小，就连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也只是众多指标中的一个。

尽管不同的社会偏好不尽相同，但兼顾效率与公平和多元化的价值观、长期与短期利益，是人类共同默认的原则。为了对不同的指标实施有效管理，人类求助于政府和社会组织。

如果它们不能主动将这些指标纳入整体考虑，最终要么面临竞争地位的下降甚至丧失，要么面临政府或社会组织的介入——它们承担的更广泛的价值指标的监管者责任，让它们有足够的理由介入这些新的管理环境，毕竟在更广泛的社会价值体系面前，互联网甚至经济都只是一部分。

当这成为现实时，过去那些支持了互联网繁荣的自由土壤将不复存在，法律和规章最终会赶了上来。

想想那些传统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的管理模式，你就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类似电信、能源、公共服务等领域的领导型公司，它们甚至连自主制定价格的权力也会被置入政府的管理范畴，而这只是它们所接受的广泛监管范围的其中一个。

它们必须做得比用户和法律要求的更多，因为你创建了一个新世界，并从中获益，你必须帮助整个社会学会如何治理它，如果它们不主动做，社会就会接管过去。

而且即便如此，政府和社会的介入还是会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因为作为一个独立利益体的企业实际上很难跳出自身利益之外，社会共治就成为互联网巨头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或者说建立确定性的机遇。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JIC投资观察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