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t Reynolds ｜撰文

Muchun ｜翻译

景行 ｜审校

 eggriel ｜编辑

在多重意义上，中世纪修道士相当于如今的职业社交网站领英（Linkedln）的核心用户。他们虔诚，谙于自我提升，喜爱阅读以及分享其他早期基督徒鼓舞人心的故事，这些基督徒表现出对其所做之事的非凡承诺。譬如，临河而居的萨拉从不曾看向河流的方向，那是她忠于信仰的方式。詹姆斯在一场暴风雪中专注地祈祷，以至于深埋雪野之中，直到被邻居们挖掘出来。

但这些早期的信徒都不能像帕克缪（Pachomius）那样抵御分心。这位公元四世纪的修道士长期忍受游荡的恶魔侵扰，它们时而幻化为裸体女性，使住处的墙壁隆隆作响，还试图以出洋相的方式引他发笑。但帕克缪甚至不会看向它们所在的方向。对于早期基督教作家而言，如帕克缪一般的修道士树立了制心一处的典范，令其他修道士心向往之。这些制心一者是公元1000年间首批投身目标、奔忙和自我提升的人。

即便你们不受恶魔困扰，中世纪的修道士依然可以教导你许多关于分心的学问。我们对自我提升和效率的担忧似乎是外界带来的——那个被令人分神的科技所累的世界。但在1500多年前，修道士们也几乎以相同的方式被分心所折磨。他们困于工作和社会纽带的要求，抱怨新技术带来的分心，并找到了可以帮助他们高效生活的路径。将硅谷大师抛之脑后吧！难道早期的基督教修道士就是我们一直向往的生产力英雄吗？

杰米·克莱纳认为确是如此。她是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还写了一本题为《游移的心灵：中世纪修道士关于分心的启示》（The Wandering Mind: What Medieval Monks Tell Us About Distraction）的书，书中阐述了生活在公元300到900年之间的男性和女性修道士增强专注力的方法。修道士受到分心困扰很容易理解，克莱纳说道：“赌注不能再高了。”与其他人不同，修道士已将全部的生活、全部的自我投身于专注上帝的尝试。因为他们想要实现一心一意（single-mindnedness），却发现这十分困难，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写更多与分心相关的东西。

修道士们鼓励彼此专注于祈祷和学习的主要方式是分享那些极度专注的故事。有时，这些故事相当鼓舞人心，例如“石柱人”圣西默盎（Simeon the Stylite），居住在柱子的顶端却从不分心，甚至在脚受到严重感染时仍旧岿然不动。其他时期的故事乐于展现修道士的谦卑形象。

公元1000年间，拉丁文本《沙漠教父名言录》（Apophthegmata Patrum）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修道士因专注享有盛誉，他听说附近城镇有一个杂货商有更高的专注技艺。当去拜访这个杂货商时，他发现杂货商的商店所在的城镇上，人们不停地唱粗野下流的曲调，修道士都为此瞠目结舌。于是修道士问杂货商，怎么在如此下流的音乐中还能保持专注。杂货商回答道：“什么音乐？”他如此专注，以至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吟唱者。

这些故事让修道士们知道，保持专注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他们并不是专注机器，也会时而起身做别的事情。克莱纳说道：“坦诚也是一种理解，修道士真的擅长互相理解，理解彼此保持专注有多么困难。”摆脱分心绝非易事，我们不必为不能专注于崇高的目标感到羞愧。

克莱纳接着说道，“现代的谦卑文化并不总是如此宽容。”在那些在线自我帮助影响者的世界中，改变自身所处的世界取决于个人。任何人都可以成功，只要你有足够强的意愿。就像爱之岛的明星莫莉·梅·海格（Molly-Mae Hague）在《首席执行官日记》（Diary of a CEO）的播客栏目中所说的：“你只有这一次生命，你应决定如何度过这一生。”

然而，真实世界可能会成为你审视并调整生活的障碍。无论怎样竭尽全力想要让外面的世界不再聒噪，世界总有办法潜入并扰乱你的计划，今天的世界与一千年前的世界在这一点上并无不同。修道士弗朗奇居住在今天的埃及卢克索城附近的法老墓中，即便过着遁世的生活，他也无法避免分心。弗朗奇留下的一些陶瓷碎片表明，他与70多位同道者保持通信，满足那些祈求拥有牲畜和孩子的人的要求，向人们借书，并邀请一些人来做客。但有些时候，他只是记录下自己的愿望，不为任何人所知。

克莱纳说道：“修道士们关于分心的解决方式有些敏感，毕竟我们是社会性的存在，被周围的环境和资源所限制。”与我们一样，关于时间，修道士们也有互相抵牾的需求，他们不得不平衡对内在生命的献身和社会角色的扮演。修道士并不惧怕生活的双重性。弗朗奇是这方面的典型，我想他本人也会同意这一点。他知道，即使是一心一意的精神工作，有时也会与其他要求相抵触——“现实世界”不是他可以抛弃的东西。当时热衷于避世隐居的人，是那个时代备受社交媒体上夸赞的，但他们并不是唯一能够过上有意义、专注的生活的人。

早期的基督教徒也喜欢寻找得度光阴的方式。就像我们沉迷于科技产品的怪异套路，公元4世纪的神学家，希波的奥古斯丁希望能够知道使徒们生产高效的技巧。在《修道士的工作》（The Work of Monks）中，奥古斯丁惊异于保罗如何分配他的一天。奥古斯丁抱怨道，如果保罗记录下自己的生活惯例，修道士将得到一些有用的指引。其他的修道士也会写下他们的指引：6世纪的圣·本笃修道院教规（Rule of Saint Benedict）列出修道士应当遵守的严格惯例，其中包括对进食时间以及食物的建议，也包括了工作时长，以及如何在游历中保持生活惯例的建议。

克莱纳指出：“修道士应该真正地赞赏，今天的作家是多么喜欢关注其他作家的日程安排。”就像虚拟的工作团队可以让作家们确保彼此都紧随工作进度，这样的生活惯例也有更深层的目标。“一个修道士可以和其他修道士一起履行这些惯例。这样会有一种团队精神和相互支持，以促进惯例的落实。”如果某项任务的最后期限临近了，为什么不与能为你提供支持的朋友或同事共同分担这一任务？

当然，新技术也有威力，使得最好的生活惯例失效。一项奇怪的创新引发修道士的怀疑，并激发了他们的兴趣：手抄本。相较于储存书写的卷轴，其早期前身“抄本”提供了更优雅的组织文本的方式。由于它容易数页以及形似被子，一些修道士担心抄本会使得修道士从文本内容中分心。

但其他修道士却关注到这一新技术提升学习的潜在可能性。他们将自己的评论标注在手抄本的页面边缘，并标注出重要段落辅助记忆。克莱纳写道：“当现代关于分心的批评，建议我们阅读更多书籍，他们应将此归功于修道士的努力，是他们试图让科技成为更好地专注的高效伙伴。”新科技为我们提供了深入工作的方式，但前提是以正确的方式使用它们。

或许修道士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科技恐惧症（technophobes）患者。今天，抖音上的修女通过这一平台将世界带入修道院中。克莱纳想象，即便是早期的基督教献身者也会尝试社交媒体。毕竟，圣杰罗姆几乎发明了评注（subtweeting）的形式。克莱纳说道，“他在谈论事情时如此严苛，其他修道士担心他在议论他们。他总是会用针对某人表达不满或进行论辩。”

或许探索早期高效修道士的生活，可以让我们获得某些智慧，而不只是转向当代注重高效的圣者蒂姆·菲利斯（Tim Ferriss）。与我们一样，他们曾深陷自我怀疑，并从他人的生活中获得鼓舞。他们也曾互相指责，渴望获得最佳的工作惯例。但即便是最专注的修道士也知道，绝对的专注总是转瞬即逝。毕竟，他们也只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