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丝服务

托马斯·温茨洛瓦:三位俄罗斯诗人

托马斯•温茨洛瓦(Tomas Venclova),1937年生,立陶宛诗人,学者,翻译家。地下诗歌领军人物。1937年9月11日出生于波罗的海海滨小城克莱佩达。父亲是诗人,母亲有艺术天赋。1977年流亡美国。“布罗茨基圈”最后一位在世诗人。1977~1980 年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执教,1985 年在耶鲁大学获文学博士,并留校任教至今。


燃读


三位俄罗斯诗人


文|托马斯·温茨洛瓦

译|明迪



       维尔纽斯,这个见证过好时光的欧洲古城,在苏维埃时期变成一个昏睡的省城。现在很难想象那个年代了,有时候甚至连我也觉得难以置信。现实大环境已被宣告不复存在。世界由空洞组成:不仅仅是西方被铁幕围住,就连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也无法触及。尽管我们被努力灌输俄语——我们并非毫无理由地认为它对我们自己的语言和传统是一种打击——俄罗斯对我们来说仅仅是斯大林和红军的国家,那是一个可怕的、压迫性的、毫无意义的存在。几乎是二十世纪唯一的一位我们被允许甚至被要求阅读的俄罗斯诗人是马雅可夫斯基(虽然他在斯大林时代初期就自杀了,我们被告知他的错是个人软弱的结果,这当然很可耻,但却是可以原谅的)。出于偶然的原因,仔细阅读之后发现,马雅可夫斯基毕竟还不是那么糟糕;更重要的是,他的诗和文章提及到其他诗人,这些诗人显然绝非无趣,但却完全不被所知——叶赛宁,勃洛克,帕斯捷尔纳克等等。帕斯捷尔纳克,就我们所知,甚至是马雅可夫斯基的朋友:我们突然想看看他写了些什么,是个怎样的诗人。


       许多作家都同成千上万死于集中营或被处决的人们一起躺在无名墓地里,帕斯捷尔纳克还活着;他存在于可以触及范围之内的某一处,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别墅里,在那里他翻译莎士比亚,而且据说甚至还在继续写作。


       另一位伟大的诗人,阿赫玛托娃,也活着。虽然她已被正式宣布为人民的敌人,而且党的领导人之一曾公开称她为婊子,她仍然没有消失,我们的一些熟人甚至见到过她,尽管只是从远处。


       这两位所经历的历史沉重,当然无法与一位作家在西方所受到的压力相比较。几乎所有的朋友以及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的文学同代人都曾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丧生。他们自己出于种种原因逃脱了监狱,其中并非最不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局希望用他们做榜样,以制造惧怕或虚假的希望。但他们最亲密的朋友和亲戚都被关过监狱,有些人死在监狱里,两位诗人都有一种任何幸存者对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所感到的内疚。他们没有发表机会,被提及也只是被负面地提一下,但这与更大的不幸比起来并不那么重要。成长于俄罗斯知识界传统中,熟知欧洲,但他们却被完全隔绝于西方。在大约三十年的过程中,只有两个西方人访问过阿赫玛托娃(其中一个是以赛亚·柏林爵士,他与阿赫玛托娃的会晤为当局荒谬的指控提供了一个借口)。她和帕斯捷尔纳克都在十九世纪20年代之后与世界文学失去联系。总之,他们比萨特或贝克特笔下的人物更了解存在的荒谬。只有诗歌,绝对的自由和无畏,在局限中填充谐和与理性,抵制外部世界的单调和可预见性。在苏联,宗教被摧毁了,政治变成疯狂或僵死的仪式(这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诗歌担当起宗教和政治的角色。这对诗歌来说是非常危险的;阿赫玛托娃与帕斯捷尔纳克的伟大之处表现在他们的诗经受了这种考验。


       帕斯捷尔纳克因《日瓦戈医生》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我21岁。到那时为止我已经几乎读过他的所有诗,有许多已经会背诵。帕斯捷尔纳克与读者碎片式交谈中的速度和精准,他所用的隐喻之前所未有的新鲜,他处理世界与之所捕捉到的主题之间界限问题的综合能力,他对细节的密切关注(其中上帝无所不在):所有这一切都给我的青年时代以及后半生一种衡量诗歌价值的准确尺度。他的小说我那时候还无法读到,只有一本他的诗抄在到处流传。有一次我忘在学生食堂了,半小时之后才发现犯了大错,我跑回去问是否有人看见我用打字机打出的诗稿:这种放肆的说法在那种情况下是最可以被原谅的。一个女服务员给我拿来笔记本,开玩笑说:“你写的诗太好了。”


       帕斯捷尔纳克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所受到的迫害并非出人意料,然而,那时候第一次显示出来,那个国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加入大合唱,在会上或报纸上指控帕斯捷尔纳克,自豪地宣布没有读过他的作品但知道那些东西是令人厌恶的。我们四个人给帕斯捷尔纳克写了封信,表达我们对他诗歌的热爱——当然是寄到官方邮件系统之外的诗人那里。大约一年之后,我在帕斯捷尔纳克的Peredelkino郊外别墅里见到他,那是唯一的一次。记得那是一个明亮的雪天,一位穿着休闲西装、灰发但精神饱满的男子为我和我的同伴打开门:他让我们在别墅阳台上的一个木桌前坐下,然后长谈,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仿佛不是同我们,而是同他自己交谈,然而他漫不经心的目光还是注意到很多事情。他的话,尽管似乎缺乏秩序,一直围绕两个中心。首先,他说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迫使他不得不生活在一个不同尺度的世界里,报纸上说了他些什么,甚至是当局可能会对他做什么,这些都完全不重要。第二,人们错误地看待文学,把文学划分为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的,道德和非道德的,而实际上只有一个区分:一类为美文(belles lettres,又译为纯文学——译注),这一类可能聪明而有趣,如托马斯·曼,余下的一类是自主的文学,即完全独立的世界,如陀斯妥耶夫斯基或海明威的作品(当时他和我们一样,刚刚读到《丧钟为谁而鸣》,《老人与海》)。他把他自己的诗归类为“美文”,只有《日瓦戈医生》属于正宗文学,而这样说还带一些警觉。在这一点上我敢顶撞他,但不成功。他思维敏捷,富有朝气,离开别墅时,我对同伴说:“感谢上帝,他还可以活二十年。”六个月之后他死于癌症。


       我用立陶宛语翻译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一些诗,他去世后我想法发表了一些我的翻译,因为当局为整个事件感到羞愧,并试图把有关诺贝尔奖的丑闻压下去。立陶宛是当时苏联唯一的一个纪念这位诗人诞辰七十五周年的地方,尽管是以低调的方式。趁着这个特殊的、立陶宛的微气候,我们计划做一些更重要的事情:出版阿赫玛托娃诗歌全集。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得到遇见她的好运气,并且不止一次。国家正在发生一些变化。我知道阿赫玛托娃是唯一一个写过一本有关监狱和1937年大镇压的诗人——而且不是在事过多年之后,而是在当时,在事件的新鲜脚印中。这本书只保存在她的记忆中,以及她的几位忠实朋友的记忆中。这些材料比《日瓦戈医生》更具有爆炸性,总体上来说这是一本很纯粹的小说,有关俄罗斯知识分子哲学上的追寻。尽管如此,当这本名为《安魂曲》的书于1963年出现在西方时,当局们发现保持沉默是权宜之计,所以他们对阿赫玛托娃置之不理。


       对伟大诗人进行比较,大多数时候都无果而终。不过,我还是认为帕斯捷尔纳克并不是总能够控制他的才华,这使他的作品有时显得不均衡。而阿赫玛托娃相反,她总是在才华面前表现出谦虚,总是能驾驭才华。与帕斯捷尔纳克不同,她从没有偏爱先锋诗学。诗句的精准和清晰,节奏,语法和组成,在她看来是道德任务。严格来说,她采用的几乎是警句的形式,不可能让读者因表面上的新颖而感到目不暇接;这种形式无情地揭示出诗人的每一个弱点,无论是技术上的,情感上的或道德上的。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以语调上的绝对控制力,语言上的最高克制和完整性而达到震撼,这样的语调和语言可以说出那些基本上无法表达的事物。《安魂曲》比任何其它的书都更是如此。实际上,我当时只知道《安魂曲》中的几首诗,我想让阿赫玛托娃看到我的翻译有可能——虽然有一定的难度——在苏联发表。


       我曾被警告过,阿赫玛托娃被年轻诗人追逐,他们希望她赞美他们的诗。她准备好几个与他们交谈时可以使用的简单短语,比如“你已掌握了诗歌意象”或“你的诗押韵押得很好”,这一类的短语意味着所谈论的诗一无是处。只有当阿赫玛托娃说“这首诗有一种神秘感”才测试出她的兴趣。顺便说一句,索尔仁尼琴当时给她带去一些诗,她告诉他,“你的诗在某种程度上缺乏神秘”,对此他认为有必要这样回答:“您不觉得您的诗有点过分神秘吗?“阿赫玛托娃用一些常用短语称赞我的翻译,但我很幸运:她的朋友、语言学家伊万诺夫(现在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碰巧懂立陶宛语,告诉她这些翻译并不缺乏神秘感。之后,我可以多去探望她一下。“翻译我容易吗?”有一次她问道。“非常困难,”我绝对诚实地回答。“翻译帕斯捷尔纳克的时候,我允许自己有一些不准确和替代语,但对您,我几乎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维护诗句的结构。”她觉得她是值得这样对待的。


       起初,我与阿赫玛托娃交谈有些困难。她很风趣,也很锋利。她有一种高傲姿态,如果她认为对话者在讲废话就会不客气打断对方;或者她会对交谈中被提到的某些作者表示她的所谓“高贵的蔑视”。即使在外表上她也类似于一位女皇,比如凯瑟琳女皇,高大,动作慢,她远离青春,看上去足足有她的七十多岁年华。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她是多么孤独,绝望般地需要朋友:事实上,她当时被不少新一代男女包围着。在莫斯科她没有公寓,住在朋友那里,通常是在没有电梯的第五或第六层楼,然后她就几乎不离开了,像她那样有严重的心脏病,爬一次楼需要半小时或一小时。“诗人到了一定年龄必须小心。”她说。“不可以写糟糕的诗,因为每一首都有可能变成最后一首。”


       我同她谈到许多事情,包括西方文学,这在当时已开始更容易接触到了。她对福克纳感兴趣,对乔伊斯更感兴趣,他与她非常相异:她笑着说,她读《尤利西斯》读了五六遍才“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有一次她说:“听我这首诗,这是根据卡夫卡的《审判》主题而写的,尽管我写了一两年之后才读到卡夫卡。”然而,阿赫玛托娃拒绝新的西方诗歌,几乎无一例外;她说,它们完全由不可理喻的随意性所支撑。她去世前的两年,她才在大革命之后第一次被允许前往西方旅行:她去了威尼斯,罗马和西西里岛。当我问她如何喜欢意大利时,她回答说:“太晚了。”


       但也许我们谈到最多的是布罗茨基,一位正在流亡的年轻诗人,她有理由认为他是俄罗斯乃至世界诗歌最好的希望。我当时已知道这个名字。出于一种奇怪的巧合,我是在帕斯捷尔纳克去世的那天知道他的。当时,我们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个朋友和我坐在一个莫斯科地下艺术家的公寓里,我朋友大声朗读几首诗。我发现那些诗比较弱(布罗茨基自己后来称他的早期作品为“幼儿园”),但我清楚地感觉到,这些诗的作者是一个有魅力的人物,会比很多他同时代写得更好的诗人变得更为重要。第二天早晨,帕斯捷尔纳克去世的消息传遍莫斯科。布罗斯基是他的继承人,而且是整整一代人的继承人。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诗歌是一种罕见的现象:为了找到一个类似的才华星座,我想人们会记得十五世纪的佛罗伦萨艺术家群或十八世纪的维也纳作曲家群。到二十世纪下半叶时,这些诗人全军覆灭:布罗斯基被迫独自对付他的主要问题,而在这一点上他是成功的。正如他的一位朋友曾经说过,“布罗斯基的问题不在于他是最好的,而在于他是唯一的一个。”


       布罗茨基的诗开始抵达我这里,连同其他许多诗人的诗,而且越来越多,布罗斯基被控为社会寄生虫而被捕、而被流放到俄罗斯北部时,我已经记满了好几本笔记本。为了他的释放,阿赫玛托娃尽了一切所能。最后,由于西方大力帮助才得以实现,阿赫玛托娃去世的头一年,布罗斯基回到自己的小镇。阿赫玛托娃的葬礼之后,布罗斯基来到立陶宛,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忠实的朋友圈。立陶宛成为他热爱的国家之一,加上波兰和意大利。他与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比较复杂,用“爱”字不太合适。

 

       大约有30年的时间我一直写日记,我记录了几打(如果不是数以百计的话)与布罗斯基的交谈。也许到时候这些日记会成为一本书。这本书将始于我们第一次在维尔纽斯的会面,在那里布罗斯基为我们朗诵了他的诗。当时我在日记中写道:“他的声音惊人,比他的文本更惊人。听起来比较困难,毕竟不可能长时间地听一位天使或缪斯。”这本书很有可能会结束于纽约圣约翰大教堂的布罗斯基追悼会上,在那里我们听到同样的声音,从磁带上——那时已正在停止,渐渐远离我们。布罗茨基的声音在我们周围响彻了三十年,给我们这代人无以比拟的经历。


       布罗茨基比他的前辈也许享有更多的内心自由:为获得这样伟大的自由尺度,人们必须支付现金,也就是孤独。他竟然与他注定要在此诞生的那个帝国无法沟通,但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俄罗斯语言的帝国。他结合并继承发扬了俄罗斯诗歌的两大主要传统:阿赫玛托娃的严谨与先锋诗人的惊人创新,后者来自帕斯捷尔纳克。


       布罗斯基成熟于这样一个时代,二十世纪上半叶如此慷慨赋予我们的恐怖悲剧,正被破坏性的、无法逃避的荒谬所取而代之。以这种荒谬作为一个出发点,他能够在空洞之上建立起一个巨大的诗意大厦,从而恢复了俄罗斯文化的延续性——甚至是再一次并永久性地与世界文化接轨。在这方面,他无疑得到他的家乡圣彼得堡的帮助,圣彼得堡大概是东欧唯一的一个城市,那里的居民可以在西方面前不感到自卑。他接受威尼斯、罗马和纽约为自己的城市,这些城市欢迎他,但最终,他仍然是一个圣彼得堡本土人。


       我在纽约追忆这三位诗人,其中两位从未在此停留过,第三位在此度过了大部分有意识的生命。现在他们再一次聚集在多恩、奥登,普希金、巴拉丁斯基的周围。诗人活在被阅读、聆听、翻译的地方。


1996



往期回顾

托马斯·温茨洛瓦诗选读:他醒来,将宇宙注满,它既是沙漏也是沙
温茨洛瓦:茨维塔耶娃的《山之诗》《终结之诗》与《旧约》《新约》

      燃读    
诗歌之光,照亮突然醒来的人



本栏目精选

热门推荐

频道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