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荐书学者

严　泉  刘　火  唐小兵  刘成晨

杨海亮  吴远鹏  吕文浩 宋雅沪 

张　弘  田少颖  孟钟捷  

阮　炜  周乃凌  

中国史

《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书》

严泉：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李怀印先生在《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一书中提出了很好的问题,“今天的中国究竟从何而来？其疆域构成、族群组合和政权形态是否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她到底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现代民族国家，抑或一个在疆域整合和政治认同方面依然面临重重危机的非常态国家？”作为一本关注宏观历史进程理论阐释的著作，本书亦有独到的见解，强调“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历史正当性”及其在“国际政治话语中的合法性”，就必须重新认识领土、人口、政府和主权这四个构成民族国家的基本因素。本书最大的特色是聚焦于地缘、财政和认同三个关键变项，重新认识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强调“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中国朝向一个现代主权国家转型的历史。这一历史的时间跨度和涵盖范围，远远超出了过去以革命或现代化为主叙事的历史书写。”

《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

刘火：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蒙元迅速崛起与疯狂扩张，是世界进入第二个千禧年后继“十字东征”为后最重要世界性事件。从某种角度讲（如扩张土地），蒙元的疯狂扩张远比“十字军东征”更为震撼世界。在西，欧洲人后称“黄祸”，在东，日本人称“蒙古袭来”或“元寇”。蒙元的崛起和扩张，给蒙古高原周边和东西的民族带来了惨痛的记忆，同时极大地改变了欧亚大陆的地理版图和政治版图。但也有学者认为，正是这扩张，东西间第一次实现了互通（法国史学家勒内·格鲁塞的《蒙古帝国史》即持这种观点）。就中国本身来讲，由公元前二世纪张骞凿空的西域到汉唐的丝绸之路，第一次在蒙元的统治下实现了真正的互通。或者说，蒙元的这种西征东讨，事实上开启并完成了第二个千禧年的第一次全球史。

葛兆光的《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正是从“蒙古袭来”讲起亚洲在这次全球史里的地位的一般态势。

按照欧洲中心主义的一般说辞，第一次全球史是从公元十五世纪后期的“大航海时代”即通俗说法“地理大发现”（Age  of  Discovery）开始的，如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就持这种观念。而葛兆光从“蒙古袭来”讲起时就指出：一、“蒙古袭来”可能和中国史有很深的关系，二、整个东亚（中国、朝鲜、日本）的“蒙古化”，三、即最重要是，葛兆光提出，“蒙古袭来”是否就是“世界史的开端”？这不是史学家的一个凭空设问，而是史学家从海样般的史料里掏金之后的总结：“蒙古时代确实可以算是‘世界’的开端，因为蒙古时代庞大的欧亚连成一片，不再‘东是东，西是西’”。

《亚洲史的研究方法》是一部之前不曾见过的“世界史里的亚洲史”和“亚洲史里的世界史”的力作。由于该着是以讲义的形式展开，因此每一讲都是独立话题（而最终逐渐形成一个庞大体系），这是极难得的史学品质和史学家的品质。

《转型时代与幽暗意识》

唐小兵：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

著名中国思想史研究名家张灏教授于2022年4月20日在美国加州去世，这本书是他生前在大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自选集，相对于2002年出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自选集内容丰富了很多。

张灏先生在这本书里系统而深入地讨论了轴心时代与人文传统、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五四与大革命、传统与现代化等思想史上的经典命题，他关于轴心时代的探幽发微、关于幽暗意识与忧患意识的对比性分析、关于从传统的士人到现代新式知识人的历史转型的得失利弊、关于近代中国思想的激进化与20世纪中国革命道路的分析，都特别有见地而深刻。

张灏先生的思想史写作是一种高密度写作，字字珠玑而有饱含他对于历史和时代的深思、关切，他将生命的体验、时代的感受高度浓缩在对中国思想史的探究之中，所提出的一些核心观念不仅仅是思想史上的经典命题，而且对于思考当代中国在面临世界风云变迁的当下究竟应该何去何从（比如张灏先生所倡导的低调民主和低调理想主义、指标型乌托邦主义等），也自有一番意味深长的意义。这本书附录的崔卫平、陈建华等学者对他的访谈，对于理解张灏先生学思历程和人间情怀更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叠变：鸦片、枪炮与文明进程中的中国（1840-1915）》

严泉：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史学大师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所写的审查报告尝言“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

其实不仅是古人之学说，对近代史的研究，亦是如此。在近代中国历史叙事过程中，闭关锁国、不平等条约、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等历史事件，无疑是今人关注历史变迁的关键词，同时也是引发各种争议的焦点问题，学界同人与社会舆论经常为此争论不休。对于历史的认识，除了要有史实、史论以外，独到的史识同样重要。虽然隔着历史的长河，今人无法回到过去，难以与前人寻求历史共鸣。然而，作为历史学家的马勇先生，依然秉持“了解之同情”的立场，新作《叠变：鸦片、枪炮与文明进程中的中国（1840-1915）》，重新审读近代中国的历史，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刘成晨：

重庆工商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推荐这本书，不是因为王笛教授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老师，也不是因为在澳门大学读书期间和他的些许“交流”，绝无“偏心”，而最初吸引我的是那种带着“秘密社会”、“秘密组织”等底蕴——袍哥，以及之前对“暴力”的一些关注，因而购买了这本书并阅读之。

我们都知道，书的主题放在政治社会学视域下也是合适的，乃至社会史也是可以的。地方性知识，从裴宜理的那本《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开始，就引发了我的注意，后我自己也曾在论文里（包括之前长期关注农民的抗性政治），运用起来分析了武汉的一桩出租车罢工（2018年时已发表）。我发现，“地方”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值得我们深度关切（包括《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也是激发了我们要注意这个维度，大别山毕竟有它自己的个性）。

因此本书也是基于川西的一起论述，而在其它区域里是没有“袍哥”的（这是川渝的“特产”）。这本书读起来并不难懂，也可从“叙事”与“言说”中看到结构、文化、个体的影响。然而，与社会学研究不同的是，一位做历史研究的学者，用“讲故事”的方式给我们展现了川西当初的“壮丽”情景，窥视了种种组织的形成与关系的交互，有血有肉地予以了呈现。“作者从一桩1939年的杀人案和一本尘封七十多年的报告出发，给我们勾勒出了1949年之前活跃于长江中上游的这个秘密社会组织。”且王笛老师的文笔独到、视野辽阔，分析入深。这“饱满、立体、生动的近代川西社会图景”，至少在我们这些做社会学的人眼中看来（仅代表自己），可谓津津有味。

《清末民初的思想与人物》

杨海亮：

独立学者

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读到杨琥先生的《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的前前后后》，心生好感，按图索骥，选购了这本论文集《清末民初的思想与人物》。

虽说时间跨度从“清末”到“民初”，但书中讨论的人物不多，也就章太炎、夏曾佑、严复、李大钊等几位。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却很好地反映了杨琥先生的研究课题及方法。特别是方法，让人受益。如，《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的前前后后》，杨琥先生明确提出“蔡元培出长北大并非孙中山‘支持’和‘指派’，继而剖析了蔡元培出长北大的内外之因。条分缕析，入情入理。且不说真相究竟如何，这种”辨析“法是可取的。

又如，《戊戌时期章太炎尊荀思想及其中西学术渊源》，主要采用”溯源“法，解决了章太炎”尊荀“思想形成的问题。再如，《〈新青年〉”通信“栏与五四时期的社会、文化互动》，选取的是杂志里”通信“栏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角度，以小见大，由此及彼，可谓在细节上下足了工夫。此外，还有”承前“法、”补缺“法等，于我而言，不无教益。

杨琥先生的治学，十分注重细节，指出”史学中的宏大叙事，只有在细节上真实可靠，才能传至久远“。这虽是多数人明白的道理，做起来却不容易。所以，我们经常见到，有的论文不拘”细节“，貌似不刊之论，实则不堪一击。

《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

吴远鹏：

独立学者

从篇幅上说，这是一本小书，但这本小书谈论的却都是大问题。诸如什么是“中国”，历代的“中国”疆域是如何变化的，民族变迁与融合是怎样产生的，以汉族文化为主干的文化如何与不断叠加进入的异族文化发生融合和变化，现代中国是怎样从古代中国逐渐形成的，这个包含了众多民族、复杂文化和庞大疆域的“中国”，在当下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当然，这样篇幅的一本小书，是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非常复杂的问题的，但是作为思想史大家葛兆光先生的思考和见解是非常值得重视和参考的。

葛兆光先生在书中强调，这个“中国”从秦汉一统王朝之后，尽管有种种分离与变化，但是始终存在。这是由于：

（一）尽管边缘常常变动，但中央区域却相对稳定，早已形成一个具有基本疆域和同一性政治、民族与文化的区域，也构成了一个历史世界。

（二）尽管有“征服王朝”或“异民族统治”时代（如南北朝、五代、蒙元与满清），异族文化不断地叠加进入，汉族为主的文化也不断地发生融合和变化，但是，以汉族文化为主干的文化传统，始终在这里延续，构成明确的文化认同与文化主流，因此它是一个文明体。

（三）无论哪一个王朝建立，它们都自认为“中国”，也把王朝的合法性纳入中国传统的观念世界（如五行，如正朔，如服色）。而二十四史、通鉴、十通等等汉文史籍，也反过来在文化上强化了这种连续性的国家观念。

（四）传统文化自我中心想象的“天下观念”与依靠礼仪衣冠维持的“朝贡体系”，也增强了中国君主、大臣、知识人、民众心目中的“中国”意识。这些话充分凸显了他“作为一个中国历史学者”的学术立场。或许也是受这个“中国历史学者”立场的限制，感觉还有些话没有说出来。

葛兆光先生在书中提出，“至少从宋代起，这个‘中国’既具有‘传统帝国式国家’的特色，又具有接近‘近代民族国家’的意味，它既像一个很现代的民族国家，又像一个很传统的文明共同体。”葛先生认为把传统帝国与现代国家区分为两个时代的理论，并不符合中国历史，也不符合中国的国家意识观念和国家生成历史，更不能理解现代中国有关疆域、民族和国家的种种现象。这是一个新创见，既促人深思，也引人遐想。

这本书如果与葛先生2017年出版的另一本《历史中国的内与外——有关“中国”与“外围”概念的再澄清》（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2月）一起阅读，就更能理解葛兆光先生的观点了。

《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

吕文浩：

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传统思想史著作主要依据思想的原创性来梳理思想史的发展线索，对思想家的思想论述最为重视，但对一种思想是否在实际历史发展中产生过作用则注意不多。王汎森教授探讨思想史和生活史的关系已经很多年，以往他多用“思想史和生活史的交界”为题讨论这个问题，但在这本书里他明确提出“思想就是生活的一种方式”、“生活是思想的一种方式”，将前者命为书名只是取其简便而已。

这里所谓的“思想”也不是我们过去理解的成体系的、原创性的“思想”，而是指广义的思想活动，是一切“思”之事物，是思想如微血管般遍布整个社会的现象。所谓“思想”固然离不开大思想家的原创性的贡献，但更值得重视的是将其通俗化或意识形态化的转手文本，因为它们才是直接与实际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的“思想史素材”。

本书实为一本论文集，包括十篇论文，但篇篇紧扣“思想的生活性”“生活的思想性”展开，结构上还是十分紧密的。作者从深入的专题研究中总结出全书论旨，同时亦为读者提供了若干可资取径的范本。以前有学者提出“让思想回归历史”，但选择什么样的素材，采取什么样的路径来“回归历史”，还未有深入的讨论，王汎森先生的这本书，既有理论探讨，又有实例示范，颇值得细心揣摩。

《什么是日常统治史》

吕文浩：

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这本书是侯旭东教授二十年来从事历史上的日常统治研究的理论结晶。并不是说有什么专属领地的“日常统治史”，这种研究只是一种新的观察历史的方式。所谓历史上的日常统治研究，针对的不限于普通人，还包括了统治者，甚至皇帝。日常≠生活，日常≠只属于普通人。它需要对所有人存在状态的追问，以及他们的存在如何构成了绵延不绝的过去的追问，结构便是在日常中形成与维持的惯例。

具体思路有四个方面：主位观察优先，辅以客位观察；顺时而观优先，辅以后见之明；日常视角；以人为中心的关系思维。其中最核心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关系思维，希望从对象-研究者固定化的、无意识的关系状态中解脱出来，发现新的研究空间。“日常统治史”受到人类学研究以及最近几十年来西方史学思潮的强烈影响，对20世纪初以来的新史学以及我们习惯的重大事件序列都有反思，希望能以一种新的观察视角发现更为多元的、更为贴近历史实际的研究空间。

《魏斐德上海三部曲》

杨海亮：

独立学者

因为想了解上海1949年以前的历史，无意中见到了这本《魏斐德上海三部曲》。魏斐德教授是美国历史学家，却研究过明亡清兴，研究过太平关国，还研究过毛泽东，后半生又钟情上海史研究。“上海三部曲”出自这样一位“痴迷”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应该是有一定分量的。

三部著作，前后相续，起于1927年，迄于1952年，比较合我最初的诉求。魏斐德教授对上海的政治跌宕和社会变迁，个人认为把握得比较客观，没有刻意夸大或隐瞒，也没有轻易褒扬或否定。书中史料也应该经得起考证与推敲，能为了解上海历史所用。如，书中谈到当时上海的妓女问题，提到长三（高级妓女）经常出入南京路和福州路的风格各异的茶楼，“外国人把这个地区称作上海的‘油水区’（Tenderloin）”。据注释，这一史料引自美国作家盖姆韦尔的《中国的门户：上海概貌》。Tenderloin，原指猪、牛等背上的里脊肉，美国人用之比喻城市中奢靡繁华、警察可以大捞油水的地方。手头恰好有玛丽·宁德·盖姆韦尔的《中国之门：上海图景》。书中称，“油水区（Tenderloin district）以南京路和福州路（Foochow Roads）为中心”，“这一区域的特质在于其茶馆的数量及特色”等。魏斐德教授在史料收集上所做的功课，由此可见一斑。

抛开别的不论，魏斐德教授的“上海三部曲”，可以说是上海史料的一次大编辑、大整理。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石。个人私意，魏斐德教授的“上海三部曲”，是功德无量的。

《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

宋雅沪：

长沙师范学院

两年前在《读书》上就读到了葛兆光关于《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的长篇书评，评价该著将科举研究从“制度史”推进到“文化史”，是海外科举研究三部标志性著作之一。印象深刻。

其实科举和书院是教育学和历史学两大学科的叠合领域，各有研究队伍在耕耘。就教育学而言主要是教育史领域，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素以科举研究为特色，中心原主任刘海峰教授因较早地为科举正名并持续地耕耘而被称为“刘科举”，该书出版后他也热心地推介。但揆之既有的历史学和教育学对科举研究可发现，虽制度梳理相对清晰，却对现代教育理解最有价值的文化史未见有突破性进展。教育史或许是受制于学科既有框架的“制度史”与“思想史”的二分，但历史学界“新史学”毕竟已经推进到文化史了。读罢此书，大概只能将本著的翻译理解为文化史研究的一部分。

人们对科举的关注动力主要来自现实。我也是基于此而关注到两点：

其一，科举对比高考。科举三级制与当下学校考试三级制表面相似，但从学理上却需要确切把握异同点——“考试社会”直接一脉相承，但下两级考试及其对社会运转的意义的差异明显不同，这在本书的第三章第二节和第五章有详尽论述。

其二，高考改革。“废除”高考这样激进存废的口号肯定不妥，但调整考试科目等技术问题的确亟需落实，这在第九章和第十一章等数章有精彩论述。

在阅读这些内容的过程中常有现实与历史的对照感浮现，而豁然开朗处令人禁不住拍案叫绝。至于应试焦虑和考试经济等散落在书中的其他亮点，值得读者们去发掘。

世界史

《创造现代世界：英国启蒙运动钩沉》

张弘：

资深媒体人

事实胜于雄辩——英国是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的发源地，也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这为本书的立论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在此前的研究中，启蒙运动的主角大都是法国，彼得·盖伊的研究以观念为中心，没有对不同国家启蒙运动的不同面相做出区分。本书钩沉英国启蒙运动，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英国启蒙运动起源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效果最好——正如书名所强调的那样，创造了现代世界。

按照本书的描述，英国启蒙运动开始于1689年，到19世纪20年代结束，覆盖了整个18世纪。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建立了包容性的政治制度，英国人获得了表达自由，与他们的法国同行相比，英国的启蒙哲人拥有更好的言论环境，他们不再担心因为思想和言论的传播而被捕、坐牢。在英国启蒙运动期间，英国经济高速发展，工业革命也于1850年代开始启动，印刷工业迅速崛起，英国人的识字率大大提高，这为英国启蒙哲人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他们可以不再依赖贵族的资助或者给贵族当家庭教师谋生。休谟、吉本、约翰逊等人通过写作拿到了丰厚的版税，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就此形成。

在思想和观念上，英国启蒙哲人批判蒙昧主义，让宗教理性化，他们高举科学的大旗，破除对宗教的迷信。他们批评专制和暴政，用法治捍卫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在已有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对于法国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颇有争论。与此不同的是，英国启蒙哲人从未想过推翻英国现有的制度，而是对此充满了感激。英国启蒙哲人没有主张推过革命推翻已有的政治秩序，即便是后来马克思主义学说兴起之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也摒弃了暴力革命，而是通过议会选举而成功执政。由此可见，建立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是多么重要。

《启蒙与书籍：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出版业》

张弘：

资深媒体人

罗伯特·达恩顿对法国启蒙运动期间图书出版的研究，已经成为法国大革命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相同，本书可谓英国启蒙运动研究的重要一环。

印刷工业在18世纪的迅猛发展，不仅造就了一批新的富人，也为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本书探讨了苏格兰启蒙哲人和书商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图书的传播过程，作者选取了115位苏格兰作家和他们的360部作品，运用数据以及这些作品出版时发生的故事，讲述了英国出版业对于启蒙思想传播的重要作用和贡献。例如，为了支付给大牌作者丰厚的版税，伦敦和爱丁堡的书商常常联手出版，减轻风险；都柏林的书商主要通过盗版来传播启蒙哲人的著作。一些英国人移民美国之后，也将英国启蒙哲人的著作通过盗版传播。

一些启蒙哲人通过写作名利双收，过上了优裕而由尊严的生活。一些书商通过出版苏格兰启蒙哲人的著作成为巨富，积累了惊人的资产。在这些现象的背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重要的前提，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后，最早把政治权力关进了笼子，这是本书所述现象的必备条件和发生前提。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极权和专制统治之下，思想和言论固然受到钳制，经济也很容易被既得利益集团所摧毁。

No Place for Russia:European Security Institutions Since 1989

田少颖：

冷战史学者

威廉﹒希尔（William H. Hill）现任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凯南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此前他曾在欧安组织中任派驻摩尔多瓦使团团长，多年在该地从事维和工作，促使俄军撤离，他对俄罗斯和西方关系、冷战后欧洲安全秩序演变有深入研究和第一手经验。在本书中，希尔指出，叶利钦时代的形势是仿佛西方最终能使俄罗斯融入。研究冷战结束后25年欧洲安全秩序变化才能理解为何这一设想未能成功。起初，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俄罗斯能民主化，一直支持其管控原苏联边缘地带的危机和冲突，但俄想搞势力范围，和欧洲一体化冲突，无法融入欧洲。1993年，叶利钦炮击国会和镇压车臣让东欧国家害怕，美国受东欧央求，从1994启动北约东扩，俄内部所有派别都反对。1999年，北约空袭塞尔维亚-黑山，使美俄十年伙伴关系结束。同期，欧盟东扩也不纳入俄罗斯。俄在靠油气资源经济有起色后，就以天然气为武器展开反击，西方仍不理，导致俄怨气冲天。

希尔研究的重点和特色是冷战后的安全秩序的构建。冷战后安全秩序由北约、欧盟、欧安组织三大机构塑造。南斯拉夫解体时爆发内战，让欧洲出现战争；苏联解体，欧洲边缘地带出现武装冲突。这时，欧共体想管南斯拉夫内战，搞了三年却不成功，还是美国借北约平台对塞尔维亚进行空袭，迫使米洛舍维奇接受代顿协议。北约也借机从防御联盟变为集体安全组织。欧安会只能搞调查团、派观察员、提供谈判地点，欧盟和欧安组织在军事安全上都难以依靠。南斯拉夫内战对欧洲安全秩序影响大于苏联解体，它促使欧洲三大机构快速转变。欧安组织虽然软弱，但涵盖全面，能提供军事互信、军事透明度、军控、危机预防与管控的全面标准和平台，且标准很高，俄罗斯做不到按这样的标准以迁就小国方式当大国，这不符合其传统和既定方针。北约打击塞尔维亚，又搞东扩，给了俄反击理由。普京上台后开始选择性与西方合作了几年，在出兵打击格鲁吉亚后，正式和西方分手。

希尔指出，2002年北约第二轮东扩完成后，北约从集体防御组织变成欧洲主导性安全机构、条约性组织，却没有俄罗斯的位置，和俄罗斯的关系只是政治承诺。东扩推动者忽视了俄罗斯的感受这一重大问题。东扩推动者要借此巩固中东欧国家新生民主制，实现康德式民主和平，实际上它不利于俄罗斯转型，不利于俄的民主化。普京在2008年打败格鲁吉亚后，开始针对乌克兰，乌克兰危机愈演愈烈。俄要求建立限制西方扩张，允许自己维持势力范围的欧洲集体安全体系。2008年经济危机导致美欧受到打击沉重，俄恢复得快，开始鄙视西方，并大力用G20压制G8，推动金砖国家集团建立机构，鼓吹建立集安组织和欧亚联盟，抵抗北约和欧盟压力。

总之，北约、欧盟或明或暗不纳入俄罗斯，俄因疑虑而反制双东扩，这是冷战后欧洲安全秩序的症结。欧盟、北约都官僚化严重，主事者从未考虑让乌克兰既和欧盟又和欧亚联盟合作，搞成了零和游戏。俄维护自身在地区内的利益没错，但方式不对，仍沉迷势力范围思想。俄自身的问题是认识不到西方对价值观的重视和珍视，认为西方强调价值观或包藏祸心，或多管闲事，认识不到虐待邻国会冒犯西方。双东扩使北约、欧盟到俄家门口监督俄举动，冲突在所难免。

Collapse: The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 

田少颖：

冷战史学者

在这部费时三十年才撰述完成的大著当中，祖博克（Zubok）利用汗牛充栋的档案和对上千人物的访谈，全景复现了苏联解体过程：戈尔巴乔夫带有重大弊端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开启；叶利钦利用俄罗斯政治舞台摧垮苏联中央的夺权冲撞；波罗的海三小国表面支持改革，实际利用其推进民族独立；克格勃头子克留奇科夫利用戈尔巴乔夫对情报部门的信任暗中策划阴谋；叶利钦推动乌克兰率先脱离苏联从而让其背上搞垮联盟罪名；苏联各种政治力量都眼望美国政府和学界寻找改革出路、维系苏联或者是寻求本国独立以搞垮苏联；美国深度介入苏联解体过程，一方面试图维系联盟，另一方面掠食苏联衰弱带来的各种利益。从这部重头学术著作当中，世人可以看到戈尔巴乔夫一直努力维系苏联，真正搞垮苏联的是叶利钦。

萦绕在祖博克心头几十年的核心问题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通过本书的研究，他就此进行了深入挖掘和探讨，还廓清了一些流行说法。首先，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和财政危机。苏联的经济体制未必会垮掉，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与改革方式是关键。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激发了反体制力量大爆发，导致联盟解体，并非民族主义运动掀翻了苏联。其次，苏联军工开支占比从未超过GDP的15%，苏联经济不是被军事负担压垮。再者，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搞加速战略和反酗酒运动加重了国家经济危机，从1987年初，他带领苏联转向激进改革，但在企业产权归属上仍含混困惑。社会主义企业法推出后，放权改革未落实，反而使企业经理吞没利润，不进行大众产品生产。改革破坏了苏联财政稳定性，而这是苏联政治经济统一的基础。

在解决了归因问题后，相伴的是归责问题。祖博克的新著延续了其以往文章和著作对戈尔巴乔夫的批评，他指出戈尔巴乔夫对苏联解体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他的改革思想是错的，他想让自己成为新的列宁，而未曾吸取俄国历史上亚历山大沙皇、维特、斯托雷平改革的经验教训。在改革过程当中，他的方略是错的，经常犹豫不决，避免做决策，推责给其他人，最后导致改革失控。对于叶利钦在苏联解体过程中的作为，祖博克在平静的叙事中复现了叶利钦如何自视为列宁，视戈尔巴乔夫为克伦斯基，他及助手们如何挖空心思掏空苏联国家根基，如何紧紧抓住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乞求其扶助俄罗斯独立，幻想俄一旦独立就能迅速迈入西方发达国家行列。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分别是俄罗斯政客性格的两个典型。

在本书结论中，祖博克奉劝世人不要把苏联解体这个大事件淹没在冷战终结、去殖民化、自由资本主义秩序全球化这种叙事里，而要从当中吸收经验教训。谁也想不到30年来是中国得到投资崛起，东欧、波罗的海三小国也得到投资发展了，只有俄罗斯和乌克兰一直在互相竞争。西方叙事中胜利论色彩太强，西方国家觉得后苏联空间太大、又落后又混乱，就撒手不管了，结果现在动摇整个自由国际秩序的是俄乌争斗。他还认为在俄罗斯、乌克兰都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在作祟，民粹主义在美国和东欧都已出现，自由国际秩序受到极大冲击。总之，冷战后的历史并不是民主自由的胜利史。

然而，祖博克此书有重要的预设未曾解答，第一，苏联能否改革，第二，苏联能否存续。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苏联能改革的必要条件是人民有改革的欲望和能力，这在本书中难以找到证据，苏联百姓经历七十余年的国家管控，丧失了经营欲望和能力，而有发财欲望的团干部、红色经理们是不会推行利于人民的改革的。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苏联是个帝国，国家结构极为复杂，民族之间矛盾深刻，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没有维系苏联的强烈意愿，这就使苏联不具有继续维系的必要条件。帝国解体符合历史潮流。祖博克本书却是在这两个假设的基础上对苏联解体的哀叹，这损害了本书在史识上的通透性。

《德意志贵族：一个群体的生活历史与命运》

孟钟捷：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 教授

贵族是欧洲历史上引人关注的群体。但有关德意志贵族的研究，在国内史学界并不多见。这一方面是德意志历史纷繁复杂、贵族等级五花八门所致，另一方面则与中国研究者能够接触到的史料有限相关。十几年前，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名誉会长邢来顺教授曾出版《德国贵族文化史》一书，初步帮助中国读者认识了贵族这一群体。青年翻译家陆大鹏的这本书则进一步地为我们打开了这扇神秘之门。

陆大鹏是近年来国内世界史引进著作翻译领域内的佼佼者，尤其在欧洲中世纪、近现代史方面已有多部译著推出。在此基础上，他撰写了自己的第一本学术著作。该书视野宏阔，在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清晰梳理了贵族这一社会阶层的历时性变迁，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变化。数十个家族兴衰，如数家珍。作者在一些领域显示了极好的史学素养，如关于“Prinz”一词究竟翻译为“亲王”还是“公子”，言之凿凿，很有说服力。更难能可贵的是，这部极具学术意义的专著并不难读。书中文字流畅，妙语迭出，故事精彩，点评精到。

《从过去通向未来：联邦德国的重负与抉择》

孟钟捷：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 教授

历史学是一门有关过去的学问。但在时间意识上，它却不断地把过去、当下与未来联系在一起。每一种“过去”只有在“当下”的关照中，面向“未来”的道路才会明晰。1945年以来联邦德国史学界处理纳粹主义及二战历史的复杂进程，正是一种明证。范丁梁博士毕业于德国特里尔大学，长期从事20世纪德国史学史研究。这本专著是她多年前的博士论文，聚焦于联邦德国政界与学界在有关纳粹主义与二战历史的知识生产机制等方面的历时性变化、投入、争议、妥协和共识。

“克服过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是一种颇为复杂的历史态度。它并非指向“漠视”“掩盖”“否认”等消极化的历史观，而是指在过去、当下与未来的三维时间叙事中，如何找到一种妥帖的方式，让历史认知、身份认同与政治立场之间形成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当然，从联邦德国的历史来看，这种探索始终面临着各式挑战，有尝试、转折与突破，也有排斥、争论和反复。这一点恰好表明，纳粹主义与二战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但依旧没有落入“记忆的深渊”，而是成为不断挑动当代德国人的触发器。

《时间与权力》

孟钟捷：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 教授

历史学是有关时间的科学。展示历史人物的时间感，似乎不是一件难事。但在澳大利亚著名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的笔下，德意志历史上的四位重要领导者——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大王、俾斯麦和希特勒——却显示了时间在物理属性之外的复杂特点：它成为了现代性体制的组成部分，表现为某种权力的投射，是不同主体用来塑造自己历史形象的工具。进一步来看，这四位德意志领导者的个案之间却并非此前常说的“德意志特殊道路”或者“普鲁士历史延续性”那样所描述的线性发展。它们彼此之间有重合性，特别是显示出历史发展的各种不确定性。当然，这种深刻的历史观察与反思，并未造成该书难以卒读。事实上，这本书有着各种让人兴趣盎然的细节，值得人们品味一番。

《方便处：盥洗室的历史》

刘火：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这是一部讲茅厕（读作MAOSHI）历史的小册子。

虽然，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便溺处已经被提到市政建设的层面，但直到十七世纪，便溺处仍然十分的简陋。一个引领欧洲时尚的国家法国，奥尔良公爵夫人（1652-1722）在枫丹白露城堡度假时，房子里便没有马桶。至于十七十八世纪，在巴黎，人们在街上随地大小便，而且“遍地屎尿”，这并不被看作是不文明。但是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因此，这书专门一节的小标题叫《巴黎那些该死的粪便》。

于是书中写道：主人公台上惬意地小便时，一个老妇从上面的窗户倒便壶，高声叫道：“当心尿！”结果淋了亚菲特一头，他唱道：“当心尿！上帝啊！全是垃圾！/这事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这条老母狗，走狗，女魔，/你浇了我一头可憎的黄汤，你这冢中枯骨…。”

我以为：便壶与饭碗一样的重要，厕所与太和殿一样的重要。

于是从十九世纪开始，欧洲在如厕方便费尽力气。十九世纪中期，包括巴黎、马赛、里昂等大城市，如厕不仅有了法令，而新的厕所雨后春笋般地修建了起来。如厕成为欧洲文明与东方文明在近代的一个重要分界线。或者说，中国很早之前，至迟在明代如厕有了很大的改进（这从晚明的《金瓶梅》中可以得知。当然，这些都是私家厕所）。但中国的厕所在近现代落伍了。

据说政府几年前号召：要进行厕所革命。此言极是。

《历史研究》

阮炜：

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

八十年代初，刚刚毕业教书，汤因比的名字如雷贯耳，我的几个思想活跃的老师总是提到他和他的理论。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还非常穷，但老师们就以他的理论为依据，总是拿中国和欧洲、美国、日本、印度相比较，认为中国最终会崛起。这对我影响非常大，可以说决定了我的学术道路。但汤因比预言的时间不是在七八十年代，而是更早。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汤因比就预言，人类最后将统一，而统一的主导力量是中国，因为中国文明跟西方不同，有世界精神，即天下一家的情怀，有人道主义的品质，有合理主义与和平主义的性格，更有人类历史上最成功、最悠久的政治统一。

在汤因比那里，历史研究不是以国家或民族为单位，而是以文明为单位，我们眼界因此大大拓宽了。他认为，五千多年来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1个文明；文明像生命体，有兴衰起落，有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等；文明与文明之间会有亲体和子体关系，如古希腊罗马是埃及和两河文明的子体或延伸，日本是中国文明的子体或延伸；文明间有挑战也有应战，不能应对挑战的衰落了，成功应对挑战的生机勃勃，历史就在文明的挑战-应战中前进。

有了这套理论，我们对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大事，包括中国为什么衰落后很快又崛起了，就容易理解了。

 Central Asia: A New History from the Imperial Conquests to the Present 

周乃凌：

资深媒体人

十九世纪末，亚洲腹地曾一度被视为是地理主宰世界的枢纽。英俄明争暗斗的角逐成了地缘政治脍炙人口的话题。苏联时期中亚几乎与世隔绝，直到在1990年苏联解体，中亚五国才重新进入全球视野。一时之间，这方面的书籍极为缺乏。浪漫想象及现实利益交错下，知识生产线上推出的主要是游记夹杂议论的速成品，事实与虚构混杂，初级错误比比皆是。

美国卡尔顿大学的巴基斯坦裔历史教授卡里德出版的中亚史是一部合乎学术规范的著作，以“新通史”定名标志着重社会文化发展，有别于传统的政治军事历史。作者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求学期间，正值苏联解体前后一些档案公开，引起他钻研中亚的兴趣。切入点是乌孜别克斯坦，该国的萨马尔干、布哈拉、西瓦是文化名城，十九世纪以来兴起的塔什干是俄罗斯帝国统治中亚的政治中心，以此为坐标，理顺其他四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克曼斯坦的各自特色。他运用的史料包括多种中亚土耳其语系语文，填补了外界对这方面知识的欠缺。

既然定位在新通史，卡里德着重十九世纪俄罗斯把中亚纳入版图后带来的现代化；印刷出版、铁路交通的发展给中亚传统社会带来冲击。改良派的知识份子受到俄帝国欧洲部分穆斯林思潮澎湃的启发，加入反思伊斯兰如何适应现代世界的宏大命题。作者依靠他个人对伊斯兰社会秩序的了解，努力把这个知识份子带头的运动放在非西方世界历经的共同经验中加以叙述，反映出近年兴起的“后殖民学”的影响，但却脱不出西方语境的局限，诸如在与传统势力碰撞中选边站，推崇进步”理性“的改良派，对其缺乏群众基础及依靠外国势力却避重就轻。

这本书的硬伤在于仓促地把新疆纳入中亚五国一并处理。卡里德坦承不是中国学专家，自曝其短是出版社指定的“命题作文”，不得不硬着头皮大量依赖二手材料充数，无可避免的犯上“近因效应”(recencybias)，反复把国际上自2012年起大规模炒作的新闻作为中国历来治理新疆的政策脉络。

中亚地处多文化接触碰撞交错点，受到俄罗斯、中国、英帝国、伊斯兰世界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范围广大，难免顾此失彼。从中国向西望的视角容易忽略来自西亚及俄罗斯政治、思想、宗教、社会、经济等因素。卡里德的“中亚史”定位在大学本科的教科书。非英语国家的出版商相继购得翻译权，包括台北的时报出版社获得繁体字的翻译权。该书势必在塑造世人的中亚观有相当的影响力，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