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1935年1月31日出生于日本四国一个偏僻的山村，1957年以小说《死者的奢华》正式登上文坛，随即赢得“学生作家”“川端康成第二”等赞语。

他的写作涵盖小说、散文和随笔等文体，代表作有《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我们的时代》《广岛笔记》《别了，我的书！》等，曾获得芥川龙之介奖、新潮社文学奖、读卖文学奖、川端康成文学奖，等等。

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NHK官网

1994年，他的作品《个人的体验》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继川端康成后第二位获得该奖项的日本作家。瑞典文学院宣称，大江“通过诗意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把现实与神话紧密凝缩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绘现代的芸芸众生相，给人们以冲击”。

大江健三郎与中国渊源颇深。1960年开始，他曾多次到访中国、发表演说，与王蒙、铁凝等中国作家进行交流。他的文学作品也深受鲁迅、莫言等中国作家的影响。

大江与鲁迅：绝望与希望之间

大江健三郎曾说：“十二岁时第一次阅读的鲁迅小说中有关希望的话语，在将近六十年的时间内，一直存活于我的身体之中。”足可见鲁迅对于大江的强大影响。

二人的连接来自大江的母亲、彼时热衷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日本女青年小石。1934年，小石和丈夫大江好太郎由上海北上，前往北京大学聆听胡适的英语演讲。在北平小住期间，他们得知自己非常喜欢的《孔乙己》中，茴香豆的“茴”字竟有四种写法。

由此，夫妇俩将自己对于鲁迅的敬仰与倾慕之情全数倾倒给了自己的儿子大江健三郎。他10岁左右，母亲给了他一本收集了《呐喊》《彷徨》《孔乙己》等鲁迅中短篇作品的小说集，那是他第一次听说鲁迅这个中国作家的名字。

大江健三郎。/诺贝尔奖官网

后来，大江升学进入高中，母亲跟他说：“去看鲁迅老师的小说《故乡》！”——她希望自己的儿子大学毕业之后，马上回村里来，跟好朋友一起做事，建一个新村子。

后来，大江考上东京大学的法国文学系，违背了和母亲的约定，但鲁迅的作品始终影响着他的文学内涵。

他将自己的晚年作品《别了，我的书！》高度概括为“始自绝望的希望”，这是他对鲁迅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重新解读。

他说：“我非常喜欢《故乡》结尾处的那句话——‘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的希望，就是未来，就是新人，也就是孩子们。”

大江与莫言：一段二十年的友谊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演说上，大江健三郎阐述自己得以根植于边缘日本乃至边缘土地的形象系统，“这些系统把我同韩国的金芝河、中国的莫言等结合到了一起”。

此前，大江和莫言两位作家并没有见过，只是靠着文学相知相识。

莫言和大江健三郎在莫言山东高密的老家。/《二十一世纪的开拓者》

2002年，NHK电视台一档名为《二十一世纪的开拓者》的人物专题报道节目邀请大江健三郎作为采访者，在春节期间跟随莫言到他的老家山东高密过一个传统的中国年。这次采访促成了两人的初次见面。

在三天的行程中，大江陪同莫言参观故居、感受民俗风情、吃饺子、睡土炕、谈论文学创作，两人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大江健三郎。/视觉中国

2006年，大江在中国社科院做演讲，莫言应邀前去倾听。在会上，大江提到了这次和莫言一道去山东高密的经历，称赞他的文学敏感度让人称道，并直言“他将是中国诺贝尔文学奖最有实力的候选人”。

当时的在场者，包括莫言自己，或许只把这句话当成大江的祝福，没想到6年后，这个祝福成真了。

尽管年龄相差20岁，来自不同的国家，但两人的文学背景和创造却有许多相似之处。正如大江所说：“我们的共同点都是来自小村庄，然后又离开故乡，把思念寄寓故乡的过程，就成为我们的文学内容，也是我们文学的起跑线。”

大江与铁凝：文学的责任

1963年，作家铁凝6岁，大江健三郎发表中篇小说《性的人》。这部小说给后来的铁凝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二届中日韩东亚文学论坛期间，铁凝应大江健三郎及其夫人邀请，到其家中做客。两人分享了彼此的文学创作，也探讨了有关时间、生死、女性等话题。

大江健三郎的书稿。/图片来源网络

在对谈中，大江提及铁凝、莫言等中国作家在海外引起关注的现象，同时联想到中国历史上很多优秀的女性，比如谢冰心女士、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女士，“她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女性，留下了优秀的文章”。

大江健三郎判断，在未来30年之内，中国文学将会在世界文学中占据一个中心地位。

大江健三郎与中国作家的这些故事，让我们看到文学最动人的地方或许就是无法被外力束缚的情感联结。尽管他离开了，但我们依然可以在他的文字里找回对文学纯粹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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