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裔文学教授维克托·克伦培勒有长期写日记的习惯。1933年夏天，他在大学里看到“员工们在走廊相遇时，不断举起他们的手臂”。敬礼替代了简单的“日安”或“你好”，并迅速成为支持纳粹政权的明显而公开的信号。纳粹在建立第三帝国的时候，这种现象在德国随处可见。对那些被问候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公开的、几乎带有威胁性质的手势，含蓄地告诫他们应该以还礼来顺应时局。对于一个在1933年从另一个国家来到德国、游走在德国城镇大街小巷的访客来说，这似乎表明所有人都在全力支持新政权。

看过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执导的电影《奇爱博士》的人，都会清楚地记得由彼得·塞勒斯（Peter Sellers）扮演的疯狂纳粹科学家，他在兴奋时会不由自主地举起右臂行希特勒举手礼。尽管他努力克制不要举起右臂，却毫无收效。手臂呈45度角向斜上方伸直，这个单一的形象提醒我们，战后美国的一些军事科学家的职业生涯开始于纳粹德国，而且行希特勒礼已成为希特勒及其政权支持者的第二天性。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不同阶级、军衔和教派的德国人似乎已经使纳粹礼所表达的效忠成了思想行为的一部分。

但这究竟有何含义呢？“万岁！”并不仅仅意味着“万岁”，这个词还包含了康复、健康和良好祝愿的意思。因此，“希特勒万岁！”隐含着对希特勒身体健康的祝愿，同时也是在乞求至高无上的希特勒赐予问候人健康的身体。在这两种情况中，无论两个德国人何时相遇，希特勒都是作为无所不在的第三方被提及的。人们都知道这些附加的含义，有些人至少会对此加以取笑。如果将“万岁！”看成一道命令（“Heal Hitler”，意即治愈希特勒），而不是一个愿望，在回答这个问候语时你就可以说“你自己去医治他吧”，意思是希特勒生病了或精神失常了；或者有人对你说“希特勒万岁！”的时候，你可以假装天真地问：“他与此有什么关系呢？”从而暗示这个敬礼是不必要的，也是不恰当的。

迅速而僵硬地将右臂移动至所需角度，意味着敬礼人必须后退一步，与敬礼的对象保持一定距离，以避免发生危险［据说，纳粹驻伦敦大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在英国宫廷里被正式召见的时候，他让害羞又口吃的国王乔治六世大惊失色——他向国王大喊了一声“希特勒万岁！”，向上猛地举起右臂，行了一个很精神的纳粹礼，差一点碰到国王的鼻子。难怪里宾特洛甫很快就被称为“冯·拍砖”（Von Brickendrop）］。纳粹礼所产生的距离取代了握手的亲密感，人与人之间变得疏远，只是在效忠希特勒的问题上才将人们团结了起来。

纳粹礼反映的是德国的民族身份，所以也经常被称作“德国式问候”。实际上从1937年起，犹太人就被禁止行纳粹礼，如此一来，这句问候语就成了所谓种族优越性和种族团结的象征。在信奉天主教的德国南部，人们从前打招呼通常用的是“上帝问候你！”（Grüss Gott!）用“希特勒”替换“上帝”之后，希特勒便获得了神圣的地位。就这样，纳粹礼用一个全国性的手势替代了各地区不同的问候语——从南方的“你好”（Servus）到北部海岸地区的“莫恩—莫恩”（Moin-Moin），肯定了德国人的德意志集体身份，在纳粹的事业中，德意志人作为一个种族被团结在了一起。

社会学家蒂尔曼·阿勒特（Tilman Allert）在《纳粹礼》（The Nazi Salute, 2008）一书中说到，“德国式问候”将纳粹政权带入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大家都在行纳粹礼，那些也许起初不愿意行礼的人可能会感到十分无望，寡不敌众。最终，他们也觉得别无选择了。纳粹礼的影响极其深远。人们在公开场合行纳粹礼时，“德国式问候”便使人们的相遇军事化了，它表明个人已经成了在纳粹领导下为战争而动员起来的社会成员，它减少了人们的个性意识，破坏了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承担道义责任的能力，而将责任放在了希特勒的手中。

然而事实上，人们往往是在胁迫之下行纳粹礼的。特别是在纳粹掌权的头几个月，持不同政见和反对纳粹政权的人可能会遭到冲锋队员的殴打或被投入集中营，因而许多人完全是出于恐惧才屈服的。张贴在德国大街小巷里的海报要求“德国人使用德国式问候”，意思是那些不行纳粹礼的人就不能算作德国“人民共同体”的一部分，而是局外人、被排斥者甚至敌人。记者夏洛特·比拉德（Charlotte Beradt）的一位熟人、当时的社会党党员曾对她说，他曾梦见纳粹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到他工作的地方拜访他，但他发现自己很难举起右臂向部长行纳粹礼。当他经过半小时的努力，终于举起右臂的时候，戈培尔却冷冷地说：“我不要你的敬礼。”这件逸闻里的恐惧、焦虑和怀疑便是第三帝国开始的时候，许多不是纳粹党成员的德国人对纳粹礼的典型态度。

然而，即使在当时，人们也常常用回以往惯用的问候语，在行完纳粹礼之后再说上一声“日安”并握手，后来这种情况就更多了。渐渐地，“希特勒万岁！”成了多少有些烦人的套话，人们巴不得赶紧说完，好真正开始问候对方，重新和朋友、亲戚、同事或熟人建立起联系，恢复被讨厌的纳粹礼暂时扰乱了的惯用社交方式。

总而言之，初始阶段的暴力和恐吓结束以后，人们很快就不再行纳粹礼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去柏林的游客们就已经注意到，纳粹礼没有以前那么常见了。直到今天，慕尼黑仍有一条被称作“逃避者小巷”的狭窄街道，当时人们为了避免向附近的一座纳粹纪念碑行礼，便会绕道从这条小巷走。1940年10月，德国显然不可能通过轰炸使英国屈服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威廉·L.夏勒（William L. Shirer）此时发现，慕尼黑人已经“完全停止说‘希特勒万岁！’了”。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战败之后，党卫军安全处报告说，人们已不再使用“德国式问候”，而事实上，在战争结束前很久，除了在纳粹党狂热分子之间还在使用之外，纳粹礼几乎已经消失了。1941年9月，维克托·克伦培勒注意到使用“德国式问候”的人减少了。这位因关注大量细节而很有价值的日记作家，开始对使用“德国式问候”的人进行统计。他去了一家面包店，发现有5位顾客说了“下午好”，2位说了“希特勒万岁”；而在一家杂货店里，他发现所有的顾客都说了“希特勒万岁！”。他问自己：“我看见的是些什么人？”“说这些话的又是些什么人呢？”

德国人即使在必须行纳粹礼的时候，有时也可能将其变成反纳粹政权的蔑视性手势。1934年，巡回马戏团演员受到警方监视，因为有人报告说他们一直在训练猴子行纳粹礼。有这样一张照片，巴伐利亚彭茨贝格市（Penzberg）的矿工们聚集在一起举行庆典游行，他们用各种方式挥舞着手臂，毫不理会站在他们身后为他们示范纳粹礼正确姿势的希特勒青年团。

人们行纳粹礼往往出于投机，是为了自保，有时甚至借机表达含蓄而温和的抗拒，再考虑到德国人越来越拒绝或忽略纳粹礼，或在行礼之后再加上抵消纳粹礼效果的传统问候语，这些事实都证明，蒂尔曼·阿勒特断言纳粹礼“带来了人们自我意识的崩溃”，因为人们“试图逃避正常社会交往的责任，拒绝与他人接触，任由社会习俗衰败，并拒绝承认人际关系中固有的开放性和矛盾心理，也拒绝承认社会交流”，是受到了假象的蒙骗。生活并没有这么简单，虽然有时候社会学家会这么认为。

作者: [英] 理查德·埃文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品方: 新思文化