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章中我们知道，维佐人说自己是“没计划的人”，意在表达一种短期、当下的经济理念。那么，当他们说“维佐人不喜欢牵绊”时，则是通过否认和消解过去作用于现在的力量来表达他们的权力观念。本章我们将会讨论不同状况下，维佐人生活中三种不同形式的力量在时间中对他们行为与身份的规训。这三种力量包括：习俗与禁忌的限制、婚姻中的姻亲关系，还有萨卡拉瓦国王的权威。在以上所有情形中，维佐人都承认他们不得不被一种“牵绊”以及过去的力量所影响。在下文中，我们将会看到，这些“牵绊”是控制性的、脉络化的，并且是流动的。

习俗与禁忌

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如果询问报道人为何以特定的礼仪举行仪式，为何选择某种行为，得到的回答通常都是——“习俗”。当然，人类学家不会满足于这个答案，他们会觉得所谓“传统”要求，不过是在隐藏仪式及行为背后“真正”的意义，也会因此感到沮丧，因为他们会觉得，以自己的知识储备不足以拨开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很随意的“习俗”，做更深入的探究。

我的维佐朋友们也经常使用“习俗”这个说法来解释他们的行为，他们现在做特定事情的原因是他们从前就做：fa fomban’ olo taloha（这是以前人的习惯），fa fomba bakañy  bakañy（这是过去流传下来的习俗）。维佐人说的风芭（fomba），指的是那些“麻烦”和“严苛”的规矩，不论他们是否愿意，都必须遵守，如果他们不遵守的话，就会有“当场死亡”的风险。维佐人经常说我作为一个瓦扎哈，也就是白人，非常幸运，因为在我的维佐朋友们看来，白人的“禁忌”要少多了（fombanao tsy maro，“你们没那么多习俗”），因此我的生活也要简单得多。对于维佐人必须遵守的那么多规矩和戒律，我不感到奇怪吗？吃了蜂蜜，人就不能笑；夜里不能把煮熟的食物带出门，除非旁边有一支火把；吃了螃蟹，要到第二天上午才可以扔掉壳，也不能去户外洗手；女人不能拔掉面部的毛发等等，就因为这些规矩都是“习俗”，所以人们必须遵守——如果随意改变，不受这种“牵绊”的约束，会被视为大逆不道。我有时候会对这些规矩表现出讶异，其实，我的维佐朋友们也会流露出同样的感受。

即便如此，我十分确信自己选择在沿海地区做研究是明智的。这不仅仅是因为相比内陆地区，沿海地区更宜人，也更凉爽，更关键的是维佐人的习俗比大多数马达加斯加的人们要“简易”得多（fombam-Bezo mora, tsy sarotsy loatsy, “维佐人的习俗比较简易，它们不繁琐”）。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维佐人天性“柔和”，性格“简单”，他们有“一颗柔软的心”。有不少事实可以证明这点。维佐人行动的时候从不携带武器（tsy manday kobay，“他们不带棍子”），这说明他们不喜欢武力，他们只有开心的时候才会酩酊大醉，而且会表现得非常滑稽，从来不会变得暴力。维佐人的“柔和”，可见于他们说话的方式。他们的语调和语速都是缓慢的、放松的，而且语气温柔。在他们对待孩子的行为中，也时刻流露出“柔和”。维佐人会觉得自己太溺爱孩子了，“我们沿海地区的人非常亲切，又温和，不会责备和惩罚孩子们”。如果一个孩子发脾气或哭闹，他的父母会马上安抚他，告诉他哭闹会使人生病，让他停下来。大人们会用特别的歌声哄孩子，念着“好了好了，没事的”，孩子们就慢慢平静下来。因此，维佐人的“温和”也会传递给他们的孩子。

图为维佐孩童在海边玩耍。[图源：bbc.com]

正因为维佐人柔软的性格，他们的习俗都比较“简易”，因为他们无法去应对太严苛的规矩。在这方面，维佐人对女性分娩时的要求就是很好的例子。有一次我和我的干亲去看望亲戚，她们是安坦德罗人，一位女主人向我们描述她分娩时的情形。在生孩子的过程中，她的头和四肢不能移动，疼痛的时候也要保持安静，就因为这是习俗，在场的一个维佐女人感到非常惊讶，她认为这种习俗实在是太“苛刻”和奇怪了，因为维佐女人在生产的时候，如果感到疼痛是可以喊出来的，也可以攥紧拳头，蜷缩身体，这些行为也是“好”的，没什么可羞愧的。另一个在场的维佐女人，她的父母都是安坦德罗人，她的父母从南部搬到贝塔尼亚后变成了维佐人，因此，她几乎不了解安坦德罗人的习俗，一直“遵循沿海居民的习俗”。现在，她变得非常柔和随性，似乎无法像她的血亲安坦德罗人那样强硬，无法坚强安静地生孩子了。

维佐人的习俗很“简易”，还有一个例子是他们的葬礼都非常简短，因为维佐人十分“柔和”，他们不忍看到腐坏的尸体，也无法忍受那种气味：这会让他们觉得难受和恶心，也会让他们感到害怕。与马达加斯加的其他居民尤其是马斯克罗人相比，维佐人的葬礼是非常不同的。马斯克罗人的葬礼要持续几周甚至几个月，没有人觉得腐烂的尸体会令人恐惧，没有人会因为离尸体太近而感到难受或恶心。不过，不管别人多么有勇气去忍受马斯克罗人这种“严苛”的习俗，维佐人“不敢”，因为“他们太害怕了”。

除了“规矩很简易”，维佐人也没有很多禁忌（法栗，faly）。有一次我坐在了门槛上，感到有些担心，因为我知道这在马达加斯加南部是一种禁忌。但维佐人让我宽心，说在这儿没有这种法栗，我可以继续坐在那儿吹吹风。我的朋友解释说，维佐人不喜欢“太多”法栗，是因为他们天性温柔随和，要遵守特别多的戒律对他们来说很困难。法栗，像其他习俗一样，是非常“严苛”的东西，人们违反了它就会死掉，如果维佐人的禁忌太繁琐，他们可能会“无时无刻不在死掉”。

维佐人的习俗和禁忌不像其他人那么“严苛”，也没有那么多，不论我的这种判断是否清晰准确，在这里我的兴趣点是，维佐人认为自己可以去选择习俗和禁忌——他们只保留那些自己柔和天性及随和的性格可以应付的，而且为了适应当下的欲望和倾向，他们还可以去控制这些习俗和禁忌。在风芭和法栗方面，有一个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例子，就是捕海龟。前文提到海龟被认为是非常“麻烦”的生物，因为它们很难捉，而且捕捉时要遵守很多规矩，但我去调查这些规矩时，我确信过去的人在遵守时要严格得多。他们告诉我，关于捕海龟的规则和限制，都源自然加（ranja）祭坛。人们在这里杀海龟，烹饪，以及食用。海龟的壳和头也会被放在这里展示。但为了让事情变简单一点，有些人决定弃用这些祭坛，看看是否仍然能抓到海龟。最后人们发现这样也可以，因此（我的报道人告诉我）这种祭坛逐渐消失了，捕海龟的规矩也被放宽了。

一方面，不论有没有祭坛，维佐人还是会遵守大部分的规矩：他们要在海龟活着的时候撕开龟壳，切下海龟肉；他们要确保没有血滴到地上；不使用盐；将女人不能吃的部分放到一边；他们不在市场上出售海龟肉；还有，他们仍然在房屋附近的围栏上或者屋顶的后面展示海龟的头。他们告诉我，所有这些行为都是他们作为维佐人的标志。另一方面，让这些习俗变得“容易点儿”，也让他们不用担心自己没遵守法栗的时候会“当场死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位老妇人的儿子给了她一片海龟肉，她在第二天将其装在小盘子里，藏在自己的篮子里去市场上售卖后依然安然无恙。

其实，我的维佐朋友们清楚，他们对自己的习俗和禁忌本来是什么样子也不太确定。因为如果一个法栗比较麻烦，他们会找出一种方法绕过去；如果太难遵守，他们会简化它。我见过太多无休止的争吵，并不总是因为我问了有争议的问题，甚至大多数时候都不是因为我的发问，而是他们自己会就仪式的正确礼仪、固定时辰以及该邀请的人争吵不休。有一次，在漫长又毫无结果的讨论结束后，有人提议说我可能知道正确的做法，因为我已经对维佐人的习俗做了很久的研究。

参与太多这样的争论后，有一次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维佐人会那么经常地“死掉”，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正确的。而当地的哈宗满加，就是离危险最近、最容易死掉的人。哈宗满加是联系活着的人和已故祖先的媒介，通常是一位长者。他们处于非常难做及危险的位置。如果祖先不高兴了或者大家有什么不当之处，祖先发怒了，就会把脾气发到哈宗满加身上。因此，如果一场仪式的时间错了或者流程错了，哈宗满加很容易就“当场死亡”。有一次，给祖先祭祀供品的仪式被推迟了一周多，因为人们一直在争论这场仪式应该在黎明还是黄昏进行。这个故事中有意思的地方是，每个人都知道任何一个小错误对哈宗满加来说都将是致命的，但是没有人觉得哈宗满加自己知道正确答案。哈宗满加似乎处于一种很尴尬的身份与地位：他本来应该是知晓最多传统习俗的人，他的权威，本应该基于这方面知识的复杂性，但因为维佐人讨厌复杂，避免牵绊，他会经常碰到直接威胁到他生命的错误行为，这些知识实际上是无法被保留和传承的，他的权力也因此而不断地消失。

婚姻中的捆绑与制衡

维佐人对习俗的“简化”，减少了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死掉”的危险，同时也意味着个体拥有更大的自由度。这一点在维佐人的婚俗上尤其明显，对维佐人来说，婚礼也是一项非常简易的习俗（fanambalia aminny Vezo mora mare,“和维佐人结婚很容易”），这种简易体现在婚礼上，婚礼只需要几升朗姆酒（filako raiky avao, de vita amin’zay，“整瓶酒就结束了”），当“仪式完成”时，新人的关系也就建立了。

在维佐人的婚礼上，新娘的亲戚们齐聚一堂，而新郎和他的家中长辈要用饮料招待到场宾客。新郎那方会带上一罐当地的自制朗姆酒、几瓶合法购入的蒸馏朗姆酒，再加上四五瓶软饮6。由于办一场婚礼实在是太便宜了（比如说我的一位干亲，他的婚礼只花了25000马达加斯加法郎［简称FMG］，也就是捕鱼一天的收入，当天还被亲戚们称赞，他提供的饮品真丰盛），婚礼似乎只是为了“高兴一下”，就像“出门散个步”的性质一样。

结婚特别“容易”也意味着，维佐男人和女人可以经常结婚，他们可以有多达“20个配偶”。我在贝塔尼亚的朋友们，都很喜欢告诉我他们有多少个妻子、丈夫、情人，还有孩子。有一次我请一位叫莫蒂的30岁男人跟我讲讲他的爱情和婚姻，他只好承认自己很难记住全部的爱人，如果要包括在“所有地方”的话。最后我们只好决定，让他回忆与他办过婚礼的女人，以及为他生过孩子的女人。莫蒂回忆起来的第一个女人，是他15岁时在一次守夜中遇到的。这个人最后并没有成为他的情人或妻子，但她是第一个与他发生性关系的女人。然后，他提到了一个与他生了孩子的女人，这个女人在她父亲的房子里生下了孩子，一个月后，莫蒂与她举办了婚礼，这个女人也搬到贝塔尼亚和莫蒂住在一起。一段时间后，莫蒂想去政府部门给这个孩子办理登记，给孩子办身份证，但女人不让他去，她说，“这个孩子不是你的”。莫蒂觉得“这话很难听”，他们大吵一架，然后莫蒂让女人带着她的孩子离开。很快，莫蒂就在贝塔尼亚的南部村子罗沃贝中找到了一位新的爱人，这个女人怀了他的孩子，但是莫蒂没有和她举办婚礼，她也从来没有过来与莫蒂一起住过。不过，有一次孩子病得很严重，这位妈妈到贝塔尼亚来找莫蒂，莫蒂陪着她去了医院。然而，孩子在医院里去世了。两年后，一个和莫蒂有过短暂关系的情人生了一个孩子，这一次莫蒂也没有为她举办婚礼。三年后，一个来贝塔尼亚走亲戚的女人成了莫蒂的爱人，又生了一个他的孩子，莫蒂想要孩子和他住在一起，但这个女人拒绝了。在那之后几个月，特莎，一个和莫蒂已经在一起一年多的女人，搬来了莫蒂这边，和他住在一起。三年后莫蒂才举行了婚礼。不久后，这位莫蒂最后的妻子终于怀孕了。当我离开贝塔尼亚的时候，特莎依然和莫蒂住在一起。

虽然我描述的是一个维佐男人的经历，但对于女人也一样。维佐女人同五个不同的男人结婚，离婚，离开他们，回到自己的父母身边，再与第六个男人结婚，这样的事情很常见。比如说特莎，和莫蒂在一起前，她在24岁时就已经结过一次婚，另外还有两个情人，并且怀过两个孩子。因此，虽然看起来是维佐男人花很少的钱就可以举办婚礼，结婚很“容易”，但维佐女人也从中受益。我同维佐人讲述了我在斯威士兰做田野调查时观察到的婚俗。在斯威士人（Swazi）那儿，男人需要给女方家庭至少10头牛才能结婚，我的维佐女性朋友都觉得“这是对女性很恶劣的习俗”。她们认为要是如此的话，女方的家属一定会让他们的女儿或姐妹保持婚姻关系，因为他们不愿意放弃那些牛，而维佐女人就不一样了，在她们看来，自己从来不用迁就男人，只要她们想离开，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阻拦。

不论是从男人还是女人的视角看，维佐人婚姻的重要特点是，人们不会被永远地捆绑在一起，婚姻关系非常容易，因为既容易达成，也容易解除。但是，如果一段关系在政府部门注册了（“如果写在纸上了”，vita soratsy），离婚就没那么容易了。基于这个原因，人们告诉我“维佐人不喜欢去政府登记结婚”。一位在贝隆的朋友，她懂一点儿法语，经常反复地对我说，维佐人更喜欢他们自己“简易”的婚俗，因为他们热爱自由，其他人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大家会说维佐人之所以避免去政府“登记”结婚，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固定的关系”。在这一方面，维佐人轻而易举的婚姻关系，也被看作让他们不受任何牵绊的普遍方式之一。

只要婚姻关系还在持续，婚姻就为之前毫不相关的两家人带来了新的关系（不同的人）。通过结婚，这些人获得了新的姻亲角色，同时他们也尊重彼此。维佐人经常强调，结婚给他们带来的是平等的关系，因为婚姻是“用女人换男人”。在这种交换中，失去女儿的那方将会获得一个儿子，反之亦然，因此，“没有人地位低，也没有人地位高”。这种平等的原则在双方父母对彼此的称谓中体现得很清楚，他们很少使用亲属关系的称呼，而是使用“孩子爸”、“孩子妈”这种以孩子为中心的叫法。在他们的观念中，一对新人的父母也如同兄妹，因为他们被双方孩子的婚姻联系到了一起。像兄妹一样，这两家人是平等的。因为之前的交换也是平等的，所以两边都会表示：“这是我的孩子，现在不仅仅是我的了，也是你的孩子。”很

双方都会尊重彼此，因为他们各自的孩子都与对方有婚姻关系（“因为我的孩子与对方家庭中的人结婚了，所以我尊重他们，他们也尊重我，因为他们的孩子与我们家庭中的人结婚了”）。

尽管维佐人会强调婚姻中的平等关系，有时候也会存在让某一方“地位高”、另一方“地位低”的情况。有一次，一位老人向我描述婚姻中的平等关系，用的很多也是我上述的例子。旁边有一个年轻人，正在修理他的渔网，突然打断我们说，“他们要娶你女儿也会让你的地位变高呀”。年轻人解释说，这位老人未来的亲家一定得来拜访他，问他愿不愿意嫁女儿，还需要再次请他参加婚礼，才能得到他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老人就会处于一个更高的地位。老人对这种说法不置可否（“是的，的确”），但他仍坚持强调在婚姻关系中“没人地位更高或更低”。

乍一看，这种交谈没有达成一致。年轻人说的话似乎在质疑姻亲双方之间的平等关系，老人则固执地认为姻亲关系是平等的。而事实上，这两种说法正好相互补充。年轻人说的话与在婚姻关系中“没有人地位低，也没有人地位高”的说法不仅没有矛盾，而且恰恰因为娶媳妇的那一方必须通过行动来请求嫁女儿的那一方，两者之间才具有平等的关系（参见Bloch，1978）。

对维佐人来说，一段正常的婚姻关系，婚后要么自己住，要么从夫居，也就是男方要带着女方住在自己家中（下文我还会讨论从妻居）。所以，从女方家庭来看，结婚就意味着女儿或者姐妹要离开家。虽然维佐人将婚姻描述成一种以女换男的平等交换，但女儿搬出了家门，却没有一个儿子搬进来，抵消所产生的情形，实际上女方家庭是遭受了损失的。所以，在女儿搬出去前，新郎及他的家人们向女方家人示好，以求得女方的迁出。

就像年轻人表达的那样，这种示好给予了嫁女儿的家庭一种（暂时的）高地位。女婿需要去女方家中拜访很多次，和妻子一起或者是独自一人，每一次都要像他第一次上门提亲时那样。女婿这样的交往行为，是为了对自己的岳父岳母表示尊重，作为女婿，一再“放低自己”，男方在这时的地位是较低的。虽然女方家长不会明确地表现出自己地位更高，但通过肢体语言和交谈语调中的微妙变化，还有造访的目的及时间，这种差别不难被察觉。

女方家长在这种情况下的高地位，表现在他们留在自己家中，而女婿必须上门拜访。但造访结束后，女婿又一次离开女方家，就像他第一次“上门提亲”时一样。这时候，他就成了地位高的人，因为就像最初那次一样，他带着女方的女儿离开了家。正是女婿在女方家中长时间进行这种规律的、钟摆般的交往行为，双方的家庭才处于平等的关系中（“没有人地位低，也没有人地位高”）。

如果说是女婿在向内和向外的交往中来回移动，使得姻亲双方保持着平等的关系，那么就很好理解为什么相反的情况，也就是岳父岳母去造访女婿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毋需多言，当岳父岳母因为某些原因去男方家中造访时，比如下文第八章中会提到的“入殓仪式”，人们通常会寻找一种途径来中和这种向外移动所隐喻的低地位，并再次重建（短期的）高地位。这时，被邀请去“参加仪式”的姻亲们大多会向组织那方的家庭送些礼金，而女方的家长则会送出一头活牛或者一大箱啤酒，宾客赠予的这些实物消解了在活动中当女方家长以不同于平常的身份拜访男方家时人们对这种地位转换的关注，也让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女方家长在活动中提供的重要贡献上。此外，有时候来访的一方会送出浮夸的礼物，这其实是带着某种对自己身份的夸耀，目的是强调自己在完成该次“仪式工作”的过程中所做的贡献是必不可少的，也借此向接受者示威，从而弱化自己作为来访者的低地位。在这种时候，女婿必须降低自己的地位，以主人的身份特别注意关照女方的家人，并且用大量的饮料招待来宾，以示尊敬，从而在岳父岳母带来大量礼品后，再次使双方地位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在通过抵消不同的等级关系来获得平等地位这件事情上存在一个反例，它发生在女婿被要求参加他岳父岳母家的“入殓仪式”时。在通常情况下，人们邀请女婿参与活动，以示对女方家庭的尊重。但是女婿要注意，自己所做的贡献不能太突出，因为这样会喧宾夺主。下面要讲的这个反例，恰好就是女婿僭越了。女婿在造访中说自己要送一头牛，而在座的其他人都送不起这么贵重的礼品，他的岳父马上喊道，没人需要这位女婿来帮忙，完成这次仪式也不需要女婿来参加，然后粗暴地勒令女婿离开。之后，双方的家人来打圆场说，这位女婿和岳父一定是喝醉了，不然不会对彼此讲如此难听的话，这件事也就这样过去了。而实际上，所有人都清楚这件事是女婿做得不合时宜，是女婿的错。女婿在他的岳父面前本该将自己的地位“放低”，然而，他却没有表现出恭敬和顺从。维佐人反复提及的一点是：如果一个人从别人那里娶了妻子，他在去对方家中拜访时，永远都要记得说话客气。

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即使维佐人说婚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在婚姻中，“没有人地位低，也没有人地位高”，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否认因婚姻所造成的等级关系。在人与人之间，有人处于高的地位，有人处于低的地位。然而，他们也会强调，这种等级上的关系是由当时的事件决定的。不同的背景决定了当下谁的地位高，谁的地位低，在特定的地点和特定的时间点是不一样的。之所以有时候会说嫁女儿的一方地位高，并不是在反对因结婚所产生的关系是平等的这种说法。这两种说法源自不同的角度，也是相互补充的。一方面，婚姻被看作一种等级关系，它构建于一个非常具体的时间点及空间中；另一方面，婚姻又被看作一种平等关系，它构建于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与等级有关的事件一直在彼此消解，从而中和为一个平衡的状态。正如以上所述，由于婚姻关系不是平衡的（在没有行为产生的影响来协调时），对维佐人来说，从妻居才会是个很大的问题。

从妻居，即婚后和妻子住在一起，从空间上看，从妻居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按照“男人跟着女人”的婚姻形式。这在维佐人那儿被视作“不好的婚姻”，它不仅有违传统，而且还非常丢人。维佐人不喜欢这种婚姻是基于以下原因：人们假设所有婚姻都会在一段时间后破裂，当一对夫妇吵架，分开，不论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跟着对方的那个人必须离开共同的家。从习俗上看，女人“头顶自己的家当”回娘家，这很普遍，会被视为合理，因此，“一个男人扛着自己的家当离开”，会被视为丢人。而如果是从妻居，婚后“男人跟着女人住”，这种情况是一定会发生的。因为开始他要跟着女人，过一阵子后就会被迫离开家，遭到“这个男人像女人一样”的议论。

这种婚姻所引发的行为，会不断强调从妻居的定义，以及它丢人的原因。因为当男人跟着女人时，在男人去女方家中提亲后，他还会继续待在女方那里，因此他就永远地（除非他离开自己的妻子或者被妻子赶走）处于那个位置上。而那些自己搬出去住或者采取从夫居的女婿们，只是在拜访岳父岳母时才会暂时处在那个位置，他们可以在不同的地位间摆动，从妻居的男人却无法这样，他们的地位是固定的。因此，那些只是仅仅因身份或者所处的境况而暂时感受到的低地位，在从妻居婚姻关系中的男性那里是永久存在的。

虽然从妻居被视为是“丢人”的，但我们进一步看，又会发现各方在态度上存在一些微妙的问题。对于得到女婿的女方家庭来说，应该很喜欢入赘这种方式，因为他们获得了一个新的人手，可以给家里帮忙。反而是作为入赘那方的男性，应该有很多理由讨厌这种婚姻：他要一直担心自己会不会被赶走；他没有话语权，因为在家中他的岳父是“一家之主”，而不是他；他不得不干很多活儿，因为他的岳父岳母可以指挥他。

如果一个男人选择“跟着”女人就意味着可能会碰到以上情况，人们一定会好奇，为什么他最初要选择一段从妻居的婚姻呢？答案就是，他是个懒汉，另一种描述是“找安逸的人：哪儿凉快哪儿待着”。男人跟着女人走，唯一的原因就是他懒得盖房子，有房子才能带着妻子和自己的财产搬进去住。不论是在亲戚的地盘，还是在村里任何一片空地上，由于盖新房子非常便宜（我听说马洛法斯不到一周就收集够了盖房子的木材），所以说一个有计划的年轻人，在结婚前就会盖好房子，这样当他“开始找老婆”时，他就已经有带老婆住的地方了。

我发现这种说法很容易带来一种偏见。其实，当我问人们真实生活中有没有一些从妻居的例子时，人们承认，大部分“跟着女人”的男人都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这就很好理解了。新来的居民在这里没有本地的亲戚可以依靠，他们更倾向于搬去和他配偶的家人住在一起，而不是独自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尤其是当一个男人不是维佐人，而他又要学习成为维佐人时，这种情况就更合理了。）虽然存在这些特殊的境况和理由，但维佐人还是坚持认为，“男人跟着女人”，是因为他们“懒惰”。

再进一步看，维佐人宣称一个男人选择一段从妻居的婚姻是因为懒惰，其实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矛盾。对女方家庭来说，婚姻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是家中多了一个可以使唤的劳力，这个人也愿意随时帮助他们，而从妻居只会减损他们的利益（如果婚姻关系彻底结束的话）。因为事实上住进来的女婿，从定义上说，是一个懒汉，他们本应该得到一个好儿子，却只得到了一个大懒汉。实际上，人们也承认，这种什么好处都没得到的情况常有发生。

然后，在这种关系中，被人们认定为懒惰的女婿，其实很容易觉得心里不平衡，他会感觉到依赖、畏惧、不公，而如果他想要打破这种不平衡的关系，就必须去打破女方家长的权威地位。因此，虽然这种婚姻从整体上看并不是平等的，但女婿的懒惰也造成了另一种暗藏的地位等级。再次强调那个事实，一个男人让自己在和女方家长的关系中处于低地位，唯一的原因就是他的懒惰，那么也表示，为了脱离这种不平衡的依赖关系，脱离这种丢人的处境，有一种很简单的方式：不要懒下去了，自己搬出去住！只要这么做，女婿就可以从这种将他固定在一个卑微地位上的关系中解放出来，他可以重建自己的等级关系，以那种钟摆式的来往行为，来让不同时间点和空间下存在的不平等，转化为一种长期的整体上的平等。

国王的故事

然而，“牵绊”并非总有约束力，也并非总能将人们的行为融入与牵绊相关的脉络中。这一节，通过分析维佐人关于萨卡拉瓦国王统治时期的记忆，我们将知道维佐人怎样回应那些来自权力的、在他们看来没有弹性的约束。萨卡拉瓦的国王曾统治着马达加斯加整个西海岸，迄今为止，维佐人有过的国王，都非常暴力、不可理喻、阴晴不定。在强权的统治和规则下，维佐人逃离了，这也是他们至今仍选择铭记的重要斗争。

当我问，维佐人从前是萨卡拉瓦国王的臣民吗？得到的典型回答是，自从白人来了马达加斯加后就没有国王了。他们隐含的意思是，那些过去的东西不存在，他们没兴趣讨论。虽然通过大量不懈的追问，我也有几次让我的维佐朋友们将思绪拉回过去，但他们也没有说起任何维佐人和萨卡拉瓦帝国相关的记忆。大家说，“维佐人没有国王”。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当国王要求维佐人进贡一些海龟或长吻鼻鱼作贡品时，维佐人不能拒绝，因为国王非常野蛮、暴躁，他可以处死任何一个不顺从他的人。同时，他们让我觉得，萨卡拉瓦国王对维佐人不甚在意，因为“维佐人没有财产，他们没有田地，也没有牛”。另外，有人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来描述国王有多愚蠢。有一天，一位国王来到维佐人的村庄收取贡品，村民们将一筐筐肉质极好的鱼干送给他，但国王担心自己的子民会给他投毒，于是要求将这些鱼干都放到水里煮，然后让一位维佐人去喝。这一系列令人反感的事情结束后，那位村民还活着，国王就把鱼带走了。但显然，那些好鱼干已经被糟蹋了：多么愚蠢的浪费行为！

其实，我的大多数报道人在回答关于过去国王和王国的问题时，都会讲述一个固定模式的故事，那是一个关于反抗的故事：“如果国王来到海边，维佐人就会出海，因为他们不想在村里等着见国王。”即使在关于维佐人的文献描述中，他们确实经常乘着独木船逃跑，躲开国王和敌人，但在这里，我在意的不是这种记录在历史上真实与否，我感兴趣的是，在维佐人看来，他们是因为什么原因而逃离的呢？为了寻找这个答案，我经常将话题转移（通常是失败的）到那些关于国王和他的维佐子民之间关系的场景上，提出这个问题：那些国王来海边是做什么的呀？

我的报道人回忆，国王来访通常有两个目的。一是征收贡品，比如一些维佐人的典型产物，海龟，还有一些特别贵重的鱼；但他们也会来“调查大家的祖先”，这个意思是，询问人们其祖先是谁以及他们从哪里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一次我想记录一位老人的家谱，他非常恼怒地质问我：“你以为你是国王吗？”

将贡品献给国王是一种表达忠诚的方式，也表明自己愿意做他的子民，因此，当维佐人忽略国王的要求，自己逃到海上去，他们非常成功地拒绝了被当作子民。但是，为什么那些国王要来“调查大家的祖先”呢？为什么维佐人那么不想被询问呢？虽然第一个问题没有被回答，但是我得到了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再一次是这样的内容，“维佐人不喜欢牵绊”。

为了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弄清楚人们的陈述背后隐藏的含义，我们必须看看萨卡拉瓦王国的历史文献了，尤其是关于这个王国和他的子民之间关系的内容。在各位学者的研究中，可参照的文献有很多（Lombard，1986，1988；Feeley-Harnik，1978，1982，1991；Baré，1977；Schlemmer，1983；Fauroux，1980；Lombard，1986，1988；Feeley-Harnik，1978，1982，1991；Baré，1977；Schlemmer，1983；Fauroux，1980）。各位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有很大差别，南部和北部王国的政治组织及宗教组织各不相同，但这些研究都提到了一个概念，我们姑且将其称为“政治身份”。概括来讲，这种身份是一种重新创造的身份，对于那些之前是独立的，而如今成为子民的人们，统治者通过统领、创造新的社会秩序和仪式规范，给他们一个新的标准，定义一个以帝国为中心的身份，以此来达到征服的目的，让人们在新的领域重新定义身份，这一领域就是历史。

像马达加斯加的其他人一样，萨卡拉瓦人关于自己的过去有两种不同的叙述方式。安噶诺19指的是那些关于植物、动物和人类的故事，讲述者和聆听者都非常清楚它是不真实的（也就是说都是假的），它们主要的特点是故事是有套路的（Feeley-Harnik，1978：410）。坦塔拉则相反，它是真实的过去的事情，通常是关于祖先的故事，一直流传到现在：它讲述的是“一系列真实发生过的事”，再将它们排列至从过去到现在的时间线中（Feeley-Harnik，1978：411）。如费里– 哈尼克（Feeley-Harnik）提到的，“历史”（也就是坦塔拉）不能是分散的，因为拥有历史代表着拥有一种政治及宗教上的权力和威信”（Feeley-Harnik，1978：402）。所以，“从整体上来说，萨卡拉瓦帝国的历史只有一种坦塔拉，对萨卡拉瓦帝国的意义就是描述从它的起源到它现在的地位”（Feeley-Harnik，1978：411）。而对萨卡拉瓦的子民来说，只有一种坦塔拉，意义是描述他们及自己的祖先怎样与这个帝国相联系，不论身份是王族还是平民（Feeley-Harnik，1978：410，404）。也只有通过这种联系，人们才会被放置在“历史”（这里指的是国王的历史）中，也才能被定义为王国的子民。

图为维佐人正在准备出海捕鱼。[图源：wwf.panda.org]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维佐人的故事中。当国王来到海边想要“调查大家的祖先”时，维佐人乘着独木船逃跑了。我们知道，“历史”讲述的关于王族和平民的故事，其分布是不平等的，在不同的平民之间也是如此。此刻，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国王所调查的问题中深刻的政治意义了。询问维佐人他们的祖先是谁以及他们来自哪里，相当于在询问他们的坦塔拉。国王通过维佐人的家族史来知晓人们如何描述自己的“历史”，这便是一块又一块统治者重建自己“历史”的砖瓦，也就是国王的历史的构建方式。因为维佐人的家族史中包含着他们的“历史”，就可以将“活着的人们的祖先”归入王国的普遍历史中，这是一种将之前独立的人民转化成帝国的子民的方式。而维佐人乘着独木船逃到海上去，拒绝呈上贡品，也拒绝向国王透露他们的祖先是谁，拒绝讲述他们从哪里来的历史，从而避免了维佐人被归为大帝国的一部分。因为，在萨卡拉瓦的统治之下，人们只能看到一种“历史”，那就是成为王族的历史组成（将人们放入一系列的从过去到现在逐渐清晰的王族事件中），维佐人拒绝成为“萨卡拉瓦历史”中的一部分，也就是在拒绝这种被重构的“历史”。

维佐人记忆中从国王统治中逃离的事件，也进一步明确了他们在过去和现在都不喜欢“牵绊”。反过来，这也是一种他们对自己现在身份的有力表达，我们刚刚已经分析了维佐人真实发生过或者想象中的逃离所带来的结果——让他们独立于“历史”之外。费里– 哈尼克提到，没有历史或者“失去了历史”（Feeley-Harnik，1978：411），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因为“历史是空白的，人就无法拥有现在的身份”（Feeley-Harnik，1978：411）。如果一个人的身份是由过去所构建的，当然会这样，他所指的人们的身份，是由“历史”所给予的，也仅仅在维佐人觉得记住自己的祖先是谁，国王问询后，他们会被认为是谁，这样的事件是有好处的，这种情况下才成立。一旦我们承认，身份并不需要由过去来定义，那维佐人从国王的调查中逃跑，其实没有让他们失去身份，反而对另一种身份认同模式做了明确的抵抗，以此强调了维佐人自己的身份认同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维佐人认为，自己的身份是由当下做的事情所决定的，而不被任何自己或别人的“历史”所定义。

对抗稳定

这一章主要是为了阐明维佐人不喜欢“牵绊”的特点，介绍维佐人在不同领域和条件下所遭遇的与牵绊相关的体验，以及他们所发展出的用于抵抗、协调以及回避那些限制的独特策略。

维佐人认为，约束他们的传统、规则和戒律都来自过去，他们称这种力量为“麻烦”，落到谁的头上谁就甚至有可能会死。然而，维佐人也说，由于自己的柔和与随性，他们无法处理太多的“麻烦”事。如果按规则遵守每一条风芭和法栗，他们会“无时无刻不在死掉”，因此他们有意识地在那些“严苛”的传统中选择，有多少自己真的可以遵守，这种意识逐渐地反转了整个假设：规则和限制，就是“社会”用来强制其成员的。那些定义明确的、一成不变的限制，那些风芭和法栗，都可以不被继承，反而可以由自己控制——为了适应维佐人自己的性格和倾向，被简化和放宽。一旦人可以和习俗“打商量”，它似乎就不再是那么重的负担了。虽然维佐人认为习俗非常“麻烦”，但是，自己的“柔和与随性”以及相关限制会给他们带来的约束，在很大程度上让维佐人产生了一种自主性。维佐人可以自己灵活地决定，哪些过去的习俗是他们现在也需要遵守的。在这种“柔和与随性”的部署之下，维佐人成功地放宽了过去习俗的“牵绊”对他们的影响。

在婚姻的背景下，其战略也是相似的。虽然维佐人结婚是一种非常“简易”的习俗，它并不会永远地将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绑定在一起，但婚姻关系依然在嫁出女儿和获得妻子的人之间造成了一种不平等，有的人地位“在上”，有的人地位“在下”。婚姻关系会将人们绑定在一种长期持续的位置上，它决定了角色，也限制了行为，而维佐人面对这种境遇时的解决方法就是，当一个地位高的角色或/和一个卑微的角色出现时，给他们创造新的环境，并长期在其中弹跳，结构上地位的不平等可以在当下不断地被重新定义。这就好像一支复杂的古典舞，娶媳妇的一方和嫁女儿的一方彼此靠近又疏远，“抬举”那些“低”地位的人，“放低”那些“高”地位的人，通过将婚姻中那些“严苛”的、固定的部分条件化、背景化，重新融入当下生活的脉络中，维佐人再一次避免了长期的“牵绊”。

同样，维佐人今日关于从国王那儿逃走的记忆也是如此。当他们面对强权不再具有强大的自主性时，他们选择逃离明摆着要建立并控制自己身份的权力源头。萨卡拉瓦国王强迫人们进贡，自己却因为心虚和愚蠢糟蹋了贡品。他们还要运用自己的权力，告诉人们他们的身份是谁，更准确地说，是告诉人们，他们只是国王们的控制和表达中，那个“历史”里的碎片。但就像维佐人如今所回忆起来的，维佐人懒得去觐见国王，他们选择逃离。利用他们可以随处迁移的能力，以及不存在与陆地的物质牵绊，他们再一次阻断了过去来定义现在的身份。

书籍信息

《依海之人》

[英]丽塔·阿斯图蒂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

作者简介

丽塔·阿斯图蒂（Rita Astuti），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性别、身份、亲属关系、认知人类学、发展心理学、跨文化研究等。她长期研究马达加斯加的维佐人，自1987年起多次进行田野工作。近期她重返马达加斯加，以新的研究设计，包括与心理学家协同跨领域研究，探讨维佐人的各种认知概念，进行不同文化间的比较，重新检视西方人类学、心理学的概念、理论和预设。

〇本文节选自《依海之人》，第四章“拒绝牵绊的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为维佐人的捕鱼船。[图源：Wikipedia]

〇编辑 / 排版：阿蛋

〇审读人：毕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