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开始形成，在20世纪20年代末，现代沙特和伊朗国家初具雏形。沙特王国是较早与伊朗发展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国家。1926年4月，伊朗巴列维王朝诞生，礼萨汗加冕为伊朗国王。同年6月，沙特王国的开国君主伊本·沙特邀请礼萨汗参加伊斯兰大会，这被视为沙特与伊朗的首次外交接触。1934年，两国因为巴林的地位问题产生争端，伊朗以巴林在1602年至1782年曾被波斯帝国统治为由，试图合并巴林，并向巴林地区的阿拉伯人授予伊朗国籍，此举遭到沙特王国反对。在英国的调停下，两国暂时搁置争议。

1941年，巴列维继任伊朗国王，两国外交关系进入新阶段。基于实力和理性外交的考量，两国逐步拓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合作。冷战时期，苏联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竞争逐渐白热化，苏联支持各国民族主义运动推翻君主制，反对殖民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在此起彼伏的革命运动中，埃及、伊拉克、也门等国国王们的王冠纷纷落地，这种局势，使沙特与伊朗这两个君主国感到抱团取暖的必要性。1955年8月，巴列维国王邀请沙特国王访问伊朗，两位国王就政治、经济与安全问题进行磋商，一致同意倒向西方阵营。20世纪60年代，沙特与伊朗在经济领域的关系也逐步升温，两国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俗称“欧佩克”（OPEC）的重要发起国，两国在石油产能、石油定价和石油工业等问题上取得了一定共识。但两国的外交关系中依旧存在不和谐因素。1943年12月，一名伊朗朝觐者因向麦加天房投掷秽物，被沙特逮捕并处死。伊朗对沙特政府的举措表示不满，1944年两国宣布断交。在当年的朝觐季，伊朗政府下令禁止伊朗国民前往麦加朝觐。这是沙特与伊朗外交史上的第一次断交风波。但由于事件起因是伊朗公民的个人行为，两国关系很快修复，1947年初，沙特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除此之外，海湾地区阿拉伯诸酋长国的地位问题仍是沙特与伊朗悬而未决的问题。1957年11月，伊朗再次向巴林提出主权要求，试图将巴林兼并成为伊朗的第十四个省。沙特强调巴林位于阿拉伯半岛的大陆架上，是阿拉伯半岛的自然延伸，此外，巴林人是阿拉伯人，不具备波斯民族属性。沙特在巴林问题上与伊朗采取针锋相对的立场，加剧了二者的紧张局势，1958年，伊拉克王国被左派军官组织推翻后，两国暂时搁置了巴林问题上的争议。

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后，巴列维王朝在伊朗的统治终结，由什叶派教士领导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为伊朗的合法政府。受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和国际局势的影响，伊朗对沙特外交政策进行迅速调整。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在与美国关系破裂后，正式号召对外发动伊斯兰革命，其主要敌对目标就是以沙特为首的、采取亲美立场的海湾君主国。1979年11月，沙特相继发生麦加禁寺事件和东部什叶派民众运动。沙特与伊朗的外交对抗在两伊战争中达到顶点。

霍梅尼

两伊战争中，沙特事实上支持伊拉克，引发了伊朗的不满。1984年，沙伊两国爆发小规模冲突。压垮两国外交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是1987年7月31日的朝觐冲突。1987年，伊朗朝圣者在麦加进行政治示威，打出反对伊拉克、反对美国的政治标语。随后，示威者与沙特官方发生激烈冲突，造成402人死亡，649人受伤。双方均强烈谴责对方，由于1987年的朝觐冲突，沙特将伊朗的朝觐人数下调至4.5万人，远远低于伊朗坚持要求的15万人，作为抗议，霍梅尼宣布抵制当年的朝觐，并指责沙特妨碍穆斯林履行朝圣的基本义务，其言外之意是沙特政府丧失了作为伊斯兰政府的合法性。1988年4月26日，沙特宣布与伊朗断交。

1989年6月3日，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去世，伊朗外交政策逐渐由激进转向务实。在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后，沙特和伊朗将彼此视为实现海湾地区安全稳定的重要伙伴。1991年3月19日，沙特宣布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两国关系整体由对抗走向缓和，但沙特和伊朗在宗教、民族、国际影响力和领土主权问题上仍存在分歧，这为21世纪两国曲折的外交关系发展埋下隐患。

21世纪初，911事件和随后美国单边发动的反恐战争加剧了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脆弱性，特别是2011年爆发的中东剧变彻底改变了地区力量对比，伊朗和沙特围绕着填补权力真空展开一系列地区博弈，令双方分歧加剧。伊朗与沙特在也门内战、叙利亚战场上展开激烈博弈的同时，在舆论上也毫不相让。2016年1月2日，沙特内政部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处死什叶派教士尼姆尔。当晚夜间，伊朗示威者冲击沙特驻德黑兰大使馆。3日晚，沙特外交大臣以此为由宣布断交。这是沙特与伊朗第三次断交，有学者评价这次外交危机是两国自1979年以来最接近战争临界点的一次。

回顾沙特与伊朗近百年的外交历程，我们会发现，民族、宗教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那么，这些症结有着哪些历史根源？

许多人认为波斯人与阿拉伯人都信仰伊斯兰教，将二者混为一谈，或者很难说出二者之间的区别。实际上，阿拉伯民族和波斯民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二者在族源上相差甚远。阿拉伯人发源于阿拉伯半岛，是闪米特人的一支，与犹太人是近亲。而波斯人是雅利安人的一支，公元前10世纪初期，从中亚地区进入伊朗高原，后扩散到西南腹地的法尔西地区。从语言学的角度看，阿拉伯语属于闪含语系闪语族，而波斯语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

在波斯人已经建立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前550-前330）时，阿拉伯人的社会结构还较为原始，以游牧经济为基础的部落是阿拉伯半岛上较为常见的社会单位，阿拉伯部落分散，实力弱小。这一时期，阿拉伯人臣服于波斯帝国，波斯帝国的皇帝冈比西斯，在公元前525年出征埃及时，途经北部阿拉比亚（今叙利亚一带），并与当地阿拉伯人结盟。希罗多德认为：“阿拉伯人从来没有被波斯征服过。”结合考古材料看，阿拉伯人有可能选择称臣纳贡，避免了兵戎相见。在波斯帝国首都波斯波利斯的遗址废墟中，还可以找到阿拉伯人牵着单峰驼向波斯君主进贡的浮雕。波斯帝国对阿拉伯人的征服与统治在萨珊王朝时期达到巅峰。阿拉伯半岛东部地区作为帝国的一部分，并入版图。萨珊王朝在阿拉伯半岛南部，今也门地区派驻总督统治阿拉伯人。萨珊王朝与罗马帝国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争使夹在两者之间的阿拉伯人苦不堪言。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后，通过宣教和武力征服的手段实现了阿拉伯半岛的统一。在伊斯兰的旗帜下，穆罕默德继任者们开始了对外部世界的征服。

公元637年，阿拉伯军队在统帅赛义德的指挥下，在伊拉克西南部的卡迪西亚（Qadisiyya），与波斯帝国首相鲁斯特姆一决雌雄。阿拉伯人在取得卡迪西亚战役的胜利后，接连攻克波斯首都泰西封、历史名城尼尼微和波斯帝国的故都波斯波利斯。到了公元654年，波斯帝国全境几乎被阿拉伯人征服。在武力征服波斯人的同时，阿拉伯人将伊斯兰教传入波斯，成为穆斯林可以享受税收和地位上的改变。伊斯兰教的传入使波斯文化开始了伊斯兰转向，形成波斯-伊斯兰文化的特点。

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信仰差异使两个民族的关系复杂化。逊尼派和什叶派在信仰和教义方面存在不同，这种分歧起源于两派之间的政治冲突。穆罕默德去世后，在谁有资格继承先知衣钵的问题上，穆斯林内部产生了争论。

逊尼派坚持舒拉原则，即哈里发应该由全体穆斯林推举产生，德高望重者居之。这种思想是阿拉伯部落原始民主制的遗存。什叶派的阿拉伯语字面意思是“派别”，特指支持阿里（Ali）的穆斯林派别。什叶派认为阿里本人与先知的特殊关系，决定了阿里最有资格继承哈里发的职位。阿里是穆罕默德的堂弟，且是他的女婿。在“亲上加亲”之余，由于穆罕默德没有男性后裔，而阿里与法蒂玛生下了男性继承人哈桑和侯赛因，因此阿里一脉是最有法理正统性的圣裔。

逊尼派与什叶派分布示意图。制图/地球知识局

这两个集团在诞生之初，还只是政见相左的政治派别，随着矛盾升级，双方选择用武力解决分歧。在阿里遇刺、卡尔巴拉战役后，倭马亚王朝建立统治，并将逊尼派立为国教，什叶派暂时转入地下。什叶派将发展史上经受的挫折与苦难作为教义的一部分，不断强化这种受害者角色。比如什叶派独特的节日“阿舒拉节”，就是为了纪念阿里之子侯赛因之死，教士们通过表演宗教戏剧、唱经、集会等方式，加强信众的宗教认同。什叶派中强调苦难、反对压迫、不满目现状、渴望出现伊玛目救赎信众的思想契合了社会底层民众，被压迫民族的心理情绪。波斯民族对现状的不满，和渴望救赎自身命运的心态使他们更易于成为什叶派信徒。而信仰逊尼派的阿拉伯人统治者，在什叶派的眼中就成了暴政和不义的代言人。什叶派的教义和逊尼派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时代的表现也不尽相同。在中世纪，宗教信仰发挥着凝聚人心、动员民众的作用，一些伊朗精英分子利用什叶派信仰，从典籍中寻找反抗异族统治的合法性。民族、政治和阶级纷争诉诸于宗教，而宗教上的冲突却使这些问题更为复杂化。

747年，出身于穆罕默德叔父阿巴斯支系的阿拉伯人，艾布勒·阿巴斯许诺给波斯人平等地位，鼓动他们反对倭马亚王朝。波斯人率先在伊朗地区反抗。750年，阿巴斯王朝建立后，波斯人的政治地位有所提升，有资格进入帝国的政府中担任官职。甚至有部分波斯人成为阿拉伯帝国中的世家大族，但这些大臣的升迁荣辱依旧取决于阿拉伯哈里发的利益。伯尔麦克家族的兴衰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叶哈雅·伯尔麦克是阿巴斯王朝哈里发哈伦的老师，哈伦对这个波斯人十分尊重，称其为“父亲”，他委任叶哈雅为“维齐尔”（宰相），授予其无限的权力，伯尔麦克家族实际上是阿拉伯帝国的统治者。在哈伦统治晚期，他意识到波斯人的势力过大，便毫不留情地处死了伯尔麦克家族的主要成员，肃清波斯人在政治上的影响。

阿拉伯帝国时期，波斯人政治力量薄弱的现状促使他们对阿拉伯人的抗争，由政治领域转向文化领域。在“舒欧比亚”思潮中，波斯知识分子号召利用母语而非阿拉伯语创作诗歌散文，以此保留波斯语在形成波斯民族认同感中的作用。他们重视搜集整理伊斯兰教传入伊朗之前的文化典籍，如著名的波斯史诗《列王纪》。一些学者在分析该时期波斯文学作品后，指出波斯人借诗歌散文的形式表达了对阿拉伯人征服的不满，认为这是野蛮对文明的胜利。

近代以来，部分伊朗民族主义者认为阿拉伯人的征服令波斯一蹶不振，是导致波斯民族现代不幸命运的根本原因。部分极端波斯民族主义者甚至主张剔除阿拉伯语对波斯语的影响，从而实现净化波斯语的目的。伊朗巴列维国王就极为推崇古代波斯帝国的君主们，利用历史传统为现实王权政治赋予合法性。1971年，巴列维国王在纪念居鲁士大帝登基2500年的庆典活动中致辞：“请安息吧！居鲁士大帝！我们已经觉醒，并将永远保持清醒。”波斯帝国的荣耀历史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的同时，也是一种沉重的历史负担。帝国的荣耀与覆灭使现代伊朗人更在意波斯人与阿拉伯人的斗争历史，通过排斥阿拉伯文化，强化对本民族认同。这种落差心理对阿拉伯-波斯关系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历史上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关系不能简单被定义为冲突和隔阂。尽管政治上存在矛盾，但在两民族之间，交融和发展的趋势始终是历史的主流。阿拉伯和波斯两个民族很早就实现了通婚，根据史诗《列王纪》，雅利安国王法理东曾为他的三个儿子和也门国王的三位公主定下婚姻、三位王子远赴也门成婚，并将妻子们娶回伊朗。民间传说虽是虚构，但也侧面印证了两个民族间早已存在联姻。阿拉伯帝国建立后，阿拉伯统治者逐渐采取萨珊波斯式政治体制，哈里发制吸取了波斯帝制的特色。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合力将伊斯兰文明推向了新的高度，这种交融和发展是两个民族之间互动关系的主流。

沙特与伊朗之间的外交纠葛是历史因素和现实政治相互交织产生的，但绝非是两个民族之间交往方式的全部，甚至不是主流。历史上的恩怨虽对两国关系正常化有影响，但民族间的和解、文明间的包容互鉴推动了沙伊复交，这种东方智慧也在解决中东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在复杂的中东局势下促成沙伊两国在北京的对话，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可谓具有历史性意义，也将翻开沙伊关系新的一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沙伊开展对话并达成协议，为地区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分歧、实现睦邻友好树立了典范，有利于地区国家摆脱外部干涉，把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发言人强调，中国始终认为中东的未来应当掌握在中东国家手中，始终支持中东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支持中东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共同促进地区长治久安。中国愿做中东安全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繁荣的合作者、团结自强的推动者。中国将继续为实现中东和平安宁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建议，发挥中国负责任大国作用。

参考文献：

（美）菲利普·希提著，《阿拉伯通史》（上），马坚译，北京，新世纪出版社2015年版。

（伊朗）霍昌·纳哈万迪，（法）伊夫·博马提著，《伊朗四千年》，安宁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

曾克江、黄培昭、任皓宇：《中东地区欢迎沙伊北京对话成果—— 赞赏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人民日报，2023年3月17日第016版，国际版。

吕海军：《伊朗的文化结构与民族复兴思潮演进》，《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5期。

王光远著，《沙特与伊朗关系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8年版。

“外交部发言人就沙特和伊朗北京对话答记者问”，《 人民日报 》 2023年03月12日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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